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考古學成爲一種幻覺:知識系統在流量時代的“結構性失語”

2020年夏,一位考入北大的“寒門學子”因選擇考古學專業而引發輿論震盪,一時間,“要不要學考古”“學考古有沒有出路”成爲公衆討論的熱點。這場短暫的聚光不僅折射出社會對人文學科的結構性焦慮,也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癥結:身處討論漩渦之中,考古學似乎還是無法說清它究竟是什麼。

幾年過去,考古學已不再冷門,甚至成爲熱門乃至“燙門”,卻依舊被誤解爲“歷史的二級學科”、“靠體力和耐心吃飯的野外勞動”、“文物修復”……而它作爲一門具有獨立認識論與物質實踐傳統的知識系統,其真正的技術路徑、方法論邏輯和認知價值,卻從未真正獲得制度性或輿論場中的清晰表達。

這種模糊並非止於公衆認知。進入考古專業的學生中,相當一部分人在大二選擇轉專業,或在畢業後迅速轉行——我本人亦是其中之一。在每年志願填報期,我常收到關於“是否應當學考古”的私信與詢問。令我驚訝的是:哪怕那些表達出濃厚興趣、已具一定知識積累的學生,對“考古學究竟是什麼”這一根本問題的理解依然模糊。

這並非個體信息差造成的理解錯位,而是一種系統性的表達失敗。它暴露出的不是“考古不夠努力”,而是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在當代媒介結構中,考古學是否還有能力建立自己的表達主權?在高度平臺化、情緒化的傳播環境中,一門複雜的知識系統還能否講出“自己的版本”?

本文希望從這一問題出發,重新梳理考古學當下的傳播處境——不僅爲提醒有意報考的學生,更希望能爲考古學自身爭取到應有卻尚未實現的公共表達空間。

一、熱度之下:考古傳播的結構性困境

每年6月下旬,是高考志願的關鍵窗口期,成千上萬的考生與家長在此刻進行一場關於未來的協商——選擇什麼專業,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想象的體現。近年,文史類專業“反彈式熱度”帶動了對考古的關注,一些高校也通過校友返鄉宣講、官方公衆號推文、短視頻賬號運營等方式試圖“講好考古故事”。

但我們也能看到,公衆對考古的誤解依然普遍,甚至在碎片化信息流中愈演愈烈。搜索“考古學”這個詞條,跳出來的要麼是“畢業好不好考編”的普遍焦慮,要麼是“女生適不適合學考古”這種自帶熱度的性別議題,要麼是“田野考古到底需不需要挖墳”的獵奇目光。真正與考古學科核心相關的問題——它的研究方法及認識論立場——在這些討論中幾乎缺席;偶見幾個考研博主宣講式的科普,也無法喚起公衆的好奇。

這不是一個由宣傳不足導致的問題。事實上,考古學的表達行爲不少,尤其在近年來高校數字轉型和流量機制的推動下,各種“走出去”的嘗試層出不窮。但宣傳也要講指標和效率,這導致它們大都強調趣味性,犧牲複雜性;突出儀式,迴避技術;重故事,輕內容。

這個學科並非沉默,而是深陷在一種結構性無效傳播的陷阱中。這種傳播不但沒有破除誤解,反而強化了誤解的慣性,使得每年走進考古的學生,都仍需自己從頭開始摸索其真正的面貌。

二、幻覺性認知:考古傳播的機制錯配與接收偏差

公衆並非遠離考古。在當前信息環境下,人們通過博物館、自媒體、公益講座等方式,正在接受越來越多關於考古的知識性內容。所以問題不在於沒有傳播,而在於傳播機制與接收習慣之間的錯配,構成了一種“幻覺性認知結構”:觀衆“以爲”理解了考古,實則只是建立了一套自洽卻失真的理解框架。

布迪厄所說的habitus(慣習)正是指這種在社會實踐中逐漸習得、並自然化於日常判斷的“預設理解”。當公衆帶着由媒體、博物館、教育體系等多重機構製造的“理解慣性”接觸考古時,他們看到的,往往不是考古的現實,而是制度早已爲其設定好的觀看路徑[1]。

這種“認知結構的預設”在以下兩種機制中尤爲典型:

(一)公衆考古與大衆傳播之間的錯位

公衆考古(public archaeology)在全球範圍內興起,最初並非作爲一種傳播手段,而是一種在田野調查中引入社區參與、實現文化協商與利益共管的專業路徑。它解決的是“誰有權決定遺址處理方式”“如何處理文物與當地居民的關係”等現實問題,強調過程協作、社會責任與多元視角。真正的公衆考古項目,在完成社區協作任務後,未必具備對大衆傳播的職責或能力[2]。

然而在中文傳播語境中,“公衆考古”一詞被不加區分地與“對公衆的考古傳播”混用,形成了一個模糊不清的中間帶。這並非公衆考古的問題,而是社會對公衆考古的功能投射出現了誤解。而考古學界內部對這一傳播邏輯的迴應,則仍顯遲緩,尚未建立起對“公衆語境中考古話語”的持續性校準機制。

(二)博物館展示與觀衆體驗之間的斷裂

博物館是公衆接觸考古的第一入口,過去存在“過程缺失”的問題,即知識呈現集中在器物本體與歷史脈絡上,較少涉及考古學的知識生產過程。

近年來,大量地區性與國家級博物館已在展陳中引入了出土現場復原圖、探方照片、發掘日誌、拼接復原圖、測年流程等“過程性內容”。但問題隨之轉變爲新的層面:知識展陳的“視覺負荷”與觀衆接收能力之間出現了錯位。

許多館所採取的是“增加圖文”的線性補丁式解決方式,例如在展櫃後區大面積鋪設複雜圖文信息,或使用多語種標註疊加技術說明。這些手段雖然在形式上回應了“過程可視化”的訴求,但對於觀衆——尤其是非目標性參觀者而言,這種信息密度和表達方式很快造成視覺疲勞和興趣衰竭。

即便是具有專業興趣的觀衆,也很難在一次展廳體驗中消化大量知識鏈條。這種“過程展示的接收中斷”,反而使得更新過的展陳策略再次陷入誤解重建的悖論之中。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是博物館沒有講過程,而是展示方式的習慣結構與公衆的接收習慣存在錯位,而這一錯位仍在製造新的認知偏差。

(三)碎片化流量傳播中的知識轉譯困境

短視頻平臺與社交媒體在近年成爲考古“可見性”提升的重要渠道。大量賬號通過冷門知識、田野趣事、文物故事成功吸引流量,提升了公衆對考古的印象密度。

但平臺邏輯決定了,注意力優先於內容複雜度。爲了“被看到”,傳播者被迫簡化內容、弱化方法、強調人物與情緒、迴避爭議與複雜性,最終導致考古被轉譯爲“有故事性的文物鑑賞”或“帶獵奇感的冷知識”。

即便有專業考古學者試圖入場,他們也很快發現自己被迫在專業性與傳播性之間自我切割——制度環境對深度知識表達具有結構性排斥。

這三種傳播機制的錯配,最終制造出一個“幻覺性認知系統”:公衆獲得了大量關於考古的信息,但並沒有獲得對考古的認知能力。他們學會了如何“認識考古”,卻從未真正“理解考古”。

以上三種機制共同構成了一個深度僞裝的公共表達結構:它使公衆在象徵上接近了考古,但在認知上遠離了它的真相。

這種結構不但誤導了社會認知,也反過來制約了考古學自身的表達權力。當高校、研究所、文博機構爲了“完成宣傳任務”而主動迎合公衆幻覺時,他們其實是在用象徵權力製造一種“被誤解的安全感”:只要公衆覺得他們理解了,學科就不再需要承擔“繼續解釋”的責任。

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學術危機——它不在於公衆不理解,而在於學科甘於被誤解。

三、表達障礙的制度邏輯:不是沒人能說,而是無從說起

在許多公共討論中,考古學的沉默常被誤認爲是一種態度問題,似乎學者們是不願意或者不擅長面對公衆說話。但這種指責掩蓋了一個結構性的事實:在當代傳播體系下,考古學者即便擁有表達意願,也難以獲得表達的可能。在制度邏輯、平臺規則和受衆期待的三重作用下,學科的“失語”是一種結構性沉默,而非個體選擇。

從傳播學的視角來看,考古表達面臨的第一個障礙是信息在傳播路徑中的“過濾結構”。守門人理論(Gatekeeping Theory)指出,信息在從生產者傳遞給受衆的過程中,會被平臺、編輯、算法、社交邏輯等多重節點不斷篩選與重組[3]。對考古而言,這種篩選機制尤其嚴苛。一旦知識中包含較高的專業術語密度、需要背景知識支撐,或難以被娛樂化包裝,算法便會迅速識別爲“低互動內容”,加以降權處理。這意味着,考古學者即便願意傳遞複雜內容,也往往被動地被捲入“碎片化”“趣味化”“情緒化”的表達方式之中。

更具結構性的問題在於:考古學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恰恰是一個既具有高度話題性,又極易被誤讀的學科。它在文化想象中天然具備“故事感”——有地層、遺蹟、文物、墓葬,擁有豐富的圖像性與敘事性,容易被平臺算法識別爲“潛在爆款內容”;但與此同時,中國社會長期將“考古”與“古玩”“修復”“盜墓”相互纏繞,這種語義歷史使得公衆對“考古”的第一認知往往並非其作爲學科的技術與理論框架,而是作爲獵奇、冒險或鑑寶活動的一種延伸[4]。

算法機制對此種文化編碼有着極高的敏感性——平臺更傾向於放大那些符合“歷史揭秘”“奇觀發現”“文物估價”等敘述邏輯的內容,而非支持“如何確證地層關係”“碳十四測年的誤差機制”之類需要認知努力的知識表達。考古學者面對這種局勢時,往往被迫在“學科本體的複雜性”與“平臺傳播的低門檻”之間做出犧牲。傳播的過濾機制,不僅抹除了學術語言的專業性,也塑造出一種公衆對“考古”理應輕鬆理解、快速消費的期待。

換言之,平臺並不是不歡迎“考古”,而是隻歡迎一種被預設、被剪裁、被文化編碼後的考古敘述。真正的知識結構——如何從碎片推導社會結構、如何理解沉積邏輯、如何藉助科技還原行爲模式——在這種期待下顯得不合時宜、“不合算法”。

這便是考古傳播所陷入的雙重困境:它被需要,卻不被期望以真實面貌出現;它被看見,卻始終未被理解。更深層的障礙來自制度本身。在現行的高校與研究機構中,知識傳播長期處於邊緣地帶。相較於論文、項目、著作等有明確評估標準的學術成果,對公衆進行有效表達既不帶來績效(或佔比較低),也難以轉化爲職業發展資源。在考古這一勞動密集、項目繁重的領域內,傳播始終被視爲“可做可不做的事”——一種“順手爲之”的任務,而非專業工作。這就造成了“表達者無人正式擔任、內容產出沒有機制支持、長期投入缺乏資源保障”的惡性循環。可以說,表達在制度內部被默認爲不重要,它的不可持續是註定的。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願意衝破制度壁壘,對外發聲,平臺結構和公衆接受習慣也會對其形成新的閹割。學術語言在進入大衆傳播平臺時,常遭遇“轉譯壓力”——要被裁剪成易懂段落、被剪輯成快節奏內容、被包裝爲人物化故事,甚至被引導爲情緒表達。長此以往,專業者的身份便不再基於其知識能力,而變成可供消費的人設資源。一旦學者在表達中保留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便可能被算法邊緣化。更甚者,那些真正堅持表達專業立場的聲音,往往被塑造成“不夠有趣”的反面形象,最終陷入自我審查與自我沉默的惡性迴路。

在此封閉之下,專業的考古學者無法有效說話,考古機構缺乏正式表達機制,公衆也在平臺內容的誤導中不斷積累對考古的僞理解。久而久之,形成一種令人錯愕的悖論:考古學似乎“說了很多”,但沒有一句說到了點子上;學者“頻繁露面”,卻始終沒能代表自己。這種表達的失敗,並不是因爲沒人能說,而是因爲整個傳播系統沒有真正爲他們預留一個能說的空間[5]。

寫作本就是一種自我暴露。在這樣的傳播結構下,個體的表達嘗試往往淪爲高風險、低收益的自我消費行爲。而制度的不作爲,也不斷加劇了這門學科在公衆視野中的表達真空。在沒有制度激勵、缺乏平臺支持、受衆接受結構亦不友好的三重困境下,這門學科的聲音註定難以清晰,也註定不可能長期有效地被聽見。

四、幻覺式選擇:表達失靈的代價在誰身上

學科傳播的失衡,清晰、具體地體現在高考志願填報的考生身上。在與考古相關的社交媒體內容與高校宣傳話術中,學生與家長所接收到的,是一個被過濾、被娛樂化、被浪漫處理的考古版本。在這個版本中,“喜歡歷史”成了報考理由,“探秘考古”成了學科標籤,而學科所需的技術能力、身體條件、學術節奏與職業前景則被系統性遮蔽。

幻覺式的傳播較容易被青春期的學生接受。青春期正是個體進行身份建構(identity formation)的關鍵階段,按照發展心理學家詹姆斯·馬西亞(James Marcia)對埃裡克森“身份危機”理論的細化,此時的青少年傾向於通過“理想化職業”完成自我角色的認同投射。他們不只是想知道未來能做什麼,更想借由某種身份的選擇來回答自我的建構[6]。

考古的幻覺版本,恰好滿足了這種身份想象的需求:它代表着與主流路徑的疏離(拒絕功利化),象徵着自由與浪漫(田野、遠方、歷史深度),同時又允許一定的反叛姿態——它不像傳統文科那樣被視爲無用,也不像經管法那樣完全制度化。在這個意義上,它與青少年特有的“中二精神”(一種理想主義驅動下的英雄主義與純粹化世界觀)高度契合。所以幻覺之所以有效,是因爲它“讓人願意相信”。

這也意味着,考古幻覺的危害不僅僅在於選錯專業,更在於它將一個知識性的學科異化爲身份幻想的投影幕布,而當真實的學術訓練與知識勞動撞碎這塊幕布時,往往帶來更深的信任崩塌。那些曾義無反顧報考考古的學生,在幻覺破裂之後,也會更快地選擇離開學科。這不僅是個體選擇失誤的後果,更是表達機制失靈的結構性代價。

五、當表達失效成爲常態:考古學還能擁有自己的聲音嗎?

在經歷了算法降權、平臺去複雜化、身份消費化以及學生幻覺選擇的多重路徑之後,考古學似乎已不再處於“表達未起步”的階段,而是陷入一種更隱蔽的結構性困局:它在高頻率地被提及、被觀看、被轉譯的同時,失去了“如何被理解”的主動權。這是一種傳播學意義上的“結構性失語”(structural muteness)——學科仍在被說,卻不再能說自己真正想說的內容。

這一困境並非考古所獨有。在大衆傳播環境中,所有“複雜但非剛需”的知識型學科都遭遇着相似命運。它們的話語一旦進入主流通道,便必須經歷“平臺邏輯—用戶心理—媒體模板”的三重重構,最終轉化爲容易理解、容易情緒化、容易轉發的版本。可問題是,這些版本通常已經與原始知識的結構與方法發生了脫節。

不過,有些學科或話語共同體能在這種條件下仍然構建起自己的表達主權。一個明顯的對照是當代科技領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空間探索等方向的科學傳播。這些領域同樣技術性強、概念門檻高,但卻在公衆中建立起了相對清晰的形象。這部分歸因於它們在學術、商業與傳播之間構建起了一種“三螺旋表達結構”(triple helix of communication):研究者、應用者與講述者形成穩定協作,使得即使知識複雜,也能被結構化地講出,並轉化爲社會認知[7]。

反觀考古,它在表達結構上的單薄幾乎是顯而易見的:沒有明確的“知識中介”崗位、缺乏制度性的傳播激勵、學科自身長期缺位於社會議題討論的主舞臺。這使得它只能在各類“他者話語”中被包裝與想象——在博物館的視覺敘事中,它是歷史的腳註;在社媒平臺的流量邏輯中,它是隱晦獵奇;在高校招生宣傳中,它是浪漫田野。但它從未完整說出:它其實是一種關於物質—時間—知識生成機制的複雜系統,一種建構人類認知方式的實踐路徑。

高考志願填報的時刻,也是一門學科重新被想象、被確認其公共價值的時刻。考古學能否擺脫幻覺與誤解的循環,從“被觀看”轉向“能發聲”——將決定它是否還有資格參與未來社會的知識建構。

參考文獻

[1]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Moshenska, G. (2025). The History of Public Archaeology. In Margarita Díaz-Andreu, and Laura Coltofe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Oxford Academic. https://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0092504.013.17

[3] Bro, P., & Wallberg, F. (2015). Gatekeeping in a digital era: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Journalism Practice, 9(1), 92–105.

[4] Hanitzsch, T., & Vos, T. P. (2017). Journalistic Roles and the Struggle Over Institutional Identity: The Discursive Constitution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Theory, 27(2), 115–135. https://doi.org/10.1111/comt.12112

[5] Couldry, N. (2010). Why Voice Matt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Neoliber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https://doi.org/10.4135/9781446269114

[6] Elkind, D. (1967). Egocentrism in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38(4), 1025–1034. https://doi.org/10.2307/1127100

[7] Zhu, Y. P., & Park, H. W. (2025). Publication, Collaboration, Citation Performance, and Triple Helix Innovation Gen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 the Communication Field: Comparing Asi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16, 10308–10328. https://doi.org/10.1007/s13132-024-02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