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穗生：中美關係進入戰略相持期

美國丹佛大學約瑟夫·科貝爾國際關係學院終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趙穗生週一表示，特朗普第一任期針對中國的“新冷戰”戰略對美國自身並無裨益，因此在第二任期內，其對外政策核心邏輯轉變爲以交易換取“大國合作”（Great Power Coalition），而非意識形態對抗。

趙穗生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學院舉辦的一場活動演講上指出，“新冷戰”戰略低估了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治理的穩定性，又高估了“中國威脅”，導致美國對華政策過度反應（overreaction），從而引發了本可避免的衝突風險。

特朗普第二次上臺後，其意識形態取向轉向對內，將民主黨、移民、同性羣體等視爲敵人，在這種思維下，他削減了民主基金會、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之音等傳統對外宣傳與民主推廣工具的經費。在南海等多個地緣政治問題上，特朗普也更多將其視作與中國交易的籌碼。

“他不再強調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衝突，而是轉向務實的貿易談判，以及尋求協商妥協，也讓中美進入戰略穩定期，雙方博弈陷入僵局，也就是誰都打不垮誰、誰都不佔優勢。”趙穗生說，這種戰略“穩定期”能否持續，取決於雙方領導人個人風格、談判成敗以及大國合作的現實性等因素。

他表示，特朗普對待他眼中的弱者與平等對手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在4月以來的中美關稅風暴中，爲緩和緊張局勢，他主動開啓談判，最終達成降低關稅、允許英偉達向中國出售H20芯片以換取中國出口稀土的協議，並設置兩個90天窗口期來協商更廣泛的解決方案——這實質上是一種妥協。

在對話環節，趙穗生表示，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覺醒”，使得中國不再對美國抱有幻想，並且主動加快了應對長期遏制的準備工作。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已經取得了三方面的進展：一是加快了科技領域的自力更生，中國在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方面實現了追趕甚至超越美國；二是多元化佈局貿易格局，降低對美國的依賴；三是逐漸找到了美國的“命門”，在稀土、電子產品等關鍵環節形成了對美國的反制能力。

趙穗生在會上對界面新聞表示，在與特朗普打交道的過程當中，要把首腦外交的作用發揮到最大限度。

“要實現中美合作，最重要一點是兩國領導人要見面，越早見面越好。見了中國領導人之後，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會感到受寵若驚。”趙穗生說。

他解釋稱，一方面，特朗普不是一個正統的對華鷹派，他將中國視爲談判桌對面的潛在對手，而不是直接定性爲對手；另一方面，特朗普很相信強人政治，一旦建立起個人間的信任和“化學反應”，在後續的交易過程中，中美經貿等領域的很多問題都有可能得到解決。

趙穗生還表示，在此輪關稅政策出臺前，外界普遍預計特朗普尋求的可能是一攬子“大交易”（grand bargain），迄今來看這種要求實現的難度很大，特朗普正變得越來越現實。目前來看，他想通過交易得到的東西很具體，就是要貿易平衡，也就是要中國多買美國產品，以及美國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但在中國國內消費疲軟的現狀下，要滿足特朗普這個貿易平衡的要求也很不容易，因爲這都要建立在中國國內經濟的轉型基礎之上，也就是由出口導向、投資導向轉向國內消費導向，中國可能需要花費相當大的努力才能夠實現這種轉型。”趙穗生說。

他同時提醒，雖然實力的消長態勢讓中美關係進入戰略相持期，但是從中長期看，美國一旦動員起來、加強產業政策並向中國學習，可能迅速追趕。因此，到2035年或更遠的未來，中美博弈的走向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