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性大學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路徑探析

◎摘 要 綜合性大學憑藉其辦學優勢爲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發展提供了優越的學科基礎，高等教育學也通過其自身發展爲綜合性大學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觀念引領與實踐指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面對當前學科動態調整與資源虹吸效應的現實壓力，高等教育學需構建基於數字技術的“高等教育+”多學科融合發展新範式，堅持系統性、科學性、專業性原則，優化學科體系建設；堅持融合發展，落實學科交叉融合的方法路徑；變革育人模式，構建“數字素養+”的複合型人才培養模式；強化國際交流，升級學科國際交流合作平臺，推動學科建設高質量發展，爲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建設貢獻力量。

◎關鍵詞 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發展策略

綜合性大學憑藉其獨特的學術生態，在學科建制化過程中探索出協同創新與跨界融合的演進路徑，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構提供了重要參照。自1983年高等教育學獲得學科建制以來，綜合性大學有效利用其辦學優勢，對該學科的學科設置、基礎性理論研究和育人模式等方面進行了主動探索，不斷滿足學科、學校和社會發展需要，逐步形成了學科自身發展的基本路徑，也爲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打下堅實的發展基礎。當前，面對服務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的戰略需求，綜合性大學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應當在更深層次、更廣範圍的融合發展中尋求突破，強化協同創新，爲支撐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貢獻智慧和力量。

綜合性大學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經驗探索

高等教育學學科從創建到現在已走過四十餘年的歷程，學科建設日趨成熟，已擁有衆多學科分支的學科羣，並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範式與知識生產體系，反映了知識生產模式轉型與制度環境深層互動。一方面，綜合性大學辦學實力雄厚，學科佈局門類齊全、學科之間滲透力強，這爲該學科建設發展提供了優越的學科基礎，爲學生的學科學習、教師的專業發展和科研探索創造了良好條件。另一方面，該學科注重教育學課程設置與完善、理論研究與交流、研究生培養等工作，爲綜合性大學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觀念引領與實踐指導。

1.注重學科協同羣建設

學科協同羣建設遵循知識生產的跨學科邏輯，體現着現代大學學術組織變革的內在要求。一方面，綜合性大學通過設立交叉學科研究所，突破了高等教育學傳統學科壁壘。例如，華中科技大學下設心理學研究所和工程教育研究所，北京大學下設教育與人類發展系和教育經濟與管理系，清華大學下設工程教育研究所。另一方面，綜合性大學通過應時設置跨學科課程和研究分支，構建起“學科—問題”雙維矩陣以迴應社會需求。例如，高等教育管理學、高等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和比較高等教育等課程和專業相繼開設。這種創新並非簡單疊加，而是通過制度化的學術共同體構建，形成穩定的知識整合機制。不同學科通過相互吸納和合作互動，幫助學生形成跨學科思維，和非線性的、多元的、整合的思維方式，提升研究者面對高等教育複雜問題和多變環境的應變與解釋能力[1]。

2.注重學科邊界研究

高等教育學四十餘年不斷拓展學科邊界，豐富學科話語體系，在方法論層面遵循問題導向的知識生產邏輯；在價值層面堅持本土化理論自覺；在實踐層面形成“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的螺旋上升機制。廈門大學是我國高等教育研究重鎮，重視高等教育基本理論研究，致力於發展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國學派。在此基礎上，廈門大學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立足國情，注重考試製度與考試政策、科舉學等中國特色領域的研究，並已取得奠基性科研成果。與此同時，各校依託校本優勢確立特色方向，如清華大學的工程教育、北京大學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等，實質是在學科建制過程中構建獨特的“學術標識系統”。

3.注重研究生培養質量

綜合性大學高等教育學學科在建設過程中，堅持將學術研究與人才培育相結合，密切關注國家高等教育改革動態、適時調整教學內容，努力培養與時俱進的研究型人才。在人才輸入時，該學科努力打造“研究方向—社會需求”的動態匹配機制。如廈門大學把招生與研究項目相統一，在招生時便細化寫明研究方向，如中外合作辦學和科舉考試研究等，通過更精細地匹配研究方向，推動研究向深度發展。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該學科積極構建“學術訓練—實踐參與”模式。如北京大學將“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報告”和“中國博士質量報告”等大型項目研究引入學生培養研究。在人才輸出時，該學科考慮“人才培養—效益反哺—學科發展”這一良性循環機制，通過區域高等教育發展研究將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社會服務進行有機結合。

4.注重學術研究交流

構建學術研究交流網絡是學科發展的重要環節。通過建立學術組織、期刊矩陣和國際合作網絡，綜合性大學高等教育學學科在建設過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交流生態系統。華中科技大學於1986年創設高等教育研究交流平臺，在學術交流、課題研究等方面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促進了國內外學術交流。在學術期刊方面，綜合性大學高等教育學學科將其視爲學術展示的重要渠道，以推動學科發展。華中科技大學的《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清華大學的《清華大學教育研究》和北京大學的《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等，在界內具有一定權威性和影響力。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學學科不斷開拓境外學術交流與合作，積極構建跨文化的學術話語轉換機制。

5.注重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求

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學校自身需求的多元實踐，體現出高等教育“社會服務”這一職能。在服務國家層面，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面向中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問題，通過實證性研究解決實踐中的真實問題，以此提升其應用力和創新理論的水平。在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層面，該學科面向各級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等，接受委託承擔高等教育相關重要課題，提供多層次的政策諮詢服務。此外，綜合性大學積極成立區域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如廈門大學下設閩臺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成立區域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以及建立長江經濟帶地區新工科教育研究基地等，力求建成我國區域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科學研究中心、人才培養中心、信息資料中心和學術交流中心。在學校自身發展層面，則積極開展院校研究，如華中科技大學倡導併成立了院校研究所。歷經四十餘年發展，該學科的社會影響力與知識應用轉化率不斷提升。

綜合性大學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高質量發展的制約因素

隨着我國“雙一流”建設不斷深入，綜合性大學的教育學院和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在取得成效、積累經驗的同時，也面臨着學科動態調整與資源虹吸效應的現實壓力。

1.外部多維壓力與價值衝突

同類競爭和自身地位認知偏差的錯位。近年來，師範類高校通過升格教育學部、整合學科資源形成差異化優勢，綜合性大學教育學院的各個學科面臨着師範類高校同類學科的競爭壓力。此外，我國綜合性大學教育學學科在國際知名排行榜上的競爭力與國內學科地位存在錯位。其在軟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GRAS）等知名國際排行榜中均有一定競爭力，在引文、研究、教學和國際視野類指標中均展現出顯著的競爭優勢。然而，高等教育學學科在我國綜合性大學中由於規模相對較小等原因，在國內學科評估中排位並不靠前，凸顯“國際競爭強、國內認可度弱”的認知偏差。

學科價值認知與評價體系的衝突。教育學學科建設具有特有的雙重屬性，除自身發展需要，也要服務我國學科建設和大學發展的需要[2]。綜合性大學發展離不開教育學學科尤其是高等教育學學科的推動，因其在科學研究、培養人才和服務社會等方面都發揮着獨特的重要作用，但這一重要服務功能與學科發展邊緣化現狀的矛盾卻日益凸顯。因論證教育學學科理論和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週期普遍較長，如若囿於以短期績效爲槓桿的判斷標準，很可能會破壞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的生態環境、窄化學科的學術影響力和服務性價值，反映出學科深層價值認知和現行評價體系的內在矛盾。

2.內部存續危機與結構性矛盾

邊緣化危機與地位之爭。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生存以學科建制爲基礎，學術研究以學科建制的方式進行，這是近年來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個重點[3]。高等教育學學科在1983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增列爲教育學二級學科，但其學科地位卻始終懸而未決，該學科的學科論與領域論的爭辯持續至今。學術分科是世界各國大學的通例，新一輪“雙一流”建設更是凸顯了該學科面臨的一級學科建制壓力。高校內部會通過強化優勢學科、裁撤弱勢學科，重新進行學科調整和佈局，使得教育學一級學科面臨邊緣化危機和裁撤現狀。其下屬二級學科高等教育學處境則更加窘迫，近年來多所綜合性大學調整優化學位授權點結構，相繼撤銷教育學一級學科授權點。學科發展的靈活性、主動獲取資源以及資源切塊分配的能動性明顯變弱，學科可能會失去更多發展機遇和人才資源。

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脫節。教育部等五部門在2023年2月聯合印發《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改革方案》）明確指出到2025年需優化調整高校20%左右學科專業布點，新設一批適應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學科專業，淘汰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學科專業，而高等教育學學科在發展過程中則存在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脫節的問題。高等教育學學科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側重於學術型導向，應用型課程和實踐佔比低，導致畢業生存在就業難的現象，這也反映出該學科缺乏應對產業變革的快速響應能力，可能導致學科學位點數量進一步縮減。

學科侷限與競爭弱勢並存。雖然高等教育學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學校自身需求方面提供了有效決策助力，但是其服務實踐的功能遠未達到理想狀態，理論成果轉化尚需進一步強化。一方面，因爲學科自身發展的侷限性，就學科知識體系而言，存在將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進行簡單拼盤的認知誤區；在學科組織體系方面，存在依賴於行政部門的制度難題。另一方面，學科評估的指標要求導致高等教育學在跨學科競爭中往往處於從屬地位，難以形成知識整合的主導力，高校成立的教育交叉平臺並未實現大規模的實質性成果轉化。

綜合性大學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高質量發展的思考

當前，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現代信息技術在各行業各領域廣泛深入應用，爲高等教育學學科創新發展提供了新場景、帶來了新機遇、啓迪了新思路、提供了新工具。特別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知識生產模式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學需構建基於數字技術的“高等教育+”多學科融合發展新範式，建立並優化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高等教育學學科體系。通過加快建設特色鮮明的綜合性大學一流高等教育學學科，努力成爲新一輪“雙一流”高校教育改革和科研創新的主陣地與引領者，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1.堅持系統性、科學性、專業性原則，優化學科體系建設

高質量的學科建設是高校發展的必然選擇，綜合性大學高等教育學學科專業的發展亦是如此。如《改革方案》所言，堅持問題導向，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這是綜合性大學教育學學科建設的關鍵所在。基於所在高校自身定位、辦學條件等因素，要以構建中國特色高等教育學學科體系爲目標，制定好中長期學科發展規劃，將學科設置與學校發展規劃相統一，前瞻謀劃、系統推進，落實改革任務。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背景下，爲主動適應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知識創新、科技進步、產業升級需要，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需提升人才培養和社會需求的契合度，有效契合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注重“高等教育+人工智能”研究方向，重點建設智能教育技術、數字教育治理等交叉學科，將機器學習算法融入課程體系，以技術驅動教育創新，塑造學科發展新動能新優勢。此外，該學科要不斷強化創新工作機制，完善學科專業管理制度，定期開展學科專業自評和年度報告等，特別要重視對新設學科專業的評估檢查工作，保障學科專業建設質量，用科學管理激發學科活力。

2.堅持融合發展，落實學科交叉融合的方法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重大原始創新成果往往萌發於深厚的基礎研究，產生於學科交叉領域，大學在這兩方面具有天然優勢。”[4]高等教育學作爲一門高度綜合又高度分化的學科，學科建設應合理打破學科壁壘以及不必要的界限，打開多盞聚光燈[5]，如若一味固守邊界則會限制學科研究範圍和學術視野，學科就會失去競爭力。綜合性大學教育學院和高等教育學學科要充分利用綜合性大學協同創新優勢，開展跨學科研究和融合式建設。既可以探索高等教育學與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小交叉，也可以積極推進其與計算機科學、物理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之間的大交叉，爲問題的解決提供多元化或綜合化的應對策略和破解思路。例如，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成立智能教育研究中心，建立了教育學、計算機科學、認知科學的“三角協同”創新機制。學科交叉的一大重點在於打破傳統文科相互間及其與理工科的界限，如可開發“教育工程學”交叉課程模塊，將系統工程方法引入教育質量評估研究，建立多維度、多視角的學術研究方式，互相借鑑推動學科間的合作交流。同時，要協調好傳統學科與交叉學科的關係，完善優勢與特色、傳統與新興、應用與基礎、綜合與交叉相促進的學科總體佈局。此外，學科要不斷推進跨學科團隊組建和融合型教師隊伍建設，搭建多元化的學科交叉平臺。如廈門大學建立教師聯合聘用、跨學科聯合培養等管理及招生培養模式，爲跨學科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3.變革育人模式，構建“數字素養+”的複合型人才培養模式

培養具有數字素養的複合型高層次人才，是當前高等教育的一項核心任務。在縱向上，建立本碩博貫通的人才培養通道，以需求爲導向，從學科專業設置、人才培養方式、課程教材體系建設、學位授予等方面，不斷完善和優化培養創新人才的體制機制。在課程設置上，打造“專業核心課+人工智能通識課+教育實踐課”的課程矩陣。在育人方式上搭建好跨學科學習平臺，支持學生跨學科、跨專業、跨層次、跨院校修讀課程、輔修學位，爲學生提供多樣化、高度開放的選擇空間。在育人機制上以課程爲牽引、以教材爲載體、以師資隊伍建設爲保障，推動師資、課程、教學、各類平臺資源等共建共享，打通交叉融通的複合型人才培養模式，尤其要積極探索“實驗班”“創新班”“精英班”等人才培養新模式。綜合性大學高等教育學學科的優勢在於實現多學科的會合及交叉、科學研究活動與培養高級科研專門人才活動的會合和哲學研究與具體科學研究的會合[6]。這種會合可以幫助打破涇渭分明的學科壁壘，讓不同的學科能走到一起、願意走到一起，而這一交叉過程有助於培養一批覆合型高層次人才。

4.強化國際交流，升級學科國際交流合作平臺

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如何加強更高水平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是一個新的時代命題。世界一流教育學院不僅僅是因爲它們具備深厚的軟硬實力，能培養出一系列優秀的促進各行各業發展的頂尖人才，更在於能夠放眼未來，普遍致力於基於人類福祉的教育理論和實踐研究與引領。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國際環境，綜合性大學應利用好自身綜合性條件，搭建國際交流的平臺。如牽頭髮起國際學術組織、舉辦高水平常設性學術論壇等，加強與國際高水平大學、研究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的交流合作，不斷提高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水平。在如今數字時代，亦可創新國際學術交流形式，構建“雲端+實體”的國際合作網絡，運用數字孿生技術建設虛擬學術社區，建立全球高等教育大數據聯盟，實現跨國教育政策數據的協同研究。通過關注各國教育發展中的共同問題，聯合國際力量、協同攻關研究，促進人類文明進步，並將學科發展融入國家使命，通過文明對話，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切實提高學科的國際學術影響力和競爭力。

我國高等教育辦學規模和年畢業人數已居世界首位，需要更加重視質量和效益增長，走內涵式發展道路。綜合性大學要立足本校實際，對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進行戰略性定位，強化分類發展、突出特色發展，主動發揮綜合性大學高等教育學的“存在價值”，避免落入“依附發展陷阱”。高等教育學學科自身則要遵循學科現代化發展規律，堅守學科功能、兼採衆長，主動開放和合作，凸顯學科價值，推動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爲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建設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1]包水梅.作爲方法論的高等教育多學科研究解讀[J].現代教育科學，2012（9）.

[2]顧建民，韓雙淼.世界一流教育學科建設的特徵及啓示[J].教育發展研究，2021（19）.

[3]鄔大光.論我國高等教育學體系的特殊性[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5）.

[4]習近平在清華大學考察時強調 堅持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目標方向 爲服務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貢獻力量[N].人民日報，2021-4-20 （1）.

[5]伯頓·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M].王承緒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6]張楚廷.高等教育學導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作者：王莉華 韓嘯，單位：浙江大學教育學院】

（原載2025年第13/14期《中國高等教育》）

作者：王莉華 韓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