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的“阿拉”守望相助

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略上海的槍炮隆隆作響。有記者觀察到：“戰事爆發後，本市後方所感問題之最嚴重者，厥爲難民之救濟”。翌日8月14日寧波旅滬同鄉會《急募救護捐公告》所言，“滬上各地居民，吾甬最佔多數”。

上海五方雜處，爲典型的移民城市。其中，來自寧波的“阿拉自己人”數量居多。如何妥善安置爲數龐大的旅滬寧波人？在這“最危險的時候”，有譽“鄉人保姆”的寧波旅滬同鄉會積極奔走，完成了當年上海體量最大、持續最久的客籍難民營救、疏散行動。

緊急救援

盧溝橋事變後，上海警覺地開始未雨綢繆。

寧波同鄉會也在8月初即着手“養成救護人才，從事訓練，以備必要時救護同鄉”。7日，同鄉會號召在滬甬人報名參加救護培訓。消息一出，響應熱烈。短短兩天後，同鄉會就公告稱“本會辦理救護人員登記業已足額”。

寧波同鄉會在滬頗具影響力。《上海通志》資料顯示，1909年慈溪洪齋集合數十人於上海漢口路創建四明旅滬同鄉會，不久會務中斷，寧波施嵋青聯合同鄉紳商錢達三、朱葆三等於次年4月復興同鄉會，並改名爲寧波旅滬同鄉會，1911年2月在四明公所成立，李徵五、虞洽卿、朱葆三爲正副會長。到1946年，已有會員36490人，其中工商界24386人，學界2926人。當時在滬同鄉會發起或成立時都訂有章程。寧波旅滬同鄉會就以“團結同鄉團體，發揮自治精神”爲宗旨，在滬開設醫院、設立學校以幫助同鄉患者和教育同鄉子弟，並且還開展爲同鄉排難解紛，傳播工商業知識、救濟失業同鄉等事務。

“八一三”後，寧波同鄉會在淞滬抗戰爆發的第一時間召開救護會議，宣佈成立由毛和源（大華製革廠、梅園菸廠董事兼總經理）主任、陳忠皋（創辦中央、通濟、太和三藥房的藥商）等副主任領導的救護隊。全隊共計200人，20人一組分爲10支小隊。也在指揮中樞設置隨車救護、收容、供應、情報、輪船、醫藥等專門工作組，一體運作。

8月14日至15日，寧波同鄉會救護隊集中力量赴上海重點區域搜尋甬籍難民。隊員們駕駛10餘輛卡車到寧紹碼頭、北火車站等地接駁需要避難者，送往同鄉會收容所。8月15日，寧波同鄉會救護隊10輛卡車突破日軍設置在中虹橋等處的鐵絲網障礙，將大量滯留虹口的寧波籍難民“載運出險”。8月20日，救護隊又進一步深入局面複雜地塊，派遣5支救護隊前往“形勢緊迫，居民尚多未獲出險”的虹口部分區域，嘗試解救更多難民。

被救護隊救起，以及自行投奔而來的寧波籍難民，被同鄉會安置到各家收容所暫住。據統計，當時寧波旅滬同鄉會共在四明公所、定海會館、寧波實業銀行、慈樂裡等處設立14家收容所，累計安頓8萬餘同鄉及其他難民。

8月19日，《神州日報》記者探訪位於四明公所的寧波旅滬同鄉會第一收容所內，看到3000多難民們“擠在甬道的四周，地上鋪着席子”，睡覺時“和棺木僅隔了一扇門”。收容所安排被收容者“每日吃兩餐”，分別在10時與15時開餐，此外“十歲以下的孩子，臨晚再發些糕餅”。雖然條件艱苦，但比起外面槍林彈雨、流血浮丘，收容所已然是一片難得的“淨土”了。

漫漫歸途

由於難民數量極大，且上海戰事嚴峻不減，在盡力收容的同時，各慈善組織、同鄉團體也紛紛着手進行難民疏散。各家的普遍思路，是將移民暫送原籍所在地避難，寧波同鄉會也採用這一策略。

1937年8月16日，滿載1000多人的怡隆洋行“神福”輪駛離上海，拉開了“專輪遣送”難民回甬的序幕。

8月16日至9月15日間，旅滬寧波同鄉會先後租用“新德”“神福”“新北京”“馬勒”等船，疏散在滬同鄉。其中不少系同鄉會收容所的“整建制”轉運。如8月27日，載客5000人的“馬勒”輪就把黃金戲院、皇后戲院、西海影院、明星影院等4處收容所難民集中送回寧波。

喪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無視人道準則，以各種形式反覆襲擾寧波同鄉會承租、往返滬甬之間的難民客船。8月25日，日軍連續4次在吳淞口武力威脅“寧興”輪，“突然將紅旗扯起，禁阻該輪開近，否則發炮”。9月3日，“神福”輪也在吳淞口遭遇日軍炮火，“中流彈一枚，彈內鐵片四射”。9月，日軍持續“派兵艦在甬港外監視”，禁止“寧興”“新寧紹”“江興”等“駛出甬港”，“裝載由滬避難甬之難民”。

9月15日，由於滬甬客運逐漸恢復，寧波同鄉會暫停租船，轉而給同鄉難民“發給各船之免費船票，憑票登輪”。9月17日，同鄉會再次通告在滬寧波人，之後需要回鄉者可自行購買華義航業公司“恩德”輪或寧紹公司“新北京”輪船票，兩船“行駛滬甬，均屬平安”。“專輪遣送”工作畫上圓滿句號。

對於那些生活窘迫者，旅滬寧波同鄉會並沒有“一送了之”，而是調用一切資源，爲他們籌劃好回到寧波後的基本生活。10月中旬，收容在慈永裡的1100餘人“均屬無家可歸，情景困苦，故不願回鄉”。同鄉會特派董心琴赴寧波，“覓一適當地點，以資設立收容所”接納回鄉難民。當月，爲“遣送赴甬難民，其中無家可歸者有七百餘人”開闢的“被難同鄉遣甬收容所”在寧波白衣寺開張。入住者由旅滬寧波同鄉會“負擔一應食宿等費用”。11月27日，爲確保返鄉難民衣食不愁，寧波同鄉會再次派出烏荇舫“攜帶救濟食品及棉衣等赴甬，以資分發救濟”。1938年初，因各方擔憂戰事波及寧波，100餘名仍無處可去的上海難民再次轉遷鄞東鄉間。4月底，“被難同鄉遣甬收容所”終於完成歷史使命。餘下的100多名轉移難民，被旅滬寧波同鄉會“分別妥爲送回鄉籍”。

共克時艱

寧波旅滬同鄉會的難民救濟，得到了各方鼎力支持。

上海市商會積極捐助“寧波同鄉會救濟難民”，8月16日贈予大面包200只，19日送出包子5750只，22日再次捐獻麪包700只。旅居上海的國際友人也給予熱切援助。9月5日，美國僑民譚弗特攜“小蘇打餅乾一箱”來到寧波同鄉會，“指給該會收容所難民備果腹之需”。許多上海寧波籍商人更是慷慨解囊，捐助遣甬收容所。12月2日，瑞茂花行、施成蓀、孫孟鈞等企業和個人就送去白米6石以表支援。

另一面，在滬寧波企業、商人不僅做“鄉人保姆”，更秉承民族大義，以實際的救護、救濟行動支持抗戰大計。

1937年8月15日，寧波同鄉會救護隊在解救工作的緊張階段，毅然把5輛卡車及配套人員轉投傷兵救護工作。截至18日，開赴前線的救護人員已“在槍林彈雨下，救出傷兵一百六十餘人，送寶隆醫院醫治”。同樣，雖然旅滬甬人回鄉運力已顯吃緊，寧波同鄉會還是決然拿出部分艙位分享給其他籍貫難民。8月22日發佈的《爲三北寧紹兩公司行駛滬甬航輪運送難民啓事》明確，“其欲轉道浙江各縣或鄰近省份之難民，亦得由各收容團體出資遣送”。

9月，在日本三江公所和旅滬寧波同鄉會密切協同下，1000餘名旅日華僑難民搭乘“新疆”輪迴國避難。27日，這批難民抵達上海，寧波同鄉會派幹事董心琴攜帶大批茶點、藥品到新開河外灘碼頭迎接。10月，寧紹輪船公司將滬甬線“票價略爲增加”帶來的13700餘元盈利“捐充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市救護委會第十七傷兵醫院經費”。12月8日，寧波同鄉會鑑於上海難民大多吃不上米飯，特地“向寧波採辦甬米二百石”，“均繫上白本米”，捐獻給南市安全區，由饒家駒安排分發，“以供難民摻食”。

截至1937年11月，經由寧波同鄉會送出的上海難民“已滿十六萬人”。這一以民間力量爲主導的，“阿拉”守望相助的善舉，極大緩解了戰時上海社會壓力，創造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的，一次非凡的人道主義壯舉。

原標題：《【海上記憶】戰火中的“阿拉”守望相助》

欄目主編：沈軼倫 文字編輯：沈軼倫

來源：作者：鄒賾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