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究竟繫於何處？

來源：環球時報

編者按：在通過談判解決烏克蘭問題的窗口正在開啓之際，歐洲對於自身未來持久安全的思考進一步加深。究竟如何才能建立一個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張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海洋和極地研究中心主任

張健：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

鄭春榮：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

對話而非對抗才能開啓和平窗口

張耀

延宕3年之久的俄烏衝突已經成爲二戰結束以來歐洲大陸上規模最大的軍事衝突。衝突爆發至今，主要相關方和國際輿論場對於烏克蘭危機的認知以及結束衝突的可行途徑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其中，北約及其美歐成員國一開始選擇的路徑是對俄極限制裁和施壓，同時加大對烏軍援以“完勝俄羅斯”。衝突爆發後，西方國家在政治上進一步加劇與俄羅斯的對立；經濟上對俄發起十多輪大規模製裁；軍事上不斷增加對烏克蘭前線的軍事物資支持。過去3年來，北約方面沒有提出過任何和談意向，堅持“必須擊敗俄羅斯”的目標，雙方態度毫無緩和導致俄烏衝突的規模和烈度不斷升級。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後加大與俄羅斯的接觸，雙方隨即開始就結束俄烏衝突等議題展開對話和討論。美國新政府關於烏克蘭危機的政策措施與前任拜登政府大相徑庭，前期拋開歐洲和烏克蘭單獨與俄羅斯談判的做法也引發廣泛爭議，尤其導致主要歐洲大國的不滿和擔憂。

雖然美俄圍繞烏克蘭危機等問題的談判進程尚存不確定性，圍繞誰該參與其中以及具體解決方案、路徑等問題，相關各方也有不同理解和意見，但在衝突持續延宕3年多後，相關各方在主客觀等複雜因素影響下回歸對話談判，本身就說明衝突各方最終認識到只有通過和談才能找到出路，指望軍事對抗、制裁以及其他極限施壓手段達到自己設定的全部戰略目標，根本就不可能。國際社會不能指望美俄一經對話就能迅速解決烏克蘭危機及其相關複雜問題，但對話進程一旦開啓，通過談判政治解決衝突的大門就會越開越大，相信有關各方終能找到最終解決方案。

早在衝突剛剛爆發之初，中方就強烈呼籲對話協商和政治解決，隨後3年來一直在各種國際場合對烏克蘭危機勸和促談。2023年2月，中國外交部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提出尊重各國主權、摒棄冷戰思維、停火止戰、啓動和談等12條原則主張。與此同時，中方還與國際社會倡導勸和促談的其他相關各方共同發聲，攜手行動，比如與巴西共同提出“六點共識”，其核心是戰場不外溢、戰事不升級、各方不拱火以及創造條件儘快開啓和談進程；又如2024年9月與巴西等多個全球南方國家成立烏克蘭危機“和平之友”小組。事實上，雖然對烏克蘭危機存在某種程度的認知和立場差異，但希望戰火儘快平息、通過和平談判結束衝突，已經成爲國際社會普遍共識或者說是“最大公約數”。

當前，談判解決烏克蘭問題的呼聲不斷上升，和平窗口正在開啓。中方已經明確表示樂見一切致力於和平的努力，包括美俄達成的和談共識。同時，中方期待各當事方和利益攸關方都能參與到和談進程中來，找到照顧彼此關切、公正、持久的解決方案，達成有約束力、所有當事方都接受的和平協議。希望歐洲爲和平發揮作用，共同解決危機的根源性問題，實現歐洲大陸的長治久安。

回顧烏克蘭危機迄今爲止的演變歷程，“對話談判是解決危機的唯一可行出路”再次得到驗證。國際社會只有共同維護以聯合國爲核心的國際秩序，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避免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分歧，才能實現持久和平與可持續發展。

歐洲“安全覺醒”加深

張健

在俄烏衝突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烏克蘭危機可能迎來“轉折性變化”的情況下，歐洲層面對於這場危機帶來何種影響的反思以及對於自身未來安全架構的討論都在加深。

這場危機持續多年並在過去3年中進一步升級爲直接軍事衝突，它的地區乃至全球性影響顯然難以隨着衝突結束而立即消散。對於俄烏雙方以及主要歐洲國家來說，烏克蘭危機在經濟、社會、政治和外交等方面帶來的諸多變化都是結構性的。烏克蘭與主要歐洲國家關係更加緊密，地緣政治層面“左顧”傾向增大。俄羅斯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全面極限施壓下“向東看”、更大程度地強化與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合作，這種“東轉南向”趨勢未來料將繼續加強。與此同時，歐俄關係巨震之後恐難回到從前。歐洲大陸及其主要國家的變化也是顯著的，包括能源上“脫俄”、安全上“再軍事化”以及經濟角色遭到弱化、政治碎片化加劇等。這些影響，都呈現出“長期化”趨勢。

從全球層面看，這場危機在和平與安全層面帶來的警示或引發的反思也稱得上深刻。其一，陣營對抗思維結下苦果，將會進一步警醒地區乃至整個世界更加珍視和平共處和共同發展。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烏克蘭危機背後有着複雜的歷史經緯。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矛盾持續累積，美國及其主導下的北約未能真正重視俄羅斯的安全關切和感受，導致雙方敵意螺旋式上升。回過頭看，已經持續3年的俄烏衝突給各當事方均帶來了嚴重損害，其中包括歐洲在經濟、社會、政治和安全上遭受直接衝擊。不過，這場衝突的爆發本非註定，如果歐美和俄羅斯之間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曾經有過的政治互信，如果雙方不是着眼於對抗而是着眼於和平共處，相關各方處境比現在會好得多。以冷戰式拉幫結派爲代表的排他性思維和對抗性操作不會帶來好結果，只會導致更多悲劇。世界目睹了俄烏衝突的後果，也更加認識到和平的可貴。

其二，只有真正實現獨立自主才能更有效地維護自身安全，這個認知將進一步得到強化。過去3年多來跨大西洋聯盟在俄烏衝突問題上看似團結一致，實則暗藏分歧，雙方目標利益並不那麼一致。美國躲在幕後推動自身戰略目標，一方面徹底破壞歐俄關係甚至最大限度地降低雙方未來迅速恢復合作的可能，特別是在油氣資源和經貿關係等領域的操作，同時削弱了歐洲和俄羅斯。隨着烏克蘭危機及其引發的衝突延宕不止，歐洲對美國的依賴甚至依附越來越強，歐洲“戰略自主”愈發迷失。如今，歐洲正在俄烏衝突問題上感受到被美國“背刺”的尷尬。正如有望擔任德國新總理的聯盟黨領導人默茨所言，“美國人對歐洲命運的漠不關心十分明顯”，越來越多歐洲人開始“介意”美國對歐洲的態度和做法，對於“美國優先”在歐洲安全問題上的潛在影響擔憂加劇。在一些歐洲人眼中極爲重要的跨大西洋聯盟關係對華盛頓來說只是一種工具？歐洲內部即便傳統上被認爲態度親美、最想貼靠美國的大西洋派，也畫起了問號，不再像過去那樣將自身安全完全託付給美國。

歐洲顯然正在經歷事關自身安全與未來發展的“覺醒時刻”。持續日久的俄烏衝突終將走向結束，但這場危機引發的討論還將持續下去。它在相關國家、地區乃至世界層面造成的影響將會次第顯現，在和平與安全方面帶來的警示也將在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的複雜演進中變得更加清晰。

歐俄關係走向關乎歐洲長治久安

鄭春榮

歐洲大陸如何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的問題，一直以來都與歐俄關係的走向密切相關。按照二戰後歐洲那一批有着獨立自主意識的政治人物看來，歐洲安全架構應該是涵蓋俄羅斯在內的一個“大歐洲”的整體安全，即法國時任總統戴高樂1962年訪問德國時提出的“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託克”構想。冷戰結束之初，美歐國家與俄羅斯曾有過短暫的“蜜月期”，甚至到21世紀初德國時任總理默克爾執政時期，歐洲及其主要大國在談及自身安全問題時，還普遍強調必須與俄羅斯合作而非對抗。

這種“大歐洲”安全的構想，顯然是歐洲主要國家認識到俄羅斯是搬不走的鄰居，把俄羅斯排除在外甚至與之相互對抗，都不可能建立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在歐俄關係相對融洽的時期，有人甚至討論過將俄羅斯納入歐盟的可能性，俄羅斯也一度作爲八國集團（G8）成員之一參與西方主要大國有關國際事務的討論。不過，當俄羅斯在冷戰結束之初對西方抱有的“期待”落空、甚至意識到被西方欺騙後，尤其是隨着北約持續東擴不斷擠壓俄羅斯的安全和戰略空間，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漸趨惡化，俄歐關係也愈發緊張，矛盾和分歧加劇。這種矛盾和分歧的表徵之一，就是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以及2022年進一步升級爲俄烏軍事衝突。

這十多年尤其是過去的3年見證了歐洲自我安全意識與設想的急劇轉變。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3天后，德國總理朔爾茨在聯邦議院演講中宣佈德國迎來“時代轉折”。事實證明，不光德國，整個歐洲都認爲“世界變了”，歐洲和以歐洲國家爲主要成員的北約隨後都在文件或報告中將俄羅斯列爲“最大威脅”。按照這個邏輯，歐洲安全架構就從過去的“大歐洲”整體構想退回到不包含俄羅斯的區域性目標，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需要通過與俄羅斯的尖銳對抗來實現。

正是認爲事關歐洲安全架構的未來安排，歐洲方面對於俄烏衝突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烏克蘭危機以何種方式解決極爲重視。歐洲主要大國希望達成一個真正持久和可持續的危機解決方案，其中需要確保戰後歐洲認可的國際秩序和準則得到維護，並且防止俄烏衝突這樣的巨大沖擊再次發生。當前來看，結束危機並達成可持續和長久的和平方案，還需相關各方以及國際社會付出更大努力。儘快停火止戰、結束衝突則是當務之急。

在當前與俄羅斯關係陷入低谷的情況下，歐洲內部對於未來安全的設想大體分成兩個方向，一是繼續依靠美國主導下的北約，二是歐洲防務自主。而在深感遭遇美國“背刺”的情緒下，“美國靠不住了”漸成歐洲內部共同聲音。剛剛在德國大選中獲勝的聯盟黨總理候選人默茨，已經在公開講話中表示對美“不抱任何幻想”，並且質疑美國主導下的北約是否還能繼續發揮作用。這番表態被認爲與法國總統馬克龍之前提出的“北約腦死亡論”形成共振，是對歐洲能否繼續依賴美國以及北約安全保障的擔憂與反思。

於是，包括法德在內的歐洲主要大國以及歐盟層面近來越來越多地強調歐洲防務自主。事實上，在追求戰略自主的大背景下，歐洲防務自主的步伐早已邁開。比如，2022年歐盟理事會通過名爲“戰略指南針”的行動計劃，旨在爲歐盟設定增強共同防禦能力的目標，併爲實現目標提供方向指引。該計劃中包括歐盟將在2025年前建立一支最多由5000人組成的快速反應部隊等內容。當時就有歐洲媒體稱，這標誌着歐盟正在轉向，是“向世界發出歐洲準備重新武裝的信號”。不僅如此，加強國防工業體系建設的提議也在歐洲主要大國以及歐盟層面被頻繁提及，2024年歐委會還專門通過了《歐洲國防工業戰略》。不過，歐洲國防工業面臨着碎片化、武器型號和採購體系差異等挑戰，不同歐洲國家對於戰略自主包括防務自主的堅定程度也有不同。這些都讓歐洲安全“到底靠誰”的問題一時難有確切或具有普遍共識的答案。

綜上所述，歐洲持久安全究竟繫於何處？放眼長遠或者說理想狀態，當然還是迴歸“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託克”的整體歐洲安全構想。但在當前複雜條件下，如何分步驟、分階段地通往“大歐洲”整體安全尚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