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報告聚焦民營經濟：“一增一減”解融資難題
3月5日，李強總理在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切實落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依法保障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並鼓勵具備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健全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這已成爲2025年政府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
隨後，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首場“部長通道”採訪活動上，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雲澤表示，下一步將下大氣力解決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題，從“一增一減”兩個方面推動協調機制發揮更大效能。
“‘一增’是增加信貸投放，使機制擴大到更多民營企業，努力做到應貸盡貸、應續盡續。‘一減’是減少中間環節，降低綜合融資成本，努力使企業得到更多實惠。”李雲澤說。
“一增一減”精準施策
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據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佈的數據，截至2024年9月末，我國民營企業數量已超過企業總數的96%，在國家高新技術企業中，民營企業佔比超過92%，而在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中，民營企業佔比達到95%。
但民營企業長期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儘管銀行是其主要融資來源，但民營中小企業往往並非銀行優先選擇的貸款對象。
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首席專家、主任曾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是阻礙民營和小微企業發展的關鍵問題，尤其在經濟復甦的關鍵時期，這些企業急需資金支持來恢復生產、擴大投資。通過“一增一減”解決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題，體現了對民營經濟發展的高度重視和精準施策的思路。
“一增”指增加金融資源供給，意味着要引導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加大對民營和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優化信貸結構，創新金融產品，推動更多資金流向實體經濟。“一減”則指降低融資成本，核心在於通過政策引導、市場化手段和數字化技術，減少企業融資的隱性成本和利率負擔。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兼職教授萬喆表示，最近召開的會議，主題都非常聚焦，旨在解決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難點、痛點和堵點問題，比如應收賬款回收難、融資難、融資貴等。實際上，相關部門已經開展了深入的調研，相信未來出臺的政策措施將具有很強的精準度和針對性。
5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佈《關於進一步擴大金融資產投資公司股權投資試點的通知》，提出支持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發起設立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穩妥有序增加參與試點的機構數量，有利於調動更多資金和資源參與試點，進一步加大對科技創新和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
曾剛對記者說，通過“一增一減”的舉措，不僅能夠有效緩解資金供需矛盾，還能通過降低成本來提升企業競爭力，增強其發展信心。同時，推動協調機制發揮更大效能，意味着將進一步加強政策協同，避免資源錯配和政策執行中的梗阻，確保金融支持精準直達企業。
銀行面臨平衡挑戰
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另一邊，是銀行“不敢貸、不願貸”。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推動社會綜合融資成本下降，以提升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和便利度。然而，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支持實體經濟的過程中，淨息差持續收窄，面臨較大壓力。在此背景下，如何在降低民營企業融資成本的同時，保障金融機構的商業可持續性，也是業內關注的重點。
業內人士普遍認爲，一方面，政府可利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如再貸款、再貼現），爲金融機構提供低成本資金，緩解銀行息差收窄的壓力；另一方面，銀行通過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提升非息收入、提高金融科技水平等措施，爲企業讓利創造空間。
“在降低綜合融資成本與保障銀行商業可持續性之間達成平衡，需要將政策引導與市場化手段相結合。”曾剛對記者表示，政策制定者需明確，“降低綜合融資成本”並非簡單的壓低利率，而是要綜合考慮隱性成本（如審批時間、擔保費用等），通過優化流程和提升服務質量，推動企業融資成本的整體降低。
對於銀行因風控壓力對輕資產企業“不敢貸”的問題，大數據風控是重要的解決方向，但當前“數據孤島”問題限制了其效能。業內人士建議，可以通過暢通民營中小微企業融資渠道、健全信用信息共享機制來實現。例如，針對一大部分民營初創科技企業的融資困境，未來監管部門也應加大引導金融機構完善容錯機制，培育耐心資本。
“鑑於中小科創企業普遍具有技術先進、研發週期長、風險較高等特徵，宏觀管理部門應適當放寬金融機構服務這類企業的不良貸款容忍度，引導社會資金更多地投向早期項目、小型企業、長期項目以及硬科技領域，並推動私募股權投資向耐心資本方向轉變。”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指出。
溫彬稱，在確保信息安全的基礎上，政府部門可以適當開放相關數據資源，進一步完善信用體系。此外，還應加快將企業的經營性數字資源轉化爲可流通的數據資產，從而提升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資產和風險評估能力。
“總之，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題需多方協同發力，既要降低融資成本，又要保障銀行的商業可持續性。通過公共數據開放、信用模型創新、信用擔保體系建設以及供應鏈金融發展等手段，進一步緩解輕資產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推動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曾剛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