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專欄》爲何臺灣不能像日本一樣拿諾貝爾獎？

2025年諾貝爾化學獎8日揭曉，由北川進（左起）、羅伯森、亞吉3人共享殊榮。（美聯社）

2025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包括日本的 Susumu Kitagawa（因爲金屬有機框架材料的突破），而醫學獎得主之一也落在了日本的 Shimon Sakaguchi（與美國同僚共同發現調節型 T 細胞機制、揭示免疫耐受性）。這樣的發展，再次讓人好奇爲什麼在亞洲之中，日本人在諾貝爾獎的舞臺上頻頻出現，而像臺灣這樣原本學術基礎不算薄弱的地方，至今仍未培育出臺灣本土的得獎者？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僅以「運氣」作結，而必須回看長期的體制、文化與學術生態之間的深層互動。

從日本的例子看，他們的獲獎並不是偶然的光環，而是長年耕耘與制度支撐的累積。戰後日本從教育體制、科研機構、資金安排、產學協力等多面向都着手佈局，確立一條能容納高風險、長期探索的科研道路。科研機構如理化學研究所、學術振興會，以及大學內部的研究中心，都與產業界形成很多交互支援的關係，使得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並行發展，互相滋養。長時間而言，這種政策與文化並不排斥那些暫時看不見回報、甚至可能失敗的探索，它爲科學家提供一個比較寬鬆的空間。

當我們觀察諾貝爾得主的背景時，往往發現一條共通脈絡。他們多數在博士或 postdoc階段曾經赴歐美頂尖實驗室歷練，與全球最活躍的研究節點互動深厚。即使最終研究成果是在日本完成的，那份與全球科學網絡的連結，使得他們的成果更容易被國際科學界看見。日本學者整體的國際能見度與交流密度，比許多亞洲國家更高，更能在科學界佔得一席。

在產出頂尖「影響力」論文的能力上，日本也表現強勁。計量科學研究指出，許多國家即便有大量論文，但少有能進入「高引用」的頂端。真正能夠被視爲可能達到諾貝爾水準的成果，往往就是那些在引用排名中最頂尖的少數文章。日本學術體系以其穩定的資源、人才傳承與長期耕耘，成功在這個區域保持高水準。換句話說，它不只是能「產出很多不錯的論文」，更能偶爾出現那種能改變領域格局的突破。

這樣的累積效應令人仰望，但對臺灣而言，幾個長期結構性的瓶頸至今未被跨越。首先資源規模與經費限制是最直觀的障礙，臺灣作爲中小型經濟體，政府與企業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從來無法與日本、美國、歐洲大國相比。在這種有限資源之下，要支持數年、無法立刻見效的高風險基礎探究，就變得格外艱難。許多研究者在面對補助申請、經費審查、研究設備維護時就已經捉襟見肘。

其次人才傳承與核心實驗室的聚合能力尚未形成，諾貝爾級的突破往往來自一個研究團隊、實驗室或學派的傳承與累積。日本在若干領域已有世代傳承的旗艦研究單位，能夠培養年輕學者接續、更進一步探索。相比之下，臺灣雖有中央研究院、各大學和科研中心，卻常難在國際研究領域形成那種捲起浪頭的「核心節點」。很多年輕學者即便有志向，也難以退出既有框架，創立完全新的、大膽的研究方向，因爲資源與風險承擔太重。

學術文化上的風險容忍度也極爲關鍵，日本、歐美強國的學術氛圍在很多時候能包容失敗、允許研究者長時間試錯；而在資源有限、競爭激烈的環境下，許多臺灣研究者更容易在中途因爲壓力、資金斷裂、評鑑不滿意而轉向。這種文化性差異，潛移默化地抑制了從優秀到卓越的跨越。

爲改變這樣的格局，臺灣需要在制度上釋放科研者信任與彈性，設立長期、風險偏好高的基金、對高潛力但早期尚不成熟的計劃給予耐心支持、減少過度短期業績壓力。在戰略選擇上，建構幾個世界級的研究中心或旗艦實驗室，集中資源在若干先進領域深入佈局，而不是平均分散。透過與國際頂尖團隊的長期合作、強化在國際期刊的曝光、鼓勵研究者兼任國際學術活動與組織，提升臺灣學界在國際科學體系中的能見度與地位。更重要的是，逐漸塑造一種能容忍冒險、可承擔失敗、允許長期醞釀的科研文化。

日本人在諾貝爾獎領域的成績，是長年制度、文化、人才與國際網絡共振的結果，臺灣若要孕育首位真正以本土研究爲核心的諾貝爾得主，不可能靠偶然，而必須在政策、資源、評鑑、合作體系與文化上同步改變。這是一條漫長道路，但若能持續耕耘、聚焦突破，或有朝一日能見到屬於臺灣的那一盞國際科研之光。

（作者爲臺北商業大學前校長）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