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劉科：我們不能再繼續以GDP論英雄
隨着新舊動能轉換，當下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過去幾十年拉動GDP增長的房地產遇到了挑戰和困難，而新能源汽車、光伏、鋰電池、AI等新領域發展勢頭正猛。未來哪個領域會扛起經濟的大旗？而在高質量發展時代，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推動科技創新？
本文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澳大利亞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南方科技大學創新創業學院院長劉科接受記者賀十一的採訪內容。文章來源於 “正和島”微信公衆號 。
本文大約7500字，讀完約18分鐘。
房地產問題，如何看？
問：過去幾十年，我國經濟很大部分由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拉動，但現在房地產遇到了一些挑戰和困難。您如何看待我們的房地產問題？未來中國的經濟支柱可能會是什麼？
劉科：房地產的問題現在大家都很清楚了，中國不可能再像前幾十年靠鋼筋水泥來拉動經濟了。但凡造樓就要鋼筋水泥，鋼筋水泥從哪裡來的？靠煤。鋼是鐵礦石加煤，水泥是石灰石加煤。
耗了這麼多煤，耗了這麼多能源，排了那麼多碳，造了一堆東西出來。GDP是上去了，下一代城市居民好像不少人都有幾套房，但假如這個東西沒有使用價值，那它是沒用的。
在很多三四五線城市，很多空房子是沒有亮燈的，大家折騰半天搞一堆空樓在這裡，一到晚上黑壓壓一片。
中國的高樓數量在世界上遙遙領先，在美國或者歐洲，高樓並不多，只有當核心地區用地緊張的時候，就稍微造一點高樓。
比如說巴黎的摩天大樓並不多，就在郊區造一些（大部分是木質結構的）房子，N年之後不能用了就原地拆了再建一個，成本並不高。
但我們現在呢？城市裡動輒幾十層的高樓大廈，周圍全是一片高樓森林。這些高樓是有生命週期的，遲早會有不能用的那天，到時候怎麼辦？這些樓拆了之後的鋼筋水泥要往哪裡堆？沿海城市還可以填海，那內陸城市怎麼辦？鋼筋水泥是不能夠生物降解的。
更重要的一點是，以前大家爲了追求GDP建了那麼多房子，發展了那麼多行業，那是否提升了大家的幸福程度？前幾年大家都說自己有幾套幾套房子，但現在很多地方都變成了有價無市，因爲它不生產價值。
但是這個房地產的量確實很大，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比很大，它突然停了下來，但經濟還要發展，靠什麼行業來取代房地產等大基建繼續發展經濟？像互聯網金融、遊戲、文旅這些也都可以做，只是它們的量有限。
中國現在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能源安全問題，一個是糧食安全問題。尤其是能源綠色問題，既要保證有足夠的能源，又要綠色化，能源的綠色轉型就是一個萬億級的產業。
當然能源轉型也包括汽車的轉型，汽車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是一個大產業。
未來我們還要關注糧食安全，不能讓老百姓吃不健康的東西，不能過度使用農藥和化肥，我也一直在提倡要解決我們的綠色食品問題。
我個人認爲，寧可把建房子的錢花到對人類最重要的地方去——陽光、空氣、水，這就要求我們進行能源轉型。
我們要有藍天、白雲、青山、淨水、綠地，就像總書記講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能源轉型不僅涉及環境問題，還要解決對人類最重要的空氣和水的問題。
當我們呼吸的空氣更清潔了，喝的水更安全了，吃的食品更健康了，這才能真正解決老百姓關心的日常問題，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你說你擁有幾套房子，那只是一個數字，那個數字能給你帶來什麼快樂呢？
現在既然房地產不能像之前拉動經濟了，但我們還要發展，那麼國家提出的碳中和、綠色轉型這些就符合人類共同的價值和利益。
這一代年輕人不用太在乎一些事，比如雖然有些老闆買了幾十套房，過了多少年還是一堆混凝土垃圾。人的一生就幾十年，財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即使有一百套房又怎麼樣？
還是要儘量把有限的資源花在對百姓真正有好處的地方，我們有些過度投資產生的問題，今天又反過來花了多少錢治理？
30年前人們沒用手機也活得好好的，今天時間一久就變成“鴉片”了。一味地追求快只能叫錦上添花，我們要多做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先把人類最基礎的事情做好，然後再去追求那個“快”，不要本末倒置了。
現在人類好像在拼命地發展AI，電不夠用了就拼命再建一堆火電廠，然後又來污染水和空氣。AI的發展首先要基於人們有清潔的水和空氣，有可持續的資源和綠色的食物。
AI發展到最後，歸根結底是電的耗能問題，而電的耗能首先就要解決有足夠的清潔能源供應。
不用爲了追求快那幾毫秒，而破壞人們賴以生存的空氣和水。房子也一樣，你投資很多套那叫錦上添花，但我們更應該關注雪中送炭的事情。
如何理解新質生產力？
問：當下，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新質生產力？
劉科：人們總要反思，自己忙活半天是爲了什麼？
傑克·韋爾奇曾經說，所有的管理，無論是大到一個國家、區域，還是企業和個人，所有的政策制定就只圍繞兩個關鍵詞——measure（衡量）和reward（激勵/獎罰）。
當你的衡量標準對了，你再拿這個標準去進行激勵和懲罰。
前些年，我們一直拿GDP做衡量標準。某個市在它所在省的GDP最大，那市委書記就是這個省的省委常委。某個縣在它所在市的GDP最大，那縣委書記就是這個地級市的市委常委，全中國都在拼GDP。
個人覺得，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這樣做是對的，但到了如今很多產品都過剩的時候，如果繼續拿之前的標準來衡量，就會造成更多的過剩。
我們現在都在說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強調的就是大家不要再按“量”來比了。GDP是一個量的概念，未來可能還要用“質”來衡量。
爲什麼房地產會發展到今天的地步？因爲按照我們衡量每個市長、市委書記、縣長、縣委書記的標準，最快的方式就是蓋房子，用最快的時間把地價跑高、拉高GDP。
一個市委書記可能到這個城市啥也不幹，先把地價翻3倍、房價翻1倍，突然GDP就好像翻了一倍，但其實啥也沒幹。假如全中國都這樣來進行衡量，那必然會導致今天的狀態——就是過剩。
接下來如果再按照房子和GDP來進行衡量是行不通的，我們都學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危機是生產過剩的危機。
隨着AI時代的到來和自動化程序的發展，人類的生產能力會遠遠超過自身的消耗能力，所以今後生產不是問題，問題是怎麼更有效地進行分配。
但在這個新階段，如果衡量標準還按照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來，誰生產得多誰是英雄，誰GDP更高誰是英雄，那必然會導致所有產品都過剩。
當然這個過剩還有另一個方面的原因，以前我們的製造業是世界工廠，所有的產能是按照供給全世界的的量設計的。
現在因爲種種原因，有些地方不進口我們的東西了，要加關稅了，一旦國際大循環因國際政治的變化，不能像我們剛加入WTO那些年那麼暢通的時候，就意味着會有很多過剩的產能。
產能過剩的時候，如果全國上下還用GDP來衡量，就會讓產能過剩問題雪上加霜；要改變這種狀態就需要調整衡量標準（measure）和與時俱進。
中央提出了新質生產力，也就是告訴我們今後不能光靠“量”來衡量了，要根據“質”。至於這個質到底用什麼指標來衡量，這個問題還需要大家來研究。
如何更好地推動創新？
問：我們該如何在體制機制、教育等方面更好地推動創新？
劉科：這個問題很複雜，總體來說，我們的教育水準以及中小學的基礎教育等是很紮實的。很多北大、清華的學生到了美國各個大學，考試分數都很高，但我們的創新能力不足。
一方面與我們這麼多年的文化有關，從小就是教育大家聽話，不強調獨立個性。從幼兒園開始穿統一的服裝，排排坐、吃果果，然後小升初、初升高、直到高考都是強調大家的學習能力，長期下來無形中把一些人真正的創新能力給泯滅了。
馬斯克這樣的人在中國很難生存，他要是從小在中國接受這套教育，完全以考試論英雄，等他大學畢業他的創新能力也泯滅的差不多了。
教育的問題不單單是教育體系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文化問題，最終還是看怎麼衡量一個人。你如果用考試成績衡量他，那麼每個人都會追逐成績。
每個人都是有自尊心的，都希望自己在這個羣體裡做得比別人好一點。你怎麼衡量他，他就朝什麼方向發展。
你衡量他的標準是GDP，那每個人就拼命改善GDP；你衡量他的標準是聽話，那他就去聽話；你衡量他的標準是班級第一、好好學習、考高分，那他就只能變成一個考試機器。
假如你衡量他的標準是獨立特行，凡是這種人社會纔會表彰回饋他，老師領導肯定他，一個社會只有能容納更多這種人，纔能有創新。
當然很重要的一點，你得允許每個人海闊天空地去想，允許所有孩子對所有事物產生疑問，他得提問題。只有鼓勵孩子對任何事情都要有疑問，他才能創新。
只有真正讓這些獨立特行的孩子能夠成長起來，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纔會提高。
當然，大家也都知道這個考試製度，尤其是高考的應試教育不改，說再多教育改革也沒用。我一直感覺，應試教育是我們整個民族很可悲的一件事情，要有更多教育界的人士來發聲，至少要先把問題提出來讓大家意識到，然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一些改變。
現在我們是小學決定初中、初中決定高中、高中決定能考幾個北大、清華。
高考這麼多年也不是那麼容易改的，我們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喊了許多年，但是改不了，因爲大家擔心公平性的問題。可我們不能因爲公平性而犧牲了更重要的東西。
如果短期之內應試教育制度無法改變，那麼能不能研究一下，將來是否能改一改高考的出題方式。先動一小步，試着在考題上不要再鼓勵大家死記硬背，或者靠死記硬背無法再得高分，大家就不會再一股腦地給孩子施加壓力。
中國有那麼多聰明的人，那麼是否能在這塊進行一下研究？哪怕犯幾年錯也沒關係。
當我們先有了這樣一個初步的解決思路，再通過這種考題研究，按着這個方向試個一年、兩年、三年，慢慢地四五年之後考題就一定會有變化。孩子們就不用靠着死記硬背和晚上熬夜學習去得高分，這也許是改變應試教育的唯一辦法。
如果考題這樣變了，大家也就不拼誰刻苦了。這樣，那些靠死記硬背考不了高分、但卻有奇思異想的孩子反而能在這種考題中脫穎而出。
任何事物還是從衡量標準開始的。只有這個東西改了，後面才能改，才能把那些有創新能力、有獨立特性和個性的孩子選出來。
讓那些靠死記硬背拼努力的學生反而考不上最好的大學，而那些有奇思異想的、有創新能力的反而可以上北大、清華；這樣才能提高我們民族的創新能力。
高考出題的改革需要一個摸索階段，開始出點錯也在所難免；但只要大家把標準先定好，朝這個方向努力。隨着時間的推移，教育的現狀會向好的方向發展。
問：您曾經提到過，“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兩批人，一批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科學家，另外是具有一定科學素養的企業家”，此外您還提出了“CTO教育”的觀點。它們對於創新和經濟發展有何重要意義？具體應該如何實踐？
劉科：我說這兩句話有一個背景，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不能完全靠商業模式的創新來發展了，拼多多、阿里這些當然很重要，但到了今天需要拼硬科技了。
硬科技創業就需要兩批人。第一，創業者最好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科學家，他既能掌握這些硬科技知識，有這方面的背景。第二，企業家同時也要增加一些科學方面的素養，能夠培養出未來型人才。
所以我們最缺的，就是這些既懂技術、又懂管理、又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大家一提起硅谷就提到斯坦福，沒有斯坦福就沒有硅谷的今天。但其實你仔細看，對硅谷產生和斯坦福辦學有重要影響的就兩個人。
一個是原來斯坦福大學的工學院長——“硅谷之父”弗雷德·特曼。特曼當時強調大學必須要跟社會結合，鼓勵大學教授和學生創業，比較成功的案例就是惠普。
惠普最開始是由兩個學生在車庫創業起家，特曼從學生階段就開始培養他們的企業家精神，一直支持他們到公司上市。
另外一個是斯坦福大學前校長約翰·漢尼斯，他也被稱爲“硅谷教父”。這個人說過一句話，“技術轉移不是技術的轉移，而是人的轉移”。
要將技術發明轉化爲市場產品，需要讓技術創新者加入轉化過程，而非單純的技術轉移。
我們就思考，這個人、這個技術創新者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爲什麼中國的大學砸這麼多錢但是技術轉移這塊並不成功呢？有沒有成功的案例呢？
有。
但是總體來說，沒有像斯坦福大學產生這麼多企業家，推動硅谷的發展。原因在哪兒？
在我們的大學，傳統的技術轉移模式有兩種。一種就是教授搞研究，搞完之後交給學校的技術轉移中心，這種方式並不是很成功。還有一類是教授親自操刀去創業，雖然有成功的，但是概率不是很高。
那麼這個“人的轉移”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比如一個大學教授一輩子帶了100個研究生，碩士生和博士生都有，這裡頭可能95個都不適合做企業家，但總有幾個是既懂技術、又有領導力、又有企業家精神。
這樣的研究生對教授的技術體系非常瞭解，而你從學習階段就開始培養他的創業能力，於是他就有了企業家精神和領導力，這樣的人才是斯坦福大學校長說的能完成技術轉移的人，是我們要有意去挖掘和培養的人。
每個教授都要有意識地去發掘這些人，尤其是工學院的教授們。
就是這麼少部分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的人，也就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科學家、具有科學素養的企業家，這批人拿着技術去創業，然後教授不斷支持他，教授的研究團隊在前期也是這個創業公司的研發中心，這樣才能完成技術轉移。
此外，我多年在美觀察到，在美國這麼多上市的高科技公司中，最重要的有兩個人，一個是CEO、一個是CTO，屬於公司的頭號與二號人物。
一般一個好的CEO及CTO加入或離開一家高科技上市公司，會引起公司股價數億甚至數十億美金的變動，可見在Nasdaq（納斯達克）上市的高科技公司中CTO作用的重要性。
但我發現，我剛回國擔任CTO時，很多人把CTO翻譯爲技術總監，而總監在國內大部分情況下屬於中層領導，向公司副總彙報，因此在大多數中國公司，還沒有形成CTO的文化。
對於不同公司也有不同情況，比如馬斯克和比爾蓋茨他們，既是公司的CTO，又是CEO，又是行家又有企業家精神，這是最好的情況；
但也有創始人（CEO）不是技術專家的，就需要一個既是本行業的專家，又有領導力的人來做CTO。
在國內，大部分公司還是各自獨立的，比如之前馬雲是CEO，他有王堅做他的CTO。
在Nasdaq上市的高科技公司的CTO，要確定整個公司的技術戰略。每年公司多少億美金的研發經費、上萬人研發團隊的升遷調派，都由CTO決定。CTO給董事會負責，保證公司的研發技術要走在競爭對手前面。
CTO的工作是否有效，直接影響一個高科技公司的市值。
CTO實際上也是一個很好的翻譯者，可以把好的技術翻譯成好的商業計劃書，讓華爾街那些搞資本的人聽懂然後投資公司。
反過來，他還可以把市場和華爾街的語言進行翻譯，讓內部研發團隊形成戰略、行動方案及合力把產品幹成，是鏈接公司技術及研發團隊與董事會及投資者的核心人物。
所謂“技術轉移不是技術的轉移，而是人的轉移”，就是指CTO這種人。但我們當時連CTO怎麼翻譯都不知道，就說明我們的企業及教育文化理念裡缺這樣一個環節。
斯坦福大學因爲這種教學理念，培養出一大批這種既懂技術、又懂管理，又能和華爾街的資本大佬們有效溝通的人，後來才慢慢形成硅谷的創新生態，變成全世界的創新高地。
爲了培養這些人，我們的衡量標準也需要與時俱進。美國很多大公司的CTO去申請美國工程院院士，很容易就獲批。比如我20多年前供職的美孚石油公司的CTO，微軟的比爾蓋茨等等都是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看誰給社會創造的貢獻大。
我們現在選院士基本上就是選一批從事科研的人，我們也要鼓勵大學培養一批CTO，一批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的人。
當然科學院還是靠論文、靠專利、靠學問去選，那麼工程院能不能選類似國外CTO的這麼一些能領着千軍萬馬、把改變世界的技術推向市場，這樣一批改變了世界的人？比如微信的發明者張小龍。國家的科技進步獎能不能選一些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的人？
一個大學培養了多少教授和科學家固然很重要，培養一批改變世界、有着重要社會影響力的、像這些高科技公司CTO的人也很重要。
現在國內大家一講創新，就說我們的基礎研究太差，但我們現在文章已經寫成世界第一了。前段時間關於人工智能領域發表的文章，全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學中國佔了九所。
因此我們不僅要加強基礎研究，還要加強工業研究；每個教授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都要去挖掘身邊那些有領導力的年輕人，這種有領導力潛質的人是不一樣的。
一羣孩子在那裡玩，你觀察一下，自然就有一個孩子慢慢地成了孩子頭，這就叫領導力。這個孩子又跟着教授讀幾年研究生，學了足夠的專業知識，再加上企業家精神的培養，他自然會成長爲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科學家。
整個教育體系要儘量允許這些有CTO潛質的人能夠脫穎而出，但這些人往往會比較帶刺，所以我們要容忍他們的獨立特行，從學生階段就不斷鼓勵他們，培養他們成爲未來高科技公司的創業者。
每個大學都要有這種教學理念，理念的力量是無窮的。有了這種理念之後慢慢開始去做，等到5年、10年、20年之後，自然就會有這麼一批人產生。
可能納斯達克有好幾千家公司，有好幾千位CTO，那我們將來也可以培養好幾千位這樣的CTO。創新社會的建設，這些科技界的CTO類領軍人物必不可少。
但如果社會還是把做學問作爲成功的衡量標準，工程院院士大部分還是大學裡的教授，靠發表多少文章獲選，那孩子們還是會朝着這個社會公認的方向去發展，那這些CTO是培養不起來的。
產學研結合的口號喊了很多年了，還是沒做好。如果做好了，很多知名大學自己創的企業也就不會倒閉了。
南方科技大學的口號是“創知、創新、創業”。
什麼叫創知？你寫了文章， 一旦發表，就成了人類共有的知識，就不能卡別人脖子了，就是我們說的基礎研究。
什麼叫創新？它的英文innovation，這個詞暗含把人類共有的知識轉化爲能產生價值的、有用的技術的過程，這個過程就叫工業研究。知識浩如海洋，你要怎麼把知識轉化爲能產生價值的技術？卡脖子技術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
什麼叫創業？當你掌握了能產生價值的、有用的技術，再通過資本的投入，通過CEO及CTO帶領創業團隊把技術產業化，把技術轉化爲產品，最後創造價值併產生社會財富，這叫創業。
有了財富之後再投到第一步的創知（基礎研究），投到第二步的創新（工業研究），人類社會就是這樣不斷在創知、創新、創業的往復循環中發展起來的。
既不能過度強調基礎研究最重要，更不能強調工業研究最重要，這三個環節都重要，都需要有很好的衡量和激勵。
第一步做基礎研究的人，可以用發表文章來衡量，有多少引用，發了多少篇好文章。
第三步創業的人也很好衡量和激勵，產生了多少價值和財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激勵機制。
但是第二步做工業研究、掌握了卡脖子技術的這些人，這些人往往不在高校及中科院。有些不能寫文章，甚至一些絕密的技術，專利都不能報，那該如何衡量和激勵這批人？
理論上是要看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但如何量化？如何讓他們能冒尖和脫穎而出，這是我們要研究解決的問題。
而且在教育上，我們既不能只培養搞基礎研究寫文章的人，也不能只培養工程師。如何培養一大批有創新能力的人，能把知識轉化爲有用的、能產生價值的技術的像CTO這樣的人，如何讓金融能助力創新、支持高科技創業？這都是我們創新創業學院要研究的問題。
深圳的創新實踐證明中國的民營企業是有創新能力的，在短短40年間，把一個小漁村打造爲引領中國創新的大都市，其奧妙在哪裡？
由打造了兩個世界500強、原中國建材董事長及國藥集團董事長，被稱爲中國的稻盛和夫的管理大師宋志平先生和我合著的新書《創新高地——深圳創新啓示錄》一書，就是這方面研究的一個探索。
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這本書竟然上了今年6月的中國好書榜，從側面也反映了目前全社會對創新的重視。如何加強我們創新社會的建設，很多內容在這本書裡都已論述，這裡就不再重複。■
文章來源於“正和島”微信公衆號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