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文科的挑戰與轉型

來源：光明日報

作爲教育強國建設的關鍵資源，人文學科在打造強大的思政引領力、人才競爭力、科技支撐力、民生保障力、社會協同力、國際影響力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來，一些國內外頂尖大學開始取消部分文史類課程，撤銷一些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縮減文科招生比例，人文學科面臨新的挑戰。那麼，人文學科遭遇困境的底層邏輯是什麼，大學文科教育的轉型之路又在何方？這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文科的內在困境

從大學文科面臨的挑戰來看，當今大學文科最大的危險是日漸脫離社會發展需求，進而呈現出結構化、價值論和方法論困境。

結構化困境主要體現爲文科教育與工作世界聯繫不緊密。傳統的文科專業佈局過於強調學科邏輯，忽視社會需求邏輯。偏離職場需要是大學一些文科專業被撤銷、招生名額銳減的根本原因。據統計，2014—2023年經教育部審批撤銷的文科專業多達2629個。大學文科人才培養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適配性差還表現在文科專業課程體系不能很好地與產業需求契合，實踐教學與職業技能標準偏離，部分大學文科學科專業設置在數字經濟、綠色低碳等新興領域明顯滯後，在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跨學科技能上對學生培養不足。此外，部分大學的戰略規劃對文科並不友好，這也導致了結構化困境，如部分綜合性大學在增設工科專業時稀釋了曾有的文科優勢；部分研究型大學重科研輕教學，文科本科人才培養被邊緣化；部分文理學院轉向理工科時，削弱原有文科特色。

文科的困境還在於文科價值追求的簡化、矮化與弱化。一是學術價值簡化。大學文科知識生產多限於經典理論詮釋，缺乏原創性突破，難以適應社會對其提出的知識性服務需求。二是部分文科的育人範式固守“經院哲學”模式，過度依賴理論譜系傳承，片面追求知識獲取量，忽視跨界整合能力培養，存在一定的矮化傾向，導致人才的核心素養不完備，同時，專業劃分過細緻使學生難以博通。三是社會價值弱化。部分大學文科專業知識傳授趨於常識化，學術成果多停留在“解釋現象”層面，對社會的深度介入不夠，能轉化爲服務國家戰略與地方發展的政策方案者不多；或是一味追求“轉化爲經濟效益”的短期目標，導致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研究因經濟效益滯後被邊緣化，缺少對人類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不能很好地體現文科在文化傳承與創新中的核心價值。

方法論困境是長久以來文科發展存在的固有問題，一定程度上制約着文科的價值彰顯。一是陷入“事實崇拜”。部分文科研究過度追求工具理性主導的研究取向，忽視價值理性和思辨理性，導致研究對象偏離人文內核，多聚焦於個人感覺、內心體驗、倫理規範等文化衍生物，缺少對精神價值的深刻探究。二是方法陳舊。文科研究高度依賴文獻綜述、概念分析、比較研究等傳統方法，對量化研究、大數據分析等新方法接受度低，導致學術研究缺乏實證支撐與動態視角，成果重複性高，與社會需求不夠契合，應用轉化能力弱。三是科學研究呈現出多種範式的無序競爭，研究結果常因無法重複驗證而影響其可信性。

文科的外在困境

大學文科教育的外在困境源於對科技的誤讀、對績效的追求和人工智能的衝擊。

一直以來，“科技”被狹隘地理解爲理工農醫類學科，直接引發資源配置向理工科傾斜，文科在學科建設、科研投入、人才培養等方面出現被邊緣化的傾向。事實上，人文社會科學作爲一種“整體性知識”，可以納入“科技”的範圍，它在社會治理創新、人工智能發展、跨學科協同研究等領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戰略下，文科的知識生產價值及其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作用亟待得到各方的重視。

當前，對績效的追求在大學盛行，對文科影響比較大。一方面，資源配置受績效追求的影響，大學評價過度依賴論文數量、項目經費等“五唯”指標。“五唯”評價體系忽視人文社會科學的個體性、地域性和文化性，導致文科在資源分配中相對地處於劣勢。另一方面，一些大學存在重科研輕教學、重自然科學輕人文社科的現象，使得無法直接創造物質價值的文科被視爲“無用”，使人文教育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

人工智能技術的顛覆性創新正深刻改變全球人才需求，但傳統文科教育尚未適應這一變革。一方面，AI、大數據等新技術推動社會智能化、數字化發展，爲了順應這一發展方向，大學開始裁撤一些專業和課程，文科首當其衝。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導致勞動力市場需求轉變，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崗位增加，而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相關職位減少，這種趨勢倒逼大學調整學科專業結構，形成“技術人才擴張”與“文科教育萎縮”並存的局面。

文科的轉型之路

傳統文科的規模擴張模式已不適應時代需求。應通過強化學科內涵、優化機制、推進有組織科研來實現轉型，從而提升其人才培養、科研創新、社會服務與文化傳承等核心功能，支撐教育強國建設。

以學科專業優化調整化解結構化困境。文科教育改革需以學科專業優化爲突破口，堅持需求牽引、交叉創新、數字賦能三大方向，通過動態調整學科專業佈局、深化文理融合、強化數字化轉型，實現文科教育從“傳承”到“創新”的轉型。一是需求導向，動態優化。強化基礎研究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增加哲學、經濟學、法學等學科的科研深度，增強人文社會科學在國家戰略決策、文化創新等領域的貢獻度。依據產業轉型升級需求和新興行業趨勢（如人工智能、綠色經濟）動態優化文科專業佈局，對適配性低的專業實施預警或退出機制。二是交叉融合，創新增長。用好學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劑”，對現有學科專業體系進行調整升級，加強新文科建設。新文科建設聚焦培育文理交叉新興學科（如“數字人文”“AI倫理”“低碳政策”），爲學生提供跨學科的學習體驗，鼓勵文科生修讀STEM課程，培養複合型創新能力。三是數字賦能，智能調控。構建文科教育智能監測系統，實時分析就業市場與科技變革趨勢，動態調整專業設置與課程內容。

以體制機制創新化解價值困境。通過制度優化、資源整合與價值重塑，推動文科實現學術、育人、社會影響力的全面提升。一是進一步強化文科價值共識。要區分短期與長期價值，對文史哲等人文基礎研究實行長週期考覈，設立文化傳承專項基金，避免因其經濟效益滯後而被邊緣化。進一步明確文科的公共屬性，通過政策法規、公共論壇強化文科在精神塑造、文化創新中的核心作用，並將其納入國家軟實力評估體系。二是建構融合式育人體系。完善立德樹人落實機制，統籌價值引領與實踐體驗，構建“課上課下、校內校外”協同育人體系，強化產教融合和社會實踐育人。進一步強化跨界整合能力培養，打破學科專業壁壘，實現由“基於學科的教育”向“學科交叉融合的教育”轉型。平衡功利性與人文性，在就業導向課程中嵌入通識教育，建立通專融合培養路徑。三是優化成果轉化機制。建設文科實驗室與智庫平臺，推動學術成果向政策建議轉化，爲國家決策提供高質量的知識服務。整合大學、政府、企業等資源，搭建共享研究平臺，精準匹配社會需求，提升文科的社會影響力。拓寬成果傳播渠道，利用學術期刊、國際會議、公共媒體等多種方式傳播文科成果，增強社會認可度。

以有組織科研化解方法論困境。一是強化有組織科研。堅持問題導向，針對國家治理、全球治理等重大議題組織跨機構協同攻關，爲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貢獻智慧和方案。二是革新研究方法體系。整合傳統思辨與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方法，優化研究範式，提升成果科學性。升級傳統科研方法，開發AI輔助思辨系統，如基於大數據的觀念演化模擬器。驗證機制創新，試點虛擬重複實驗，如通過數字孿生技術重構歷史社會情境。編制《人文社科方法選擇指南》，建立“研究問題－方法匹配度”評估模型；針對不同類型研究設計差異化質量評價標準。三是創新科研組織形態。創建“三協同”研究網絡：縱向協同，即國家智庫—高校有組織科研單位—基層觀察點聯動；橫向協同，即文科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文科實踐基地聯合立項；時空協同，即利用數字孿生技術開展跨文明比較研究。

（作者：張小花、周光禮，分別系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後；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