看見殷商 華麗文物背後是一個大時代的興衰

卜甲 亞醜鉞 雙面銅人像 銅質手形器 婦好鴞尊

◎王建南

展覽：中華文明起源系列——看·見殷商

展期：2025年5月19日-10月12日

地點：北京大運河博物館（首都博物館東館）

商代，是中國歷史上繼夏之後的第二個王權國家，從公元前16世紀到公元前1046年，共歷17世31王，持續了500餘年。北京大運河博物館“中華文明起源系列——看·見殷商”展聯合全國28家文博單位共同舉辦，匯聚了338件（套）珍貴文物，其中的兩件鴞尊和兩件亞醜鉞分別在闊別半個世紀後首次重逢。

尋找殷商商人來自何方

商代爲什麼被稱爲殷商？實際上是沿用了《史記》中的提法。商人稱自己爲商，而非殷，殷這個稱呼來自於滅掉商的西周人。殷墟也被稱爲大邑商，大邑是尊稱上國之詞，意爲大邦。

那麼商這個字又是怎麼來的？也是衆說紛紜。一般認爲，商來源於當地的地名，殷墟那一帶臨近漳水，“漳”與“滳”通假，漳水亦稱滳水。晚商時期居於滳水之邊的殷民管自己所處的都邑及其周邊地區叫商。這一點在甲骨文中得以證實。而“殷”在古典文獻中有殷賑之含義，“殷商”指豐饒富庶的王朝。

那麼商人是今河南本地人嗎，還是從別處遷徙而來？這正是展覽開始部分的任務。一個殘高7.5釐米的小陶人被單獨安放在大玻璃櫃中,它出土於殷墟遺址豫北紗廠，寬面平臉，鼻樑粗大而隆起，眼球微凸，寬口粗頸。胸部刻“子”字，這是商王的姓。《史記·殷本紀》記載：“契爲子姓，其後分封。”小陶人上的刻字印證了這段文獻記載。另外，中國歷史上有據可查的第一位女性軍事統帥、商王武丁的妻子稱婦好，“婦”爲一種稱謂，“好”爲姓，古音爲zǐ，同“子”。

在第2展廳另有一件小小的商代泥質灰陶頭像，爲殷墟遺址孝民屯墓葬出土。這是一件非常難得的寫實陶塑作品，人物面部特徵清晰，其寬翼鼻（俗稱蒜頭鼻）與豫北紗廠出土的殘破小陶人有近似之處。有考古學者就曾指出商人鼻頭大這一特徵。

此外，還可以從商代甲骨文中搜尋到更多信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成熟系統文字，甲骨卜辭，相當於商代的“國家日記”。商王所佔卜的問題或結果均刻在了龜甲或牛胛骨上，是我們深入瞭解商朝的第一手信史。

展陳中有一片出土於安陽殷墟遺址的習刻甲骨，說明商人刻寫之前經過了大量的練習。負責甲骨占卜的人稱爲貞人，貞人需掌握在甲骨上工整刻字的技能，以符合占卜活動的莊重性。初學者需通過大量練習才能參與正式卜辭刻寫。遺存的少量習刻甲骨爲研究商代文字教育、工藝傳承及早期書法演變提供了關鍵實證。

相比於習刻甲骨，收藏於國家圖書館、編號爲35406的甲骨顯然更加重要。其上刻有文字，既顯示以天干地支法的記日，又有商代先公與先王的稱謂，並且相互對應，結合其他相關的甲骨文記載，構成了後世整理商代王位世系的堅實基礎。

司馬遷率先交出了一份驚人的答卷。他根據史料整理出了商朝的王位傳承世系表。近代學者王國維也對衆多甲骨卜辭進行了細緻入微的釋讀與析辨。他發現，其中的關鍵詞是下一位國王在祭祀上一位國王時，必稱其爲“父”，祭祀者自稱“子”，這個稱謂關係揭示了時間上的秩序性。王國維經過梳理，也得出一張商王朝的王位世系表，與司馬遷的表進行對照，基本相同，進而證實了《史記》所載商王世系的可靠性。

《詩經》有描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說商人是玄鳥所賜生的，商朝人對自己起源有這樣一個推想，而考古工作持續研究了近百年，想從實證的角度找到商人的祖源地。

按照文獻說法，商起源在河南東部的商丘地區，王國維也這麼認爲。西周滅商後，曾把商朝的子民遷到河南的東部，封爲宋。爲什麼遷到商丘，因爲此地爲商的故土。但考古學界對此存在巨大分歧。

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認定文獻上的說法，他爲了尋找商的族源，在上世紀90年代初組建了商丘考古隊，但未發掘出他渴望的結果。另一派學者不認可文獻上提供的地點，另組織人馬追索到了河北南部磁縣附近，也未尋到。還有一種說法，商人祖先來自於遼西地區。總之，商朝人的起源在哪裡，至今未解。

發現殷商商朝都城在哪裡

早在司馬遷時期，已給商朝確定了一個時間框架，可不可靠呢？需要現代考古工作者“挖出”商朝的歷史，給予實物的證明。

經過近百年的努力，考古學界得出了商朝的編年框架。憑藉實物材料，商朝都城至少有三處：商早期的都城位於今天的鄭州老城區內；商中期在安陽殷墟保護區的東北部，稱爲洹北商城；晚期的商都即著名的殷墟，這裡是最先被發現的。

自1928年起，考古人員進行了至少15次挖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玉器、陶器和青銅器等文物，充分證明了安陽的殷墟曾是晚（後）商朝都城所在地。這是考古史上首次實證了商朝的存在，意義重大。

鄭州離安陽大約190公里。1986年，當地文物考古部門在市區內發現了一段南北走向的夯土牆，竟然是一段早期商城外城牆遺蹟。在進行解剖性發掘後，驗證了外城牆的存在，進而揭開了城內外更多的遺址。鄭州早期商城與殷墟晚商之間的地理與文化聯繫被找到了。

商中期的洹北商城是近30年來的新發現。發現的過程極其漫長，也極爲複雜。嚴格地講，洹北商城的發掘始於20世紀60年代初，斷斷續續至1997年，在國家文物部門的支持下又對自仰韶文化至戰國時期沿洹河流域分佈的130餘處古遺址重新進行了勘察與調查，於1999年秋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確認了商中期都城的存在。從鄭州到安陽，一條清晰的商代遺址脈絡呈現於世人面前。

走近商朝瞭解人與事的組織方式

在北京大運河博物館偌大的展廳中，一截陶水管靜

靜地臥在角落裡，除了個頭比較大外，它與周圍精美的青銅器一比，真是太“寒磣”了。別錯過它，它可是商代高科技的代表。不過，這並非體現在燒造工藝上，而是考古人員經由這截管子挖掘與梳理出來的殷墟基建的整體面貌。這種陶水管羣四通八達，南北向的保存下來17節，東西向有11節，交接處由三通管連接，形成城市地下排水系統，這一發現爲研究商代城市基建、手工業水平及社會管理提供了寶貴線索。

在這樣的城市裡，商人如何生活與生產？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商朝已進入成熟的王國階段，是以族爲基本單元的等級社會。

何以證明？且看墓葬的形制與遺存物。考古中最重要的發現往往是墓葬羣。不同的墓葬形制、有無墓道及墓道數量清晰地界定出下葬者的身份、家庭與社會關係。墓葬的大小存在差別，決定了建造墓葬所費的工時，體現了死者生前所擁有的財富狀況。墓中的遺存提供了另一種衡量維度。等級高的人往往享受的祭祀規模大，祭祀品也多，可能還會有殉葬和陪葬。等級低的人相應減少，沒有地位的人，不僅墓葬規模小，隨葬品也見不到。

基於此，一代一代的考古工作者挖掘出大量的墓葬，並進行細緻的測量和遺存物的比對，首先得到分類統計數據，再繪製成表格，最後畫出各種直觀的圖形。研究人員發現，不同數量且屬於不同時期的建築基址，可以證實爲一個個大型殷墟族邑聚落的遺址。這些聚落遺址之間都由四通八達的道路連接。在這些不同的聚落附近，有不同的手工業生產作坊和產品，密集分佈的大大小小的墓葬羣，證明了商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和聚族生產的社會等級分工特徵。

結識商人透過青銅識主人

讓我們通過本展中的文物認識一下商人吧。在商代，中國最早成系統的文字“甲骨文”出現了，青銅鑄造工藝高速發展，原始瓷器與刻紋白陶首度出現。在這個時代，玉石業雕琢精美絕倫，骨、角、牙器紋飾華麗。

展中的祖辛方鼎，其腹部內壁鑄有銘文“舉祖辛禹”及徽號，因而又有了“舉方鼎”的名字。“舉”是殷商的一個強大宗族，族人多歷任官職，武丁時期曾多次參與西部邊境的戰爭。通過這方鼎，我們接觸到了一個家族。

安陽殷墟花園莊村東地亞長墓出土的牛尊，可稱爲“紋飾大全”，周身紋飾涉及26個以上的動物。這隻牛四肢粗壯，穩穩站立，眼神炯炯，背上馱着精緻的容器，用以盛放供祭祀的美酒。這件器物是殷商貴族身份的“高級認證”。

商朝六邊形女戰神婦好集王后、軍事統帥與大祭司三重身份於一身，是商代歷史上最耀眼的存在。1976年春季開始正式發掘的婦好墓位於當年安陽小屯村的西北方向，這裡實際上屬於殷墟宮殿宗廟區。該墓隨葬品達1928件，涵蓋青銅器、玉器、寶石器、象牙器等。

尤其是出土的大型青銅禮器和武器，大體反映了武丁前後商朝禮器羣的類別和組合，顯示了商朝的興旺和手工業高超水平。

本展最大看點之一莫過於兩件婦好青銅鴞尊同時出場。這一對外形與鑄造工藝極爲近似的鴞尊在1976年出土後，分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河南博物院，這是時隔近50年後的首次聚首。

鴞尊的設計原型爲貓頭鷹，是商人的崇拜物。這兩件雄赳赳的鴞尊高昂着頭，雙翅併攏，寬尾下垂，構成穩定的站立姿態。通體佈滿雲雷紋，從頭到腳，以高浮雕、淺浮雕與陰線雕刻結合的方式，塑造了蟬紋、夔龍紋、長蛇紋及其他花紋，體現了“三層花”的裝飾技法。位於鴞首後部的蓋鈕爲立鳥與龍形組合，器身口沿內壁鑄有銘文“婦好”，說明是在主人生前鑄造。

商朝貴族出行已使用馬拉的車，車也是重要的戰爭工具。殷墟考古發掘中出現了大量車馬坑。完整的車馬遺存如今陳列在中國考古博物館內。

觸摸殷商青銅時代的巔峰

夏商周三個朝代加在一起，被稱爲中國的青銅時代。1500多年的青銅歷史中，商朝是青銅時代的最鼎盛時期。

銅器在仰韶文化時期已出現，但考古發掘物均爲小件，真正意義上的青銅時代自夏朝開始，商朝時更爲豐富，鑄造技藝也達到了頂點。商朝人爲什麼如此傾心青銅器的鑄造？

重要的商代青銅器全是容器，大多與吃喝有關。然而，在吃喝當中貫穿了“禮”的教育，也就是說，三千年前的中國人賦予了銅器豐富的社會教化功能，融入了政治意願，注入了精神內涵。

鑄造銅器難度極大，首先獲取礦源。幾十年來，考古發掘出不少商代的採礦遺址。除了開採銅，還要開採其他原料，因爲銅器實際上是銅鉛、銅錫或銅鉛錫的合金。考古人員曾在安陽挖出一個原料坑，裡面的鉛錠大小共有297塊，達4.7噸。

原料備好後，最難的攻關纔開始，製作模和範。先做好陶模，再將陶範套在外面，用小銅針對局部和紋飾進行精細加工。據專家介紹，製作模和範會佔去整個銅器鑄造過程中90%以上的工時。待一切準備就緒，高溫融化銅合金，澆鑄的那一刻在瞬間完成。敲碎陶範，取出銅器，再進行精細的打磨。與西方人採用的失蠟法不同，商人採用塊範法，偶爾也會用到燒失法，即二次分鑄法。

鑄成之初的器物金燦燦的，通體佈滿漂亮的紋飾，有的繁縟華麗，有的盡顯神秘色彩，至今無法破解，有的紋飾卻面露森森然猙獰之色。這些紋飾連同器型成爲身份的標誌，也是地位的象徵。歷代商王及貴族們癡迷於青銅器的另一大原因是可以在器物上鑄造銘文，不僅銘刻歷史，還可傳承給子孫。

所以，華麗的外表背後是家族的榮光。西周時期，銅器上的銘文越刻越多。但到戰國時期，青銅的鑄造技術與內涵表達開始走下坡路。差不多至西周結束，持續千年之久的青銅時代大幕落下。

商文化輻射與北京的相遇

公元前16世紀，商王決定南征，派兵至今天的武漢，現爲盤龍城遺址，這裡出土了很多銅器，都是商人制作。商人也將技術與管理制度帶了過去。商朝文化抵達盤龍城後，並沒有停止腳步，繼續向南發展，進入江西、安徽、湖南，再溯江而上抵達成都平原，從而影響了三星堆的銅器鑄造。

1986年，在三星堆挖掘出的一、二號祭祀坑中，青銅器呈現出驚人的面貌，這些青銅立像和麪具在中原青銅文明中十分罕見。這表明，古蜀文明對中原商文明的一些因素進行了合理的吸納與融合，創造出具有本地特色的新器型。

鉞，無疑是青銅時代最重要的軍權標誌。青銅鉞在南方江西新干大墓中也出土過一件。而在商的東面，位於今山東省青州蘇埠屯1號商墓出土的兩件亞醜銅鉞在本展中也有了聚首的機會。其中刻有銘文的一件爲山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另一件保存於國家博物館。兩件鉞均爲人面獸面紋，雙目圓睜，口露整齊的牙齒。鉞兩側飾扉棱，方肩圓弧刃。“亞醜”銘文可能表明青州一帶爲商代一支族羣的核心活動區域。

來自湖北省博物館的商代銅鼓器型壯碩飽滿，代表了商人青銅技藝在湖北的繁衍。山西博物館收藏的龍形觥憨態可掬，設計巧妙，通體飾有鳥、魚、蛇、龍和鱷魚紋，是一件可以懸掛的精美青銅貯酒器。

兩條大河的文明在青銅器上形成互鑑，南北文化達成大融合的局面，並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青銅文化輻射圈，實現了青銅文明的多元一體。

1977年8月，北京平谷區南獨樂河鎮劉家河村的一位農民在取土時意外發現了一座墓葬。由於早年破壞，墓葬僅存南半部，出土了16件青銅禮器，如三羊罍（音同磊）、青銅鳥柱龜魚紋盤等，還有青銅兵器及一些玉器和少量金器。根據出土器物形制推斷，劉家河墓葬埋葬時間相當於殷墟文化一期，且青銅禮器與商文化屬於同一系統，這喚起了人們對北京與中原王朝之間的諸多聯想。

展牆上有一幅巨大的影響力分佈圖，展現了商文化圈擴展的三個層次“王畿——四土——四至”。“王畿”以商朝都城爲中心地區，“四土”指其周邊，“四至”是商王朝文化輻射到的更遠區域，東北至北京的劉家河，西北至陝西的周原，南至江西的新干大洋洲，西達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東到山東半島的大海邊。

殷商遠去商朝的後續影響

殷墟麥漸，周原黍離。在滾滾向前的歷史長河中，大邑商最終被西北邊陲的小邦周所滅。周人當初只是大邑商統轄下的一個方國，完全沒有與之相抗衡的能力與想法。但周王主張以人爲本，強調道德教化與政治治理相結合，認爲統治的核心不在於強制力，而在於能否得到民心。反觀商墓中大量出現的人殉現象，無不反襯出周人對天地人的敬畏和理解。

因此，當我們在本展中感受殷商時代創造的絢麗文化與藝術成果之時，不妨再次思考和體會孔子那句“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中所蘊含的深意。

圖源/北京大運河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