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走出的“央美”掌舵人！被徐悲鴻譽爲 “天才”！
一把刻刀，
刻下烽火歲月裡的邊區民生；
半生耕耘，
鋪就中國美術教育的革新之路。
從珠海唐家灣走出的熱血少年，
到延安窯洞裡的藝術拓荒者，
再到中央美術學院兼容幷蓄的掌舵人……
他就是用一生踐行 “藝術爲人民服務” 的
人民藝術家——古元！
1938年9月18日，一位19歲的廣東青年在抗戰的炮火聲中告別父母，背起行囊，坐上了一列北去的列車。經歷了數次週轉，他終於衝破日軍飛機的空襲和國民黨的重重封鎖，來到位於中國西北的抗日根據地——延安，開始了他人生道路上一段特殊而難忘的革命美術征程。
這個從珠海唐家灣走出的青年未曾想到，從教農民識字開始的藝術教育實踐，將貫穿他的一生，最終影響中國幾代美術教育。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吳雪杉指出，“古元在魯迅藝術文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先後展開的教學活動，勾連起從地方走向國家的現代縮影。他既是延安魯藝的教學典範，又在新時期到來時以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身份包容了現代派風格及教學方式的轉變”。古元先生長女古安村回憶父親時向記者提到，“父親不僅對待學生與家人溫和，更熱心同每一位求教的美術愛好者交流，病重時仍託我代筆給他們的回信”。
▲1986年古元先生在珠海（資料圖）
一把刻刀，半生耕耘，從執教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到領導中央美術學院兼容現當代藝術各流派，古元在木版與紙張之間走出了一條藝術教育新路。
1919年8月5日，古元出生在香山縣唐家灣鎮那洲村（今珠海那洲村）的一個巴拿馬歸僑之家。父母回到家鄉後修建了房屋，購置了田地，很快就迎來了第四個孩子的降生。爲了祈求平安，父母將他“契”給當地關帝廟的關聖大帝，取名“古帝元”（解放戰爭中，爲方便書寫和記憶改名“古元”）。
▲古元故居 吳長賦/攝
從小接受的教育讓他具有深厚的文學修養，而他的藝術啓蒙則是來自於鄉野。他在文章《起步》中自述，“我童年時期就很喜歡繪畫，從祠堂廟宇的壁畫中受到啓迪，自發地畫着人物、動物和山水”。
▲古元彈奏的西班牙吉他抒情而浪漫，這是古安村女士首次向媒體展示古元先生的另一面（資料圖）
“七七事變”爆發後，回鄉任小學教員的古元在教課之餘也常常以筆爲刀，繪製日寇暴行的宣傳畫，張貼在家鄉的街頭上，這是他首次向社會展示自己的繪畫作品。1938年，經父親的同鄉好友，當時在香港組織工人運動的譚生介紹，古元通過八路軍廣州辦事處前往延安學習，年僅19歲的古元因爲內心對自由的理解和嚮往，毅然離開家鄉，輾轉奔赴革命聖地——延安。
1938年10月，他先進入位於延安旬邑縣的陝北公學，這裡的生活環境異常艱苦，當地老百姓空餘的窯洞就是學員們的宿舍，農民的打穀場和田間空曠的黃土地是他們的課室，吃着粗糙的小米飯，睡在鋪着麥秸稈和葦蓆的地鋪上。
▲延安時期的古元（資料圖）
跟敵佔區完全不同的生活氣息，卻激發了古元對生活的表達慾望，“一到陝北革命根據地，非常鮮明地感到人民當家做了主人，多年的夢想在那裡實現了。雖然物質生活很艱苦，但上下級之間、軍民之間、同志之間關係平等融洽。人們對勞動和生活充滿感情、希望和信心。這些都深深感染着我”。在陝北公學接受了三個月的革命理論學習後，古元正式進入魯迅藝術學院學習木刻版畫，開啓了他一生的人生追求和藝術追求。
1940年5月，應革命文藝深入社會實踐的戰時需求，古元被安排到延安縣碾莊鄉擔任鄉政府文書，並負責文教工作，在延安碾莊簡陋的窯洞裡，古元開始了他的教育實驗。他每天製作繪有牲畜、農具的識字卡片，用最直觀的方式幫助農民學習。
▲古元住過的碾莊鄉窯洞（資料圖）
這些樸素的識字卡片意外地成爲一座橋樑，讓藝術真正觸摸到農民的精神世界。鄉親們盤腿坐在自家的炕頭上，看到“大公雞”“大肥牛”“騾”“馬”“羊”“豬”等形象逼真的畫片，上面的人、景、物都是他們自身生活的寫照，被古元刻畫得惟妙惟肖、活靈活現。
隨着跟農民感情的不斷深入，古元也經常將自己新創作的木刻作品拿給農民欣賞，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很多經典作品就是在當地羣衆的建議和指導下誕生的。一次，古元將剛剛完成的《羊羣》拿給羣衆欣賞，老鄉看了之後就指着畫面說，“應該加上一隻狗，放羊人不帶狗，要吃狼的虧。”旁邊的老鄉補充說，“放羊人身上背上一個麻袋就帶勁了！麻袋可以用來擋風雨，遇到母羊在山上產羔子，就把羊羔裝進麻袋裡帶回來。”古元欣然接受了老鄉們的建議，完善後的畫面果然較之前充實和諧了很多，也更有陝北黃土高原上的氣息和韻味，更接近當地老百姓熟悉的生活。
藝術與教育的交融在碾莊的黃土坡上悄然萌芽。古元將創作融入日常生活，當他在簡陋的窯洞改造而成的區政府辦公室看到迥異於舊社會的衙門作風時；當他看到農民將穀子親手倒進自己的糧倉而不再爲交不起租而犯愁時；當他看到農民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耕地、鍘草、放羊、趕牛，過着豐衣足食的新生活時……古元被戰爭硝煙下這片黃土地上的新生景象深深觸動了，經過他藝術化的表現和飽含情感的描摹，《離婚訴》《區政府辦公室》《牛羣》《羊羣》《鍘草》《入倉》等一幅幅反映邊區農民生活新畫卷的木刻作品出現了。
▲古元在延安時期部分作品
1941年5月，古元離開碾莊，回到延安擔任美術工場木刻組長，兼任部隊藝校美術教員。在碾莊儘管只有將近一年的時間，但這段和農民朝夕相處的經歷，使古元更加明確了爲什麼創作和爲誰創作的問題，紮根生活的創作教育理念也成爲古元后來數十年藝術教育工作的核心。他把農民既當學生又當老師，在教授識字的同時，虛心學習他們的審美觀和價值觀，形成了一種雙向互動的教育模式。
古元在抗戰勝利離開延安後曾兩次回到碾莊，並在回憶文章《起步》中將碾莊親切地稱之爲自己藝術人生的“搖籃”。
古元的成就迅速引起了關注。艾青以詩人的眼睛發現了古元，稱他爲“邊區生活的歌手”“最能把握現實的無窮的美的青年藝術家”。徐悲鴻則以畫家的眼睛發現了古元，稱他爲“中國藝術界中一卓絕之天才”。古元的木刻作品很快就像長出翅膀一樣飛出了黃土高原，繼而越出了神州大地而飛向了世界。
▲古元作品 《減租會》
對於剛剛二十多歲的古元來說，這些似乎來得“太早”的榮譽與肯定，並未使他沉浸與止步。他依然默默地、持續耕耘在木刻創作與藝術教學的土壤中，潛心探索，拓寬表現題材、提升表現的方式與水準，尋找時代現實與藝術形式之間最佳的契合點。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楊家嶺文藝座談會結束時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又親赴魯藝演講，號召大家走出“小魯藝”，走向“大魯藝”，指明瞭“藝術創作面向人民大衆”的道路。古元深受啓發，不僅在個人創作風格上發生了轉變，更在教學上同延安的藝術家們建立起一套“創作方法”——藝術家要服務於當前政治任務的需要，深入工農兵生活，創作出人民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他在魯藝所執教的“創作課”首要目標不僅是推動藝術形式的創新，更是從思想、內容、形式各方面指引、規範學生的藝術創作活動。
▲古元作品 《運草》
此外，古元還將戶外寫生與創作相結合，通過實操來講解正確的作畫方法。不去空談道理，直接上手改畫，讓學生切身體會應該怎樣把眼前景象主次分明地呈現到畫面上，該以何種刀法將素描寫生轉換爲木刻。當時的學生楊平回憶，“古元老師給我們上木刻課，是領我們從寫生起步。在橋兒溝郊外，學生們將自己選好的景物，直接畫在木刻板上……古元老師在我身後，看我畫完就接了過去，經過修改，主題突出了，線條清楚了，刀法也分明瞭……激發了我們對木刻追求的興趣，吃飯、睡覺、做夢都在想木刻的事，簡直着了迷”。
▲古元作品《哥哥的假期》
▲古元作品《人民的劉志丹》
在魯藝師生後來回憶裡，古元總是作爲延安美術教育的典型出現，吳雪杉指出，古元既是延安美術教育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延安美術創作方法的開創者之一。
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和發展，古元創作的主陣地也到了北京，1952年，古元擔任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主任，後調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開始了系統化的藝術教育工作，在版畫系教研室主任的崗位上，他將延安時期的實踐經驗提升爲系統的教學方法。
吳雪杉介紹，體驗生活是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中國美術教學中一個非常具有原創性的課程，讓學生體驗工人、農民的生活，從而更好地爲工農兵服務。怎樣教導學生更好地體驗生活，將體驗到的生活轉化爲創作？這非常考驗老師的教學能力。
▲古元與學生一同寫生（資料圖）
中央美術學院原教務處長，當時版畫系學生周建夫在《跟古元先生學習》一文中談到，古元帶領學生到河北省懷來縣南水泉公社體驗生活，“我們進村以後，天天和社員一起騎在樹上摘海棠果，休息的時候就畫一些速寫”。
古元認爲，丟掉“學生腔”，換上“農民腔”，才能和農民有共同的語言，感情、趣味才能一致起來。面對學生筆下歪歪扭扭的果樹，他指着同學們的畫說，“你們畫的這些樹，農民恐怕不會喜歡，因爲這樣的果樹都是生過病或被蟲子咬壞了，有些樹枝不能再結果子，農民把不能結果子的樹枝鋸掉了，它才變成現在這種歪歪扭扭的模樣。你們喜歡這樣的果樹，可能覺得它有變化，‘好看’，因爲你們是‘美術家’。農民不是美術家，而是實幹家，整天勞動。他們喜歡果子結得多的樹。”
古元的教育視野從不侷限於課堂。古安村與記者分享，古元在北京時常收到全國各地藝術愛好者的來信，“有工人、醫生、教師……也常有孩子們寄來稚嫩的作品讓古元爺爺提提意見，父親他基本收信必回”。病重時，躺在病榻上的古元仍然放心不下一封封信件，“他會口述並讓我來代筆，並且向對方道歉，他不能親手寫了。所以我會在後面註上一句，‘受父親之託，給您回這封信。他已病重，不能親手書寫，抱歉’”。
▲古元在創作（資料圖）
令古安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來自唐山的煤礦職工，“那天他帶來了一幅五米長卷，上面繪製的是煤礦上的生活，父親拿了個小凳子坐下來仔細觀看，不時與他交流畫面的細節或是筆墨的用法，聊了一整個上午，連水都沒顧得上喝。”
1979年起陸續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院長後，古元不再承擔版畫系創作課的具體教學工作，不過這不意味着他不再面對教學問題。70年代末，西方現當代藝術在中國重新獲得傳播並持續性地產生影響，啓發了古元對教學的思考。
古元同意“藝術形式應當有新的探求”，也認可“西方的各種畫派，我們應該研究，好的東西是應該學的，古爲今用，洋爲中用”，但他同樣倡導藝術要紮根於生活、藝術要爲人民服務、藝術應爲人民大衆所喜愛和接受。古元反覆強調，這是他在延安時認識到的道理，至今應該這樣走下去。
古元的優點之一在於他的包容性，他並沒有完全固守他的藝術主張，而是用一種相對開放的心態面對現當代藝術。古元對西方現當代藝術的最新動態保持關注，並與美國波普藝術家勞申伯格等一批西方現當代藝術家有着深切交流。
▲古元在北京時期部分作品（資料圖）
在教學方面，古元同樣做到了兼容現代藝術各流派。他任院長期間，中央美術學院在教學中納入西方現當代藝術最重要的事件是成立油畫系第四工作室。該室的教學目標是“發展現代的、中國的、個性的油畫藝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項教學改革就是把“抽象繪畫語言”引入課堂教學。工作室的成立改變了1949年以來中央美術學院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爲圭臬的教學模式，將西方現當代藝術體系引入中國學院派教學，在美術教育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方面，古元堅持認爲延安魯藝創造的從生活到藝術的教學與創作模式到80年代依然有效；另一方面，古元又不排斥中央美術學院探索、發展其他的教學方法和藝術風格。吳雪杉認爲，站在21世紀回望中央美術學院的教學發展，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轉折點，從這裡開始，中央美術學院轉向一條多元化發展的路線，而這一路線是在古元任院長期間得以實現的。
1996年古元離世，但他的教育理念仍在延續。珠海古元美術館於2008年建成開放，2024年完成改擴建，該館始終致力於傳承古元的藝術精神。在珠海市的各處，從海島到鄉村、從社區到學校，市民在館員的協助下，以古元的木刻版畫爲原型，體驗繪、刻、印全過程，並攜帶着他們充滿活力的版畫作品，再次相聚於古元美術館。
▲珠海市古元美術館 楊仲德/攝
這種場景正是古元教育理念的生命力體現——讓藝術迴歸人民，讓教育紮根生活。從延安窯洞到珠海古元美術館，古元的教育實踐跨越時空界限，持續煥發活力。
古元的教育成果不僅體現在課堂，更融入中國藝術教育體系的基因中。他引領下的下鄉寫生、體驗生活和創作課至今依然是中國各美術學院日常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踐行的雙向互動教學模式爲當代藝術教育提供了寶貴經驗。
▲古元爲家鄉創作的《漁女獻珠》
正如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徐冰
在《懂得古元》一文中所說，
“古元先生已經不在了，
而我思維網絡中的那個座標
在我需要辨別時，
我一定還會遇到它”。
古元用時光踐行自己的教育理念，
而他的精神如同那把刻刀，
在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
仍在雕琢着中國藝術教育的未來。
今日珠海，先賢的教育理想正在續寫新篇。由中共珠海市委宣傳部、羊城晚報報業集團聯合主辦，珠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珠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協辦的“教澤綿長 桃李芬芳——珠海大先生”歷史文化採訪活動已啓動，系列報道近日已陸續推出。“珠海大先生”系列報道將循着歷史足跡，致敬先賢風骨，在現實與歷史的交匯中傳承精神力量，絃歌不輟，薪火相傳。
本文指導專家：
古元先生長女 古安村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吳雪杉
文/羊城晚報 李旭
製圖/珠海發佈 金閣
編輯/陳淑嫺
責任編輯/藍輝龍
三審/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