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的三個國產化的例子的一些感想

最近看到幾個製造業國產化的例子，有些別樣的感受。

1：C919的飛行控制律

我國的大飛機C919在去年底首架交付了，這架飛機整體設計上是我國自主完成的，但是核心的子系統基本是通過和國外公司合資的形式來獲取技術，這在某種程度上複製了當年的高鐵模式，通過市場來換取技術。這其中飛行控制系統是和美國霍尼韋爾公司合作，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媒體宣傳國產化的時候，卻着重提到了核心的飛行控制律算法是中國商飛自主研發的。

這個飛行控制律其實是保護飛機的安全飛行邊界的，簡單的說就是讓飛機能夠正確的根據飛行員的操縱意圖進行飛行， 同時還要確保飛機在安全邊界內飛行， 因爲飛機每時每刻的飛行狀態和姿態都可能不一樣，因此飛行員做同樣的動作可能會導致飛機有不同的變化結果，飛行控制律就是保證安全性的，讓飛機在不同的狀態下都能按照飛行員的操控意圖飛行，同時簡化飛行員的操作，更多的由飛機自己完成，提升安全性。

那麼爲啥中國商飛不引進飛行控制律技術呢，原因是因爲該技術是被美國 作爲核心技術 列入對華禁售的清單，霍尼韋爾公司遵守美國法律無法對華出售，於是中國商飛只能自研，儘管是 國內第一次做大型民航客機的飛行控制律， 但是 最後 卻依然搞出來了。

用國資委在2023年2月份開展的 2022年度“央企楷模”嘉獎的話來說，就是：

“電傳飛行控制律，是國產大型客機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體現。C919大型客機控制律團隊，歷經十年不懈努力，完成了大型客機控制律功能的設計、驗證和適航取證工作，憑藉奮發圖強的志氣、科學務實的作風、潛心研究的恆心、團結協作的精神，開拓出了一條“從無到有，從零到一”的道路，建立起大型客機控制律研製體系，自主掌握了大型客機控制律技術，讓中國大飛機擁有了“中國大腦”。”

2：高鐵的緊固件

以下是我看到的 2022 年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華，是浙江省地方媒體對浙江舟山一家做緊固件工廠的採訪。

記者：對技術的這份較真勁，爲工廠帶來了怎樣的發展機遇？

陳益峰：“目前我們的緊固件產品已經用在了復興號、和諧號高鐵上。近幾年，疫情給我們生產帶來了影響，也帶來了一定的商機。此前，中國高鐵中的緊固件制動盤螺栓主要依靠德國進口，受到疫情影響，國外進口受阻。在2020年一次行業展會上，負責給高鐵提供緊固件的眉山中車緊固件有限公司找到我們，他們知道我們在乘用車耐高溫緊固件上的優勢，表達了想和我們共同開發剎車盤上的耐高溫緊固件的想法。

高鐵所需的緊固件在強度和韌性上和乘用車緊固件完全不同，我們用了整整3個月，經過不斷的技術攻堅，終於把產品成功研發了出來。

目前，我們應用在高鐵上的緊固件產品種類從1個拓展到了6個。高鐵緊固件的國產化替代，不僅爲我們開拓了新的市場，帶來了新的增長點，更是提升了我們的技術實力。”

之前習慣了從國外進口，因爲疫情斷供，沒想到在國內找到合適資源後三個月就研發出來了，還爲國內公司開拓了新的增長點，看來很多事，不逼一下不行啊。

當然三個月只是研發出來，但是顯然從2020年-2022年，該國內公司對高鐵的緊固件供貨種類都不斷增加了，說明是可以進行替代的。

3：國產化替代與大降價

以下爲2021年6月《中國能源報》記者採訪大亞灣核電站寫的稿件，名字叫《大亞灣畔，蹚出核電自主運營之路》，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1992年7月，不到20歲的喬素凱從山西臨汾的技校畢業，來到大亞灣核電站維修處工作。次年7月，電站首爐核燃料進場，他成爲首批覈燃料操作師。

2005年之前，大亞灣核電站堆芯換料和檢修工作基本由外方支持操作，但他們只講“皮毛”，而且材料和設備要價很高，這讓喬素凱“自己幹”的念頭日漸強烈。之後幾年，他所在的團隊攻克技術障礙，一舉實現燃料操作與貯存系統自主維修，還把核燃料替換棒變成了“中國造”。

手執一截手指般粗細的核燃料替換棒，喬素凱來了興致：

“核燃料棒從堆芯取出後，爲了避免燃料組件結構發生變化，需要在原位置裝進一根等高的不鏽鋼棒。當時，外商報價20000元一根，我一聽就火了。”

“不能讓小小的棒子‘卡脖子’！”喬素凱隨即聯繫國內廠商製造，但當時所需替換棒較少，要求卻極高，很多企業不願接單。他又找到東北一家鋼廠，百般說服，對方纔答應一試，經失敗數次才煉出了合格材料。最終，中廣核成功實現了國產替換棒入堆，每根造價僅有1000元。”

怎麼說呢，國產化替代是件好事，但是怎麼感覺國產化替代不應該把市場做這麼小，原來2萬的市場一下子縮小了20倍，國產廠家看起來也賺不了多少錢，畢竟一根才1000元，一年也沒多少量。核電站相對來說是高利潤的產業，大亞灣核電站主要是售電到香港，上游的材料賣的價格高些也是有利於利潤轉移到上游的鋼鐵產業以及北方重工業地區的。

不知道當時報價的細節是什麼，按理說外商賣2萬一根，國產賣5000-1萬一根也應該很有競爭力，爲什麼只賣5%的價格1000元，

當時這家鋼廠沒有做市場調研，直接按照成本+利潤的形式報價？

還是說產品雖然可以替代，但是壽命之類的比原裝的還是有不如，所以賣這麼便宜？

今天是列舉看到的三個國產化例子，當然這三個例子並不一定全面，但我多少還是有些想法和感受的，

第一點是人的潛力是可以逼出來的，同樣是士兵，當年在國民黨軍陣營就發揮不出戰鬥力，但是在解放軍這邊就立即戰鬥力爆表，這就是外界環境改變，極大的激發了人的潛力。

對於國家，公司其實也是類似的，不管是中國商飛的C919飛行控制律，還是高鐵的緊固件，還是這幾年火爆的半導體產業，還是更早之前因爲以色列迫於美國壓力毀約而不得不自研的國產預警機，都遵循着同一個現象，那就是當美國人搞技術封鎖，搞制裁，又或者是疫情期間國外先進產品不能進口，於是我國國內企業不得不走上自主研發道路之後，儘管在一開始都會面對着各種質疑甚至是自我懷疑，但是最後發現最後居然都搞出來了。

所以人如果不被逼一把，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優秀。

我之前一直反覆的說美國對於高端技術的封鎖制裁並不全是壞事，一方面斷供確實會對我國的系統集成企業比如華爲帶來很大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也會刺激中國加大對於高端技術的研發投入。

要知道現在的中國並不是1949年，而是已經是全球第一製造業大國和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了，這意味着 一項技術攻克後會天然的有市場，能賺到錢。

而且也有了相當的技術積累，在各個方面並不是零基礎，像2018年美國對中興斷供的時候，中國的民用國產半導體產業也發展二三十年了，我們今天熟知的國內半導體龍頭企業，從海思，中芯國際，長電科技再到北方華創等等，在那個時候都已經成立多年了，中芯國際就是2000年成立的

那麼加上制裁的刺激帶來的新增資本投入，我認爲是可以獲得成果的。

第二點是國產化之後的定價問題

我自己搞過很多次客戶界面的定價，覺得這個東西實在是太重要了，是一門科學，要有足夠的市場情報支撐，包括競爭對手的技術水平，量產能力，服務能力，價格水平等等都要有所瞭解，這樣才能極大的產生價值。

很多時候我們就犯過定價的錯誤，本來應該獲得高價值高利潤的東西沒有能賣起價格，舉個例子，我記得大概11年前，有個國外客戶找到我，突然問我某款老產品還有多少庫存以及價格是多少，當時因爲市場行情不好積壓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工廠領導也很着急希望儘快全部清理掉，所以我當時報了個比較低的價格，結果客戶一把全部要了而且立即下了訂單。

我當時還很高興，終於可以把庫存一把清理掉了，

結果後來幾個月市場價格飆升，原來國外當地政府決定在6月底下調產品安裝後的補貼，因此該國市場在上半年迎來了需求高峰，導致一下子供不應求，該客戶利用這個機會在低價時大量購入，再轉賣賺了不少錢。而這件事由於當時我們沒有派駐當地的市場人員，我當時也沒有實時的跟蹤當地的政策變化，因此並不知曉。

再後來負責了其他產品，也深刻體會到一個道理，那就是要把市場做大，而不是把市場做小，

不能隨便降價，我們以前老說蘋果的創新是擠牙膏，每一代都是就增加一小步的新技術，但是從蘋果的角度來講，實際上是充分的發揮了技術優勢，充分的實現了商業價值。

我覺得美國公司在這方面的思維總體是領先的，是以做大市場爲最高優先級，所以能夠開拓出很多新的產業，新的領域，同時能夠在商業模式中嚴守自己的邊界，處於一種求利潤的狀態。

而不少中國公司則似乎是習慣了低價競爭，喜歡在現有領域裡競爭，以低價卷死對手爲最高優先級，處於一種求生存的狀態。

我想這跟中國的確在最近一二十年才真正的走向高端有關係，在中低端產品同質化競爭的年代，大家養成了拼價格的習慣。

本文提到的國產化核電站燃料棒，雖然新聞報道並沒有說背後的原因，是不是因爲不可抗拒的原因才只能賣一千元，比如是外方也大降價了，而我們的第一代國產化產品又確實還有些差距，但是老實說我並不希望這樣從兩萬到一千元的價格變化是常態，國產化帶來降低成本無疑是有利的，但如果說我們的國產化，就是把市場做的非常小，其實也不利於自身長期的發展。

今天是看到這三個國產化例子的一些小感受，我爲什麼在對待中國製造方面是樂觀論者，就是因爲兩個原因，

其一是國內有市場，有資金，也有足夠的理工科人才儲備，而且在這麼多領域有成功的國產化案例，因此我並不懷疑在半導體，醫療器械，製藥業等方面我國也會成功，這些領域在我看來其實更多是1-N的突破，而不是0-1的新產業創立，畢竟後者才真的是難得多。

其二是信心和決心也很重要，就像本文的飛行控制律和高鐵緊固件的例子一樣，外部環境逼迫相關單位下了決心，最後搞出來了，那如果沒有外部客觀因素呢，這個時候自己的信心就很重要了，畢竟做成一件事首先是自己先相信能做到，就像那句話，對於後來者來說，原子彈最大的秘密就是它已經造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