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幫信罪被告人呈低齡化等特點，情節較輕的可從寬處理

在打擊治理幫信及相關犯罪時，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應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制發了《關於辦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並公佈了7件典型案例。

據最高法通報，2020年以來，全國法院一審審結的幫信犯罪案件逐年增長，2023年超過10萬件，2024年全年和今年上半年幫信犯罪案件數量雖同比有了大幅度下降，但仍處於高位；同時，涉“兩卡”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案件同期也大幅度增長，去年以來雖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位的總體態勢尚未根本改觀。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長王魯表示，當前，電信網絡詐騙等新型信息網絡犯罪高發多發，衍生大量上下游關聯犯罪，這些關聯犯罪又爲電信網絡詐騙提供幫助和技術支撐，反向成爲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高發多發的重要推手。其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成爲數量最多、佔比最大、性質最複雜的犯罪類型。

“隨着電信網絡詐騙、網絡賭博等信息網絡犯罪黑灰產業鏈不斷升級，對幫信犯罪的打擊治理難度日益增大，司法實踐中出現諸多新情況新問題，執法辦案面臨嚴峻挑戰。”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長汪斌介紹，特別是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羣體涉案問題突出，一些電詐、洗錢犯罪團伙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涉世不深、法律意識淡薄的弱點，蠱惑、引誘其出售、出租自己的電話卡、銀行卡，甚至將部分未成年人、在校學生髮展成爲“卡頭”，社會危害嚴重。

數據顯示，當前幫信犯罪的被告人呈現低齡化、低學歷、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的“三低一高”特點，35歲以下被告人佔比超過80%，25歲以下被告人佔比三分之一。

“打擊治理幫信及相關犯罪是一項系統工程，在依法嚴懲職業性、組織性犯罪活動及其組織者、指揮者和骨幹人員的同時，應注重區別對待。”王魯表示，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等羣體和處於犯罪鏈條末端、情節較輕的人員，可依法從寬處理，並做好行刑銜接，推動社會綜合治理。

前述《意見》爲此明確，對未成年人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應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依法從寬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依法不作爲犯罪處理。

一起典型案例顯示，2022年9月至11月，上海某職業技術學院學生高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組織同校學生顧某和某中專院校學生師某（未成年人）等人向他人出租銀行卡，並負責與上家溝通聯絡、現場指揮和支付好處費等。顧某、師某在高某組織下分別出租本人的3張銀行卡，銀行卡流入詐騙資金分別達34萬餘元和23萬餘元。案發後，顧某、師某分別退出違法所得3000元和2300元。

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以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先後將顧某、師某、高某移送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閔行區人民檢察院經審查，對顧某決定相對不起訴，並通知其所在院校，建議對其予以處分，後校方對顧某給予留校察看處分；對師某決定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爲六個月，考驗期滿後，對師某決定不起訴；對高某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提起公訴。

閔行區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高某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宣判後高某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最高法在闡述案例典型意義時指出，對於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要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分層分類處置，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對於具有被他人組織、利用參與犯罪，參與犯罪時間較短、獲利較少，認罪認罰等情節的未成年人、在校學生，依法從寬處理。對於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系犯罪的組織者、領導者，或者利用其他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等特殊羣體實施犯罪，符合起訴條件的，依法提起公訴。

“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往往因社會閱歷不足、法治觀念淡薄，易被誘惑、裹挾參與違法犯罪活動，近年來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涉‘兩卡’犯罪案件數量有所增多。”最高法表示，學校、家庭是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主陣地，對於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犯罪的，執法司法機關應加強與教育行政部門、學校、家庭的溝通聯繫，督促嚴格管理教育。檢察機關對在校學生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的，可以建議學校給予紀律處分；對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人，應加強監督考察，同時委託專業人員開展家庭教育指導，督促相關職能部門、人員加強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