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還是傷害？　從賀瓏事件談「死者的隱私權」灰色地帶

●陳擷安／科技集團法務

近日，藝人賀瓏因與Albee的情感糾紛備受關注，爲迴應外界質疑，他選擇公開已逝前女友「天殘」的遺書內容。這一舉動雖引發輿論熱議，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一個極少被觸及但極具爭議的法律議題，死者的隱私權究竟該如何界定？

臺灣目前並無明文規定保障「死者隱私權」，但這並不代表任何關於死者的私人資訊都可以無限制地被揭露，尤其當遺書中涉及仍在世的第三人之個人隱私或名譽時，情勢便不再只是單純的「懷念」或「澄清」問題，而可能已悄然觸及《民法》第195條中對人格權的保障界線。

法律核心對個體尊嚴的守護　並不隨生命終止而中斷

根據《民法》第195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覆名譽之適當處分。」

這條文雖主體爲「他人」，即指活着的在世人，但當遺書內容觸及第三人隱私、揭露他人家庭秘密或情感經歷時，問題的核心便不再是死者的隱私，而是資訊揭露所造成的「對活人權益的損害」。

例如，若遺書中描述某段戀情的具體細節，牽涉未公開的親密互動，甚至暗示不忠行爲，則公開該內容即可能讓被描述者的名譽受損，即便該資訊出自逝者之手，也不能無條件豁免其法律風險。

尤其在網路擴散效應巨大、影響迅速的當代，一段私密的遺書被公開後，所造成的傷害已遠非私人之間的糾結所能衡量。

更值得深思的是，公開遺書究竟屬於對死者的「情感懷念」，還是對在世之人的「輿論攻防」？在賀瓏事件中，遺書的揭露時間點與事件背景密切相關，不可避免讓人聯想到其目的是爲了強化對Albee言論的迴應正當性。

然而，這樣的操作不只可能違背死者書寫遺書時的本意，也讓事件變得法律與道德責任難分。假設遺書中出現不實陳述，或經曲解使用，在在可能對當事第三人造成名譽毀損，而當事人即便未直接參與撰寫，卻要爲一段他人筆下的過去關係付出現實代價，這樣的「不對等揭露」是否正當，法律上絕對值得討論。

迴歸本質，我們必須面對的是一個更根本的課題，死者是否應該擁有隱私權？又該由誰來主張？雖目前法規未明確規範，但在實務上，法官在審酌遺書或死者相關資料是否能作爲證據時，仍會兼顧其對在世人，也就是遺族的隱私、名譽的潛在影響。

也就是說，儘管死者無法再以原告身分維護其人格尊嚴，但在某些情況下，其家屬或關係人仍能以「精神慰撫」或「名譽保護」爲由提出主張。這樣的趨勢，反映的是一個逐漸成形的法律倫理共識，死亡不應讓人格尊嚴歸零，也不應讓生者藉此爲所欲爲。

從賀瓏事件我們可以學到，情感的公開並非毫無限制，尤其當涉及他人隱私或名譽時，說故事的人不只要有情，還要懂法。

未來若此類事件持續發生，勢必將迫使司法體系更明確地界定死者資料的使用界線與適用原則，甚至可能推動立法朝「死者人格權保護」方向修正。畢竟，法律的核心是對個體尊嚴的守護，而這份尊嚴，並不隨生命終止而中斷。

▼賀瓏。（圖／翻攝賀瓏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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