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多人少之困，人民法院如何破局？
2024年12月31日晚10時許，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第二辦公區，寂靜的走廊盡頭，一間談話室還長亮着燈。執行法官黎偉偉正在與申請執行人、被執行人作執行和解談話。
跨年之夜仍在工作，在朝陽區法院，黎偉偉並非個例。
過去一年，朝陽區法院法官年人均辦案量超500件。這意味着，即使365天不休息，平均每人每天也至少要結1起案件。
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朝陽區法院也並非個例。
2015年至2024年十年間，人民法院收案量年均增長11.23%，2024年收案4600萬餘件，法官年人均辦案量達354件。這又意味着，現在一名法官要辦十年前好幾名法官的案件量。
“案件壓力不斷增大”“人案矛盾日益突出”，這些近幾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多次出現的表述，一再凸顯了人案矛盾存在之久、影響之深、解決難度之大。
中國有句老話，既要低頭拉車，也要擡頭看路。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人民羣衆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與日俱增，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也有了新的更高要求。一路狂奔的收案量，就是矛盾的具體表現。
越來越多法官清醒地認識到，案多人少是我國向着高質量發展“爬坡過坎”中，必然經歷的階段性問題，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中，必須克服的階段性困難。而要跨過這道坎兒，簡單寄希望於增加編制、增加人員，非長遠之計。
(一)治本之策：讓糾紛消弭於萌芽，從源頭減少訴訟增量
一開春，華北平原上種地的農民就開始唸叨：“開春殺一蟲，強於秋後殺百蟲。”這句樸素的諺語，也道出了應對案多人少的真諦——糾紛得從源頭解，案件增量才能降。
長江以南，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的法官們也懂這個道理。
近年來，人民羣衆對住房的高品質要求和房地產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得組合貸款購房成爲普遍現象。隨之而來的，是逾期貸款糾紛逐漸增多。
2024年1月，青浦區法院作了一番調研。最近三年，涉房屋組合貸款糾紛案件平均審理週期爲85.55天，糾紛平均化解週期達137天，遠高於其他金融糾紛。
這類糾紛涉及兩個合同，如前期未協商一致，公積金管理中心與商業銀行需分別審理，再合併執行。一個糾紛，歷經兩個訴訟週期，結案時間長，也在法官們的意料之中。
但糾紛調撤率高達64.15%，有點在意料之外。
就此，青浦區法院認爲，此類糾紛以調解方式化解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或許可以找找處理這類糾紛的最優解。
帶着這一發現，法官們走訪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及其青浦區管理部，並邀請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等7家商業銀行會商，研究從前端推動糾紛高質效化解。
同年4月，青浦區法院向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青浦區管理部及轄區銀行代表送去一份司法建議，希望發揮各自優勢，共建糾紛化解機制。三個月後，一個名爲“委託調解﹢司法確認﹢合併審理”的全鏈條實質解紛機制運轉起來。
據統計，司法建議發出後，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青浦區管理部與7家商業銀行前期溝通處理逾期貸款糾紛38起，其中35起經前端協商化解，2起經委託市銀行業保險業糾紛調解中心成功調解。
也就是說，38起糾紛只有1起進入訴訟程序。而這起糾紛的審理週期只用了45天，遠低於以往平均用時。據統計，截至2024年底，青浦區法院此類糾紛收案量同比下降41.66%。
人們樂見這樣的實踐與結果。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我國有14億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負!所以，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目標清，則方向明。
解紛非一家之事。最高人民法院持續推動“總對總”多元解紛機制建設，壯大多元解紛力量，目前已與16家單位建立合作。大家一道爲各領域糾紛“把脈問診”，着力把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在源頭。
司法建議是預防“未病”的一道良方。在去年的工作報告中，最高人民法院着重提出“深化用好司法建議”，引導各級法院從個案中找準社會治理難題，針對性提出司法建議，從源頭上、根本上減少類案發生。
指導和支持人民調解工作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職能。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多次部署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助力提升人民調解能力，切實發揮人民調解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的“第一道防線”的作用。
方向明，則步履堅。
在推進信用卡糾紛多發高發治理中，最高人民法院示範帶頭，向相關部門發出司法建議，協同有關方面，促進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化解。2024年，全國法院信用卡糾紛一審收案同比下降26.68%。
在一起涉及70餘名學生家長與某教育培訓機構的預付式消費合同糾紛中，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法院啓動“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多元解紛機制，邀請教育委員會、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聯合調解，促推70餘起糾紛圓滿解決。
在一起高齡老人贍養案例中，山西省永濟市人民法院法官認真分析老人的家庭法律關係及相關法律規定，指導村委會黨員幹部、熱心能人與人民調解員聯動發力，一攬子解決老人後續的贍養、財產分割等問題。
廣袤大地上，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正在積極融入黨委領導下的社會治理大格局，“第一道防線”的效能正在被充分激活。
一組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法院指導各類調解組織先行調解案件1218.2萬件，佔訴至法院民事行政糾紛總量的40.2%。其中，指導人民調解成功調解案件729.1萬件。
今年年初，一個新的窗口走進公衆視野——多元解紛案例庫正式上線。
據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長張新慶介紹，人民調解員可以通過案例庫及時學習瞭解各類糾紛調解的理念思路、方式方法等，促推調解能力水平持續提升，羣衆也可通過檢索類似案例，對調解方案、調解結果有更好預期。
這個由最高人民法院牽頭，16家“總對總”多元解紛機制共建單位以及其他中央有關單位共同參與建設的國家級案例庫，將進一步支持保障人民法院做實指導調解法定職能。
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
在發佈多元解紛案例之外，人民法院還有一個堅持了多年的好傳統——圍繞社會矛盾易發多發領域，發佈典型案例。
2024年2月，發佈6件飼養動物損害責任典型案例；2024年12月，發佈5件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典型案例；2025年2月，公佈7件人民法院審結的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典型案例……
法槌起落間，一個個鮮活的案例，彰顯着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潤物無聲、引領風尚。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能作爲遺產繼承”“犬隻追逐路人致其受驚嚇摔傷，飼養人、管理人承擔賠償責任”“經營者主張購買者‘知假買假’，應承擔舉證責任”……提示法律風險，明確裁判規則，亮明司法態度，典型案例成了全民共享的“法治公開課”。
以良法促善治，久久爲功。當一條條裁判規則轉化爲人們自覺的行爲規範，類似案件數量就會下降，“辦理一案，治理一片”也就不再是一句口號。
(二)關鍵之舉：科學管人管案，高質效化解訴訟存量
一路狂奔的收案量，來源於新增的一審案件量，也來源於一直居高不下的衍生案件量。
已經有實踐證明，增加法官數量，確可解一時之困。但辦案質效上不去，就會陷入“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混沌局面，攤子只會越鋪越大。
過去一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戴怡婷和法官助理唐弦最引以爲傲的事情之一，就是辦了一個“漂亮”的案子。
在這起案件中，未來電視有限公司將當貝公司訴至法院，認爲當貝公司作爲應用下載平臺，未盡到合理監管義務，縱容相關APP侵害其著作權。
一、二審法院認爲，當貝公司具有明顯主觀過錯，客觀上又爲侵權行爲提供了便利，應與相關APP承擔連帶責任，判決賠償經濟損失。當貝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辦案過程中，戴怡婷和唐弦發現，兩家公司之間涉訴案件竟有93起。未來電視有限公司已取證待起訴的案件還有4000餘起，而當貝公司向本院申請再審的案件多達11件。
“看來，僅解決眼前這起案件並不能真正解決雙方的問題。”承辦團隊決定，“要辦就辦個徹底”。
前前後後十餘輪調解的力氣沒有白費，兩家公司最終達成一攬子調解協議，當貝公司撤回了再審申請，待起訴的千餘件糾紛也隨之消解。
司法實踐中，“一人多案”“一事多案”現象普遍存在。一個案子還可能導致後續無休無止地上訴、申訴、上訪。大量程序空轉，浪費寶貴的人力、財力、物力，使本已相當緊張的司法資源“雪上加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本來應該具有定分止爭的功能，司法審判本來應該具有終局性的作用。
要對得起這樣的使命擔當，就必須有過硬的辦案質量。老百姓到法院是爲了解決問題的，不是來走程序的。
時針撥回到2024年1月1日。這一天，《人民法院審判質量管理指標體系(2024年版)》正式施行，“案-件比”被作爲唯一的“核心指標”重磅推出。
“案-件比”反映着人民法院“一次性解決糾紛”情況，“案-件比”越高，說明同一個“案”，在訴訟中生成的“件”越多，意味着經歷的辦案環節越多、辦理的時間越長。與此相應，當事人被“折騰”的次數也就越多，因訴累而產生的不滿也會越強烈。
最高人民法院審管辦相關負責人表示，突出“案-件比”在指標管理體系中的核心指標作用，就是要引導各級法院將重心從“案件結沒結”轉向“矛盾解沒解”，做實定分止爭。
從關心“一個案子結沒結”，到關心“核心爭議解沒解”，扭住了審判管理“牛鼻子”，辦案質效就有了新跨越。
2024年，全國法院“案-件比”同比下降0.04個百分點，相當於減少了99.2萬件衍生案件；上訴率同比下降0.66個百分點，相當於減少了12.8萬件上訴案件；申訴申請再審率同比下降0.04個百分點，相當於減少了8000餘件申訴申請再審案件。
與“牛鼻子”相呼應的，還有“指揮棒”這個利器——績效考覈。
“不考覈，都覺得自己幹得挺好，有了標準，才能看到差距和不足。”
“作爲基層法官，我們不是逢‘考’必‘反’，反而會主動擁抱科學考覈，因爲這樣才能讓想幹事、能幹事的人更有獲得感、尊榮感。”
2025年度“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講壇”第一講“別開生面”，主題爲“四級法院談‘考覈’——減負與增效”。
科學統籌“案”與“人”的關係，促推“評案”與“管人”“治院”無縫銜接，形成追蹤問效管理閉環，才能防止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兩張皮”，防止因問效缺位任由工作虛化、責任弱化，導致嚴重影響審判質效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這也就是人民法院持續優化績效考覈的原因所在。
從“要我學”“要我幹”，到“我要學”“我要幹”，責任承擔起來，壓力傳導下去，法官隊伍精神風貌煥然一新。
不但“扶上馬”，還要“送一程”。
辦好每一起案件，離不開“管理”與“考覈”，也離不開“架橋”“修路”。
2024年2月27日，人民法院案例庫正式上線。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入庫案例數量達到4711件，實現了對常見罪名、多發案由的全覆蓋。
據統計，2024年，全國法院已有超過18萬件案件在裁判過程中參考了入庫案例。辦案法官運用入庫案例，向當事人釋法說理，部分當事人明晰、認同法院裁判規則後，撤回起訴、上訴、申訴，推進一批類案高質效化解。
在遼寧省遼河人民法院，法官藉助案例庫釋法，讓污染責任糾紛案原告撤訴。
在江蘇省灌雲縣人民法院，法官藉助案例庫解決受賄案法律適用難題，被告人撤回上訴。
在湖北省襄陽市襄城區人民法院，法官參考案例判決工傷保險部門先行支付，促使類似案件調解結案並預防新糾紛。
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法解釋協調和案例指導處負責人賈玉慧介紹，案例庫檢索量與主要案件質量指標之間呈現出正相關性。檢索量排名靠前地區法院的主要案件質量指標優於全國平均水平。
以相對薄弱基層法院黑龍江省寧安市人民法院爲例，其案例庫檢索量居全國基層法院首位，2024年1月至10月，該院案件上訴率爲6.86%，同比下降2.76個百分點，一審裁判被改判發回重審率爲1.01%，同比下降1.22個百分點。
那些與法答網有關的故事也還在續寫新的篇章。
截至2024年9月，法答網提問數量達65萬餘件，累計瀏覽924萬餘次，日均瀏覽近2萬次，已經成爲廣大幹警案邊必備的“工具箱”。
最高人民法院定期梳理分析高頻提問、不一致答疑，發佈精選答問，做好直接答疑和審判指導工作，解決了一批困擾審判實踐的疑難複雜問題。
以問補案、以案答問。目前，圍繞法答網問答針對性編寫入庫案例140餘件，“庫網融合”集成效應逐漸顯現，形成統一法律適用合力。
“質”與“量”相伴而生。所有在“質”上的努力，終將會在“量”上體現出來。
(三)發展之需：加快數字化建設，以科技賦能提升審判質效
如果說“從源頭減少訴訟增量”與“高質效化解訴訟存量”是解決收案量一路飛奔問題的“兩條腿”，那科技賦能則爲這一問題的解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
今年農曆正月初八，春節假期後上班第一天，人們發現，在福建省上杭縣，與往年大多選擇外出務工相比，越來越多的務工人員選擇在“家門口”就業。
這樣的轉變，始於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個風險預警。
“我們運用自主搭建的‘巖法智算’平臺，統計分析了全市的案件數據，發現上杭縣刑事案件佔比相對較高。經過深入剖析，發現被告人年齡較低，且多爲初中文化水平，便向上杭縣發出了青少年犯罪高發的風險預警。”龍巖中院審管辦主任黃曉燕說。
收到風險預警後，上杭縣立即組織相關部門調查走訪，發現這些涉罪青少年大多是留守兒童，父母常年在外務工。
爲此，縣政府相關部門舉辦了留守兒童父母返鄉就業新春招聘會，吸引有子女的務工人員就近擇業。
像這樣的實踐，在福建比比皆是。
記者瞭解到，福建法院正積極推進司法“數助治理”中心建設，每年發佈《福建司法“數助治理”白皮書》，從海量司法數據變化中，分析提取有價值的信息，提示全省經濟社會運行中可能存在的風險隱患。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是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機，是新一輪國際競爭重點領域，我們一定要抓住先機、搶佔未來發展制高點。
隨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新的“改革時間”啓動。數字改革作爲推動審判工作現代化的動力引擎，正在撬動起一場貫穿人民法院工作全局的重塑性變革。
上海法院針對審判領域的“易錯點”，研發推廣700多個應用場景，其中近400個場景已嵌入全流程網上辦案系統，法官辦理同類案件中一旦觸發場景模型，平臺不僅向承辦法官推送提示預警，還將其同步推送相關審判庭負責人，實現“智慧監管”。
被執行人有無財產，能否執行，清償比例爲多少？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磐安縣人民法院爲試點，創新“三張清單”執行公開機制，全面梳理執行辦案29項111個節點的業務流程，依託數字化手段智能歸集財產數據、處置信息，當事人可在移動端在線申請、文書預覽，推動執行更規範、過程更透明、羣衆更信賴。
黑龍江法院開發應用“龍法和”雲法庭解紛系統，有效帶動人民法院調解平臺進鄉村、進社區、進網格，匯聚治理數據，實現隨時分析、全量展示、全域指揮、實時調度“一屏監管”。其中，哈爾濱市呼蘭區委政法委將“龍法和”雲法庭與呼蘭區“星網聯動社會治理智慧系統”深度融合，促推訴訟案件量下降9.2%。
數助辦案、數助監督、數助便民、數助治理、數助政務……爲緩解人案矛盾，近年來，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步，這場數據涌動的“春潮”中，各地法院每一次的有益探索，都是了不起的進步。
但不容忽視的是，各地的多元探索存在技術銜接不暢、業務平臺分散、發展不均衡等情況，需要在此基礎上，迭代推進人民法院數字化轉型升級。
去年全國兩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提出，推進全國法院“一張網”建設，以數字法院助力提質增效。這是數字法院首次作爲重點工作出現在報告中。
目前，“一張網”建設正在有條不紊地開展。屆時，全國3500多家法院都會在“一張網”上辦案辦公，審判工作和訴訟服務將進一步提質增效。
2024年，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南美等多國司法機構來訪上海法院，在向世界展示中國司法經驗的成果時，上海數字法院建設的探索成爲交流的核心議題之一。
這也意味着，中國司法的有益探索正在爲更多國家解決“案多人少”難題，貢獻更多東方智慧。
黎偉偉的那場談話持續了8個半小時，雙方當事人在歲末的最後一小時達成和解。2025年1月3日一大早，被執行人履行完畢，這起“跨年”執行案件畫上了句點。
這樣的工作節奏獨特而又匆忙，卻也是無數箇中國法官正在經歷的日常。
定分止爭，是滿足人民羣衆對美好生活和公平正義嚮往的需要，也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人民法院作爲黨領導下的國家審判機關，必須爲黨分憂、爲國盡責、爲民解難，切實履行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職責使命。
改革難，深水區的改革難上加難。
但人們分明已經看到希望——
2024年，全國法院收案增速降至近20年來最低，審判質效明顯上升。(高倩倩)
來源：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