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安魂曲
郝譽翔父親（後中）與山東老家親戚。（郝譽翔提供）
三十歲的郝譽翔與牛合照，自嘲很土。（郝譽翔提供）
郝譽翔的奶奶。（郝譽翔提供）
與老家表姐一起逛市集。（郝譽翔提供）
《逆旅》。（聯合文學提供）
這是第三次爲《逆旅》寫序了，一本書能有三序，證明它未被時間遺忘，身爲作者的我自然應當歡喜，但除此以外，卻是一言難盡的感慨。
我在上個世紀末寫作《逆旅》時，纔剛要進入而立之年，年輕的自己總以爲女人來到三十，便是老到不能再老了，故下筆時多老靈魂上身，刻意引經據典，帶着一種故做決絕的蒼涼和辛辣，然而如今隔了二十多年再往回看，才知道三十歲哪裡能夠算老呢？人生的道路根本尚未開展，而年少氣盛之餘，更是難掩一派未經世事的天真。
但卻也是這種天真，才造就了《逆旅》這本小說，一本唯有在那個年紀才寫得出來的可貴之作。
我寫《逆旅》時是在一九九○年代的臺灣，當時幾乎無人聽過「澎湖七一三事件」，不但相關史料稀缺，更不曾意識到山東流亡學生案便是臺灣戰後白色恐怖的重大關鍵。然而就在一切皆處於模糊懵懂的狀況下，我居然膽敢挑戰如此巨大的題材，回想起來，真是不免爲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只能說，我寫作《逆旅》並非有什麼嚴肅的家國使命，只是純粹出於直覺，一種非寫不可的衝動，只因爲有太多的情感在心中翻騰洶涌，無法按耐。
也因爲非寫不可，所以真誠。若真要說有什麼目的，那麼唯一的目的便是要以此書，向父親告別。
那是緣起於一九九六年秋天，父親忽然說娶了一個南京的女子，打算從此以後就回大陸定居，不再返臺。
「落葉總要歸根嘛。」他淡淡地說，好像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我默默地聽着，知道這恐怕是我們父女的最後一面了，也暗自下定決心不到機場送行，反正父親沒有開口要求，我也無須太過濫情。
但我卻記得他搭機離去的那一天，陽光特別清亮明媚，我當時正在讀臺大中文所博士班，兼教早上八點的「大一國文」，上完課後十點鐘，走出共同教室大樓，穿過傅鍾前的花圃，坐入汽車的駕駛座，我瞥了一眼時鐘，恰好就是父親飛機起飛的時刻。
我於是呆坐在車內良久，沒有發動引擎，只是擡頭望着窗外秋光正好，幾朵白雲停在乾淨的藍天上，有如童話。我知道此刻父親已經瀟灑地離去了，落葉已歸根，就連揮一揮衣袖都不必，然而屬於我自己的根又會在哪裡？
我也清楚地感到生命中的某個部分，就在那一刻劃下了句點，彷彿結痂脫落已死。但我卻還不甘心，父女的結局怎麼可以如此的簡單草率？於是文字成了唯一的救生浮木，在汪洋大海上搭成了一座橋，讓我得以攀附着通過，好將那些曾經困惑我糾纏我，使我憤怒使我哭泣，但在更多時候卻使我啞口無言的亂糟糟的一切，重新梳理一遍，以向我父告別。
於是有了《逆旅》此書，以一趟一九九一年我陪同父親返回山東平度縣南坦坡村老家的旅行作爲起點。
說來也是荒謬，那趟爲期一個多月的旅行，竟是我畢生中和父親最親密的一段時光。但即使如此，我們在旅程中相處的時間依舊是少得可憐，加起來大概纔不到十天左右，因爲他反覆幾次把我拋在農村的老家，獨自一人轉身離開，甚至渺無音訊，還迫使我不得不上青島去尋他。
如今我依然可以清晰想起那一年暑假驚人的酷熱，不論是走在南坦坡村的田埂上，或是青島的街頭，整個人都幾乎被炙熱的陽光曬到融化，而眼前不見父親的身影，只有空中隱隱波動着令人暈眩的熱浪。
父親總是留給我太多的空白，讓我只能驅動想像力的極致去尋找，去用文字填補他個人的小歷史，卻也在不知不覺中，就這麼一頭栽入了一九四九年的大歷史。
我這才發現父親的故事有太多裂縫，就像是一塊塊兜不上的拼圖，不管是我不知反覆聽他說過了多少次，一九四九年跟隨學校從青島一路南下的驚險流亡，或是他在澎湖漁翁島所經歷的慘案，眼睜睜看着同學被刺刀戳死在操場上，於是他冒死命逃亡到馬公，倉惶中頂替了一張別人的身分證，以致於從姓名到出生年月日都是假造……
這些故事片片斷斷，難以連綴，若真要仔細追問起來，根本處處都是疑點。
因此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父親生命的真相，不知他從何而來，爲何而去，由始至終都陷落在一團迷霧。也因此《逆旅》這本書拼圖式的寫法，或許就是我以爲最忠於真實的樣態，它已經不只是一座岐路花園了，更像是岐路森林，藤蔓纏繞荊棘遍佈，黑霧瀰漫陰翳幽深，而我從小就被困在其中太久，太久，只能拚命用自己的靈魂去燃燒文字的蠟燭，好讓它發光，發熱，引領我走出這一座迷宮。
更荒謬的是，我原本以爲《逆旅》是告別之書，卻沒想到書還沒有寫完呢，父親居然又從大陸回來了，我愕然問他爲什麼？
「唉，在臺灣生活太久，已經不習慣大陸了。」他靦腆笑着說。
所以落葉豈是說要歸根，就能歸根的呢？而向父親告別，又豈是一件容易之事？但不管如何，我的《逆旅》已經進行了大半，也只能帶着這樣荒謬的心情，繼續把它寫完。
真正爲這一切劃下句點，是二○○五年父親以自殺的方式倉促離世。遺體火化後我捧着他的骨灰，回想自己從小到大已不知多少次在心中向他告別，竟唯有這一次纔是千真萬確。
但果真告別了嗎？悠悠又是二十年過去了，回首從前已如夢似幻，不要說父親所經歷過的故事了，就連是否有他這個人存在過呢？都變得如此恍惚可疑。所以假如我能夠穿越時光，回到上個世紀末寫作《逆旅》的時刻，我會對那一個夜深了還不肯睡去，專注凝視着電腦銀幕，手指忙着敲打電腦鍵盤的我說：「千萬不要急着下定論，因爲這一切都尚未結束。」
但我不會阻止她去寫，即使當時的她根本不知道，那趟一九九一年返回山東老家之旅竟是如此難得，就恰好發生在大陸改革開放農村轉變的關鍵時間點，而她更無法想像，罕爲人知的澎湖流亡學生慘案，到了二十一世紀島嶼轉型正義浪潮時，將會被冠上「七一三事件」專有名詞，不但出現了大量以此爲題的學術研究、新聞報導和紀錄片，甚至已經列入教科書和博物館。
然而當時的她卻還半信半疑，以爲那些都是出之於父親的悲情誇大渲染，荷馬史詩說書人的彈唱傳奇，在遙遠遙遠的從前，有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小島，名爲漁翁島……
所以孰者爲真？孰者爲假？又有誰能夠確定呢？因爲逆旅只不過是這一條漫漫長路之中的暫停，而我們都是永遠的旅人，在人生的路途偶然相逢，彼此擦撞出生命的火花，但僅此一瞬而已，之後便又要各自前往不同的方向。
故事仍在繼續着，而我相信此時此刻的父親，也正在另外一個遙遠的世界旅行吧。
我只能深深慶幸三十歲的自己寫下了這本書，以一支純真的抒情年代之筆，竭盡所能地去敲打歷史的巨鍾，或許只發出了微弱的嗡嗡聲響，但是對於我而言，卻已是一支足以撫慰心靈創傷的、最美最美的安魂曲。
（本文系《逆旅》新序，聯合文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