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學觀｜李正風：我們在談論科普時，具體該談論什麼？
·面向正在形成並迅速發展的科學和技術，全面提升全民科學技術素養，增強全體公民在知識社會中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提高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是構建當代“大科普”格局的重要任務。
一、
科技快速迭代，正在影響和變革社會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科普。2024年12月2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以下簡稱“科普法”），這是該法公佈施行22年來的首次修訂。新修訂的科普法從原法的6章34條擴展至8章60條，提出“國家把科普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強調“科普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科普爲何重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結合我們的時代特徵。科技革命帶來了深刻影響和變革，人類發展進入科技時代，中國進入了高質量發展和高層級國際競爭的新階段，教育、科技、人才的戰略地位在不斷加強。科普的內容和範式也在發生改變。
當代科技創新很重要的一點，即知識、信息和技術成爲越來越重要的創新資源；能否將知識、信息和技術更充分、更及時地納入創新過程和創新體系中，決定了創新的質量和效率。
在技術高速迭代的時代，創新者需要及時、高效地獲取相關的知識和信息來進行創新；對於社會大衆來說，只有不斷獲取不斷變化的知識、技術，才能規避一些技術帶來的風險，更加充分地享受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福祉，才能充分利用新的知識和技術成果實現創新驅動的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科普、科技傳播要發揮重要作用。但必須注意的是，面向形成中的科學和技術，我們現在講的大科普和傳統意義上的科普存在很大差異。
二、
傳統意義上的科普，是面向大衆的尤其是面向知識缺失人羣的知識普及和推廣，科普的內容主要是已經成熟的科學知識和技術，這種基礎性的工作固然是有意義的，但它只是大科普內容的一部分。
我們現在所談論的科普，所面對的內容越來越向“正在形成中的科學和技術”聚焦。這種正在形成中的科學和技術往往帶有不確定性，科學家和工程師很難確定無疑地向公衆推廣和普及確認無誤的知識。
譬如在新冠疫情期間，人們對於瞭解病毒知識、防疫知識的需求是非常強的，但是即便是醫務人員、科學家都沒法很好地解釋這方面的知識。
再比如現在迅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在應用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確定性和風險。這種情況下，如何讓公衆更好地瞭解這些新技術的發展以及可能存在的風險，這樣的科普工作相較傳統的科普更爲複雜、難度也會更大，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由於科技在快速發展變化過程中會存在很多不確定性，社會公衆很多時候已經和科學家同步在經歷這個過程，接收相關的信息。這時的科普除了要讓公衆接收到信息，還需要讓公衆瞭解科學家、工程師是如何工作的，讓公衆理解所科學家、工程師在面對不確定性的過程中，是可能會出現失誤乃至失敗的，以及科學研究是如何在這個過程中進行集體糾錯並不斷推進知識進步的。
這種科學態度的訓練，對真正提升全民科學技術素養，營造有利於科學和技術健康發展的社會環境意義重大。公衆需要運用自己的科學素養、辯證的思維來看待所面對的問題，在面對複雜信息時能夠有自己的甄別和判斷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有一些負責任的專業科學家和工程師來協助。
面向正在形成的科學和技術，即便是科學家、專業的工程師，也很難形成統一的共識，大家從特定的專業出發、依據特定的經驗事實，會形成各自的觀點，也需要在相互的交流中糾正錯誤，形成更可靠的新知識。對這個過程，公衆需要持有一個更加包容但同時也更審慎的態度。
因此，今天的大科普更需要大衆的參與，政府則需要搭建起信息、知識和技術的流動、共享平臺，從而讓不同的參與者圍繞共同的創新目標形成創新共同體。
在我看來，當下大科普工作最大的一個挑戰是我們對於大科普的認識還存在着比較大的問題。大家在對科普或科技傳播的功能、價值的理解還停留在傳統的科普觀念上，意識不到自己在大科普的社會，個人應該扮演的角色和應該發揮的作用已經發生了變化，總是覺得科普是政府的事情，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科普和我沒什麼關係。
三、
在知識社會和科技時代，每個人所從事的工作中積累的專業知識都很有價值，可以爲社會和公衆提供有意義的服務。但脫離開自己擅長的專業，每個人也成爲被服務的對象。所以我覺得理想的狀況是樹立“人人爲我、我爲人人”的科技傳播理念，大家都把傳播專業知識當作自己的職責。
目前，由於利益的關係，由於傳統的觀念、體制、制度和組織形式的影響，知識、技術的傳播、共享被設置了很多障礙。學科之間、機構之間、科學研究人員和公衆之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壁壘，阻礙了知識和技術的流動，也影響了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也難以在交互學習中糾正已有認知中的錯誤、消除誤解和促進創新。我覺得應該構建相對寬廣的公共交流空間，給多樣的認知提供理性的討論空間，並且建立一種大家在這種理性的討論過程中不斷地去糾錯的機制。顯然，眼下的公共言論空間，譬如網絡是與這種理想狀況存在很大差距的。但我不認爲網絡世界就應該是這樣的，任何一個理性的公共交流空間都需要培育、引導、規制，也需要大家共同維護。
AI技術的發展，對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應用都有非常深刻的影響。從某種角度來講，大語言模型是一個更充分地利用人們既有經驗和智慧的社會文化技術，但它也會帶來一些風險，譬如深度僞造的虛假信息等。正像任何一個技術發展的過程當中都需要規制，需要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摸索，讓它好的功能更充分的體現，不良影響和負面效果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規制。
要讓更多人蔘與到科普中來，我覺得需要建立一個讓知識、技術充分流動，知識的生產者和需求者更精準對接的創新體系、創新網絡。首先需要政府以及市場共同來構建平臺。構建這個平臺其實對於政府的改革會有相應的要求，比如如何通過有效的機制和制度，來消除疑慮和不信任，讓科學家、工程師願意把自己的成果拿出來共享。
如果能夠建立這樣的創新體系和網絡，政府、企業、科學家、媒體和公衆等都可以通過更加緊密的互動、協作，從而實現價值創造的循環，每個參與者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更多的長遠利益，譬如科學家的工作能夠更快地轉變成市場的產品，企業因此能獲利並回饋科學界，科學家得到回饋後可以更好地改善科研環境，政府可以有更多的稅收，創造更多的就業。但穩定的價值循環機制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建立過程中不斷調整，包括政府需要制定怎樣的政策，企業和大學如何合作？這些都需要去探索、改革、引導和培養，如果這樣一個高效配置知識、技術的網絡能夠很好地融入到國家創新體系之中，就能夠充分發揮每個人在創新體系中的作用，提高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這樣大科普也真正成爲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