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的越西彝漢農民起義，前因後果。

一九三四年，在土地革命影響下，越西彝漢人民舉行了一次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時稱“蔣明遠暴動”，或“三.二七”暴動，又叫王義芳起義，他們的英雄事蹟廣爲流傳。

一、起義前越西地區的社會狀況

越西，位於今涼山彝族自治州北部，坐落在越西河谷壩地。越西河縱貫南北，東有碧雞山對峙，西有陽糯雪山輝映，南有小相嶺巍然屹立，北有活龍山遙遙相望。羣山環繞，溝壑縱橫，是彝漢雜居的邊陲古鎮。

越西是南赴西昌入雲貴、北通雅安至成都的交通要道，有“零關古道”之稱，是西南通往印度的絲綢之路。北由大樹堡入境至縣城，南越小相嶺出縣境，長約三百餘里。沿途高山峻谷，大山重疊，道路崎嶇，關隘甚多，隨處皆稱險要，設有“六關五營”和“二十九汛”。從三國時起至明、清一直到民國末年，歷代都把越西作爲屯兵之所。

解放前越西縣域包括大渡河以南現甘洛全縣、漢源縣大樹、石棉縣的安順等地區，可以說是地廣山高人稀了，經濟、文化、交通十分落後，所以歷史上被稱爲"邊陲之地"！

特殊的地理條件，能出特別之人，可以說是“亂世出英雄，盛世產豪傑”。1935年，加入紅軍長征便有上千人，從改革開放至今僅是涼山州州長就出了3位（總8位）。

長征到陝北的彝族紅軍戰士

但解放前越西社會結構非常複雜，有軍閥掌握的地方政府；又有代表國民黨中央利益的黨團組織；既有豪紳團閥各自稱霸一方，還有南鄧(鄧秀廷靖邊部)北羊(羊仁安清鄉司令部)勢力爭奪其間。作爲交通要塞，爛兵、土匪、煙幫、奸商及幫會又深入其中。這幾股反動勢力既互相傾軋、明爭暗鬥，又相互勾結狼狽爲奸。

加之反動派挑起的民族隔閡，危害人民，廣大羣衆終日惶惶不安。經濟上對勞動人民的盤剝壓迫之手段，更是十分殘忍。高租高押、苛捐雜稅、敲詐勒索不勝枚舉。僅以所謂“正常”稅就有二十多種，還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稅，據說總計有八、九十種。

羣衆講:賦稅中最厲害的是田賦、鴉片煙稅。田賦由一年數徵、十幾徵到預徵幾年十幾年、民國二十三年已經預徵到民國七十四年(公元1985 年)。現在還有羣衆記得那時流傳的民謠:“一年幾徵糧，百姓餓斷腸。交了租，納了糧，百姓去逃荒”。

鴉片煙又是軍閥宮紳發財之源，稅捐也有六、七種，如青苗稅，落地稅、畝捐、窩捐、懶捐(不種煙的交懶捐)、滯納罰金等，還要估繳霸收。

彝族羣衆哈比採子說:“我田裡種的鴉片總共收了十兩，就給我登記了一百兩鴉片稅，把田地賣完也交不起。”

農民王義喜說:“煙還未種就收預徵，若交不起，宮紳就叫打條子向他們借貸，強行盤剝。”

苛捐派款之多也是罕見的，如彝務捐、防衛捐、保甲費、學捐、廟捐、各種獻禮捐、修橋築路捐、派購軍糧捐(軍糧以市價三分之一付款，轉嫁人民負擔三分之二)。派草料、派柴炭、派牲畜、派夫拉丁款等等。

三閥(大小軍閥、豪紳團閥)又到處擅設關卡，以檢查或以“守護辛苦”爲名，收過橋、過路錢財，連賣柴炭賣小菜的也不放過。以上種種，連收帶搶，稍不遂意，即以“彝匪”、“漢奸”，(所謂勾結彝人)等罪名加以毒打、監禁和殘殺，使廣大勞動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掙扎在死亡線上。這是越西人民舉行起義的基本原因。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川康邊防軍司令劉元璋派聶秋涵(又名聶文清、綽號捏撬杆)團駐防越西，1934年農曆三月又兼任縣長。他與地方豪紳封建勢力互相勾結，橫徵暴斂，巧取豪奪，更加重了對彝漢勞動人民的掠奪。民怨沸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據蔣維周的兄弟蔣紹全(參加起義倖存者)說：“二十四軍兵匪難分，壞得很！派款派糧、苛捐雜稅多得很，一兩大煙要十兩煙稅，又搶人，又姦污婦女，無所不爲，羣衆恨之入骨。一說打二十四軍，羣衆都擁護。”

參加起義者王義全被害後，在1942 年其弟爲他立碑的墓誌中亦稱:“川康邊防軍聶團長秋涵駐防越西，同時分兵一連駐北鄉，頗暴戾恣睢，動漢彝之公憤。"這是導致越西人民起義的直接原因，即墓誌中所謂“夢久暴發，而越西滔天之禍遂大作”。

二、醞釀起義的情況

領導這次起義的主要領導有王義芳、蔣維周、吳文彬(三人都是王家屯人)和蔣明遠等。王家屯，古稱通濟堡，原東嶽廟處有一碑，上銘“古嶺蛉道”四字，爲川滇通道必經之地，亦爲歷代屯兵之所。這裡是1934年越西暴動的策源地。

王家屯老街

王義芳是個農民，出身較貧苦，時有三十多歲。是個馬腳子，常趕馬幫，馱運貨物南至昆明、北至成都等地。小時讀過一點書，有些見識。

蔣維周是王義芳的侄女婿，是個私塾老師，家裡有點田產，有說他曾在川軍部隊任過大隊長或是書記官。

吳文彬時有二十幾歲，父母早喪，於人出生，吃長素，常外出流浪，後稍識些字。

蔣明遠城關周家巷人，屠戶，袍哥大爺，有說他曾在二十四軍軍政學校任過中隊副職。

民國二十二年春後，王義芳即開始活動，串連蔣維周、王義全、胡家民(當地農民)等人暗中醞釀起義。王義全，王義芳的近親堂弟時年三十餘歲，曾在川軍二十三軍、二十四軍軍事政治學校畢業，任過排、連、中隊長。

他們利用田間勞動向羣衆宣傳，組織發動羣衆。約集了幾十個貧苦農民，多數是王家屯本地農民，也有來自中所、大瑞、北至保安、海棠等地農民，在王家屯八廟營裡先後開過二十多次會。

老保安

據親自參加過八廟營會議的王伯成說:“開會是暗中串連去的。”王義芳、蔣維周在會上說:“當今之世，官逼民反。現在全國都在鬧事，江西、湖南早鬧起來了，雲南也在鬧，我們也應該起來鬧”。會上討論的問題是打倒二十四軍，反對苛捐雜稅，打富濟貧，我們窮人要同心協力纔有辦法等。

與此同時，外地來有兩個人曾出入在王義芳、蔣維周家裡和農村各地。起義參加者李春志回憶說：“一人姓湯，一個是戴博士帽穿長衫，有時穿短褂的人。”

王伯成回憶說：“我在王義芳家多次見到一箇中等身材，身着小商服裝，年齡三十歲到四十歲的人。”

新保安

王義芳說：“此人叫龔德玉，冕寧沙灣人。”但龔是1935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八幾年退休在家時，縣民政局訪問過他，他說他沒有來過越西，也沒有參加和領導過越西農民暴動。

城關羣衆反映說:“在民國二十三年春有個自稱叫劉國正，家住會理做小生意的人，常活動於城關、中所、王家屯一帶農村，來去‘神秘’，起義失敗後就再沒有見到此人。”

老紅軍譚發貴回憶說:“暴動前一年(一九三三年)，有個外地做小生意的，也就是貨郎這一行，年齡大概在三四十歲，常在中所、王家屯這一帶農村活動，他一來就吆喝着，人一多他就宣傳，我現在還記得一些。如:吃一州、打一縣，有錢的不要歡喜、沒有錢的也不要發愁。要得生活好，老牛不吃草；要得生活好，道上不長草”。

他說：“那時候不敢公開宣傳，只能用隱海的語言。現在回憶起來是有意思的，吃一州打一縣就是宣傳羣衆起來暴動，推翻封建剝削，窮人高興，富人發愁。”

又說: “大概是我年齡小，敵人不會發覺，他就叫我幫他送信，送的地方炒米關(中所)到耿家灣(保安)這一條線。暴動失敗後再沒有見過他，他也沒有跟我說過他的姓名。”

他又說: “我們河東有個耿文品參加了暴動(起義失敗後被殺害)，是河東起義者的負責人。他也叫我到青槓關，耿家灣給一個姓趙的送過信，後來也就是這個姓趙的送我參加紅軍的，到陝北後我還見到過他一次，他叫趙之龍”。

民國二十二年底，王義芳曾派吳文彬到會理等縣聯繫，準備一起行動。回來帶有起義的旗子印章和信件等，放在他姐姐家。旗子有紅、黃、綠各色，紅旗有鐮刀、斧頭、五角星的標誌。原涼山州副州長、老紅軍陳佔英說他見到過，他參加紅軍後第二年才發現紅旗子與紅軍部隊的旗子是一樣的。

由於當時廣大漢、彝人民與二十四軍和地方封建反動勢力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因此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抗反動勢力纔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以王義芳爲首的起義領導人，利用各種社會關係，一方面派人到會理等縣聯繫聯合行動，一方面分化瓦解駐軍，爭取反正人員共同起義。

他們通過胡家民與二十四軍駐王家屯候少先連的排長嶽××的關係(嶽排長的老婆姓胡，胡家民認爲義姐)爭取到嶽排長和徐排長及部分土兵支持起義。又利用茲木達曲被聶秋涵把他母親弄去“坐質”和茲木五卡被聶團長殺害的矛盾，爭取茲木達曲參加了起義。原涼山州委副書記、老紅軍王海明等彝族農民也參加了。

“坐質”彝卡

越西籍蔣如珍團長被羊仁安、鄧秀廷謀殺後，被解散在家的一些中、下級軍官也爭取秘密參加了起義，如羅發第、李朝章等人。由於蔣明遠是袍哥聯合社的舵把子，與社會上各方面人士有交往。他知道聶秋涵貪污反動頭人茲莫烏甲的銀子，又策劃將茲木烏甲殺害的隱事，聶秋涵就陰謀殺蔣滅口，蔣就在民國二十三年正月匿伏在王家屯。

蔣安廷住宅一角

由於蔣與聶結有冤仇，並能聯絡一些社會勢力，所以王義芳就約蔣參加共同領導起義。這樣將近一年的醞釀準備工作，一場較大的農民革命運動，終於在一九三四年農曆三月二十七日爆發了。

三、起義中的戰鬥經過

據王伯成回憶說：一九三四年正、二月間，由王義芳主持在八廟營廟裡開過七、八次會議，前後有二十多天，每晚都有六、七十人蔘加，商討起義計劃。會上還提出了行動的革命口號：打倒二十四軍！打富濟貧、抗捐救民！打倒士豪劣紳！打倒聶秋涵！打倒郭鼎(北鄉團總)！等等。

並決定在虎口碉舉行吃血酒宣誓起義。會後分頭秘密串連，宣傳鼓動羣衆參加虎口碉宣誓起義大會。參加這次宣誓起義大會的約千把人，聲勢浩大，也有婦女參加，連白泥灣廖春波（有100餘人武裝），中所陳雲泰這些惡霸團閥也派人蔘加了。

廖春波舊居

會上王義芳、蔣明遠講了話。宣告：“越西救貧義勇軍”成立，並宣佈委任了以王義芳爲首的各級領導員和王家屯、中所、城關、保安等地指揮負責人，吃了血酒，宣誓表了決心。根據蔣明遠的提議，決定於農曆三月二十七日王家屯東嶽廟會那天舉行起義，首先從王家屯開始，其他地區隨之行動，並規定起義時起義軍手臂上都纏紅頭繩作標記。

由王義芳、蔣明遠、蔣維周、王義全親自指揮王家屯的起義行動。參加者主要是王家屯周圍(包括大屯、瓦巖、板橋等地)的漢族農民和彝族頭人茲木達曲所轄的彝族羣衆，和城關，中所等地部分各族羣衆。自己有槍的就帶槍，沒槍的就拿刀、矛、棍棒等。

據王伯成等人回憶說：湊巧起義的頭天，玉家屯駐軍連長候少先進越西城當晚沒回來，支持起義的嶽排長與王義芳商定第二天由嶽排長帶士兵到王家屯場外去種菜，不帶武器，留下同情起義的士兵接應，把武器交給起義軍。

二十七日中午，乘東嶽廟會鬧熱之際，由王義芳、蔣明遠帶領二十多個義軍，從川主廟後牆越牆進去，由同情起義的士兵接應進入連部，奪得二三十支槍。正待去取鎖在庫房裡的武器彈藥時，茲木達曲帶領彝族羣衆從營門強行闖入，當時遭到門衛土兵反抗。

在家的沒參加起義的曹排長聞聲，當即組織在家士兵反擊，打死了幾個彝族羣衆，王義芳腿上也負了重傷。隨後戰鬥由蔣明遠指揮，組織義軍把駐軍圍着，戰鬥暫時成了對峙局面。去縣城的連長候少先聽到消息，立即乘馬返回，乘混亂之機，潛回連部，組織其部固守待援。

聶秋涵得到王家屯“叛亂”情報，當即派謝邦璽帶一連人到王家屯增援，謝連行至王家屯場外大石橋處，被義軍伏擊，首先將敵連長謝邦璽從馬上擊斃。敵援軍失去指揮，部分潰逃回城，部分潛入王家屯與候連會合。候連繼續組織殘部向義軍反撲。

由於義軍缺乏槍彈，並需重新組織隊伍，於是當晚撤出至河東高橋。二十八日晨候連以爲義軍敗逃，來殲義軍，過獨木橋時，被義軍突然阻擊，候連敗潰，義軍乘勝追擊，候連退入王家屯團總郭鼎家碉房，堅守不出。

碉樓

義軍將碉房圍因，準備燒碉，羣衆帕連累自己的房屋不讓燒，又計劃挖稠因碉牆堅硬，沒有炸藥，難以得手。隨後王義全拿出自己的兩箱子彈，繼續攻擊碉房，至晚未攻下。候少先與郭鼎見此戰況難以固守，於是日晚天黑趁義軍缺乏組織，包圍不嚴的弱點，跳出碉房就向縣城逃竄。

當時有人向蔣明遠建議追擊，蔣認爲城內城外都有起義軍(實際沒有動起來)，殘敵跑不了，沒有追，結果使候、郭和殘部黯然逃回城內。

與此同時，負責保安(包括利濟站、梅子營、廖葉坪等地)起義的文登朝、丁明清、何啓春、彝族頭人彭天格等，組織有漢彝起義軍三、四百人，他們於農歷三月二十七日早晨，策劃僞裝抓到一個砍電杆的彝人，送交駐保安敵軍易連長處理而進入敵連部。

時敵連長正在牀上抽大煙，他剛要從牀上起身，即被彝族起義軍擊斃，接着起義軍即向敵連士兵喊話：“交槍留命，不交就殺”。由於義軍已將保安包圍，連長已被擊斃，這些士兵只得繳械投誠，全殲了敵軍一連人(有說易是副連長、駐軍只有一個排)。

農曆三月三十九日，蔣明遠、蔣維周、王義全率領王家屯起義軍向越西城進軍。由於義軍在王家屯、保安首戰獲勝，鼓舞各地起義者紛紛行動起來，自帶乾糧，拿着九子槍、火藥槍、刀矛、棍棒等武器，到中午聚集在城北二里地的青龍村。義軍有二、三千人，到攻城時加上吶喊助威的漢彝羣衆共約七、八千人(有說只有四、五千人)。義軍在作了攻城佈置準備以後，攜帶捆紮的雲梯開始攻城。

此時城內敵人十分恐慌，有的主張死守待援，有的主張棄城逃竄，而惡霸豪紳們則竭力主張死守待援，深恐城破，身家難保，向聶秋涵出謀劃策，誣衊義軍是“烏合之衆，只要堅守，援軍一到，不擊自潰”。並向聶秋涵表決心：“有我們在，你就在”。

又建議將城內可疑的人加以扣留，以防內應。聶秋涵一方面向西昌川康邊防軍司令劉元璋求援，一方面以請縣城內各界人士開會商討對策爲名，將羅發弟、李朝章等可疑的人士扣捕，並進一步組織所部和各種反動勢力加強固守與瓦解義軍工作。

二十九日夜晚，義軍將縣城圍困，發起了猛烈的進攻。由於敵人防守嚴密，越西城又是堅固的條石精工嵌成，每塊條石高一尺，寬一尺二分，長四尺八，最長的有五尺二分，十三層，石砌高一丈三尺，外加六尺高的垛口，共高一丈九尺。易守難攻，沒有炸藥，炮火和內應是很難攻破。

越西古城牆

又遇瓢潑大雨，淋得義軍擡不起頭，睜不開眼。大雨連續下了兩天，義軍沒有經過訓練，行動不聽指揮，數次組織攻城都不湊效，形成兩軍對峙。

西昌川康邊防軍司令劉元璋收到聶秋涵求援急電，派劉元琮旅唐團馳援越西。農曆四月初三(義軍圍城第四天)，唐團先頭營到達之時，白泥灣廖金廷、中所陳雲泰等團閥立即反戈，爲虎作倀，給先頭營作幫兇。首先擊潰在丁山橋警戒的義軍。城內敵軍也趁機出擊。圍城義軍受到兩面夾攻，紛紛被擊散，餘下二、三百人，衆寡懸殊，只得撤退，至此攻城失敗。

白泥灣老街

四、起義失敗後的情況

義軍攻城失敗後，餘部二、三百人，在王義全、蔣明遠率領下，由青龍嘴分東西兩路向彝區轉移。西路由王義全率領一百餘人撤退到後山、瓦巖、吊口巖一帶，受到彝支頭人阿爾達哈和彝、漢羣衆的同情。義軍殺了兩頭牛，招待阿爾支頭人和彝族羣衆，並和他們吃血酒結盟。

歃血爲盟

幾天後，敵軍劉元玩營來攻，洽逢大雨，敵軍過不了河，和義軍隔河相峙。第二天黎明，敵軍進行偷襲、彝族頭人高呼“補吉拉哦！拉哦！(敵人來了！)”義軍和彝族羣衆共同向敵軍阻擊。敵營長被打傷，敵軍偷襲未成，被迫撒退。

義軍在吊口巖雖然可以憑險固守，但內無糧彈，又無外援，恐敵軍再來圍攻，難以長久堅守，於是大部離去，轉往外地分散隱蔽，只有王義全和少數人仍掩藏在阿爾家。此時蔣維周與其弟蔣紹全也一同離開義軍，走至蓼葉坪，被保安團總高子清、郭振操等人逮捕，押到城裡。蔣維周被砍頭，蔣紹全因年齡小託人說情用一千個鋼洋保了一條生命。

東路蔣明遠率領義軍一部，撤退到茲木達曲的彝區。因茲木達曲的母親被關在越西彝卡做人質。聶秋涵要挾茲木達曲交出蔣明和義軍，並以白銀、槍彈相引誘，於是茲木達曲將蔣明遠和義軍全部交給敵人。義軍蘇啓富、李伯臣當場被亂刀砍死。

蔣明遠被捕後屈膝投降。在敵人押解他遊鄉“示衆”時，他胡言亂咬，無辜被敵人逮捕了許多人，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遭到衆人理所當然的唾罵，後仍被敵押解到西昌砍了頭。老紅軍譚發貴回憶說，那時越西羣衆對蔣明遠編了一個順口溜：“越西司令你不當，跑到西昌見閻王”。

聶秋涵沒有捕到王義芳和王義全，就通過北鄉團總郭鼎威協王義全的父親王有德(人稱王三老漢，是王姓族長)，交出王義芳就保證王義全的生命安全，否則將殺絕全家，誅連全族。王有德被迫叫王義芳出來，王義芳受傷後轉移到松林養傷，聽此消息，挺身而出。被敵人逮捕後，押解到西昌，英勇就義。王義全出來後仍被敵人逮捕，用了兩千塊鋼洋買命，結果仍被敵人用鋼絲剌心殺害於獄中。

敵軍劉營同時派出一支部隊向保安起義軍發起“進剿”。在板橋惡霸團閥吳曉東(靖邊部團長)和保安團總、縣參議高子清的配合下，南北夾攻，義軍被擊潰於青槓關頂。義軍領導人文登朝、丁明清等十三人突圍到河道(現石棉縣屬)，被當地團閥李德吾的武裝逮捕殺害，並將文登朝等人的人頭送回越西縣城“示衆”。保安起義的彝族首領彭天格在敵人誘迫下叛盟，交出義軍骨幹耿太洪等四人。保安一地敵軍在團總高子清的配合下進行瘋狂鎮壓，殺害起義分子及親屬和無辜羣衆二、三十人。

起義失敗後，反動派對起義軍進行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殺，實行“燒、殺、搶"的政策，提出要將起義軍“斬盡殺絕，剷草除根”。起義軍領導和骨於積極分子均被先後逮捕，被捕後，都施以酷刑後處以極刑。

據一些當年目睹者說，其慘狀“目不忍睹，憤慨難忍”。有的用鐵絲穿過肩胛、鐵絲穿鼻、牛繩穿耳遊鄉“示衆”(如王義芳、蔣明遠等)，有的刀劈、活剮、插天燈(如蔣維周、耿太洪等)，鋼絲絞心(王義全)，鏹水毒死(李朝章) 多數被嚴刑拷打得斷臂、斷足，體無完膚，處刑時用木梯擡起來走。蔣維周等十七人被砍頭，其中有參加起義的敵軍士兵兩人。在校場壩耿太洪父子二人被點天燈、活剮。還把義軍的人頭擺在敵連長謝邦璽的“靈前”祭奠，其野蠻行徑令人髮指。

還藉機大肆敲詐勒索，派各種“罰款”，勒索“保命金”四千多塊鋼洋。城關一個貧無立錐之地的小尼姑朱洪珍(人稱朱姑姑)被捕，要交一百塊鋼洋才能釋放。據說全縣共勒索約十七萬塊鋼洋，還有許多房屋被燒，牲畜被拉，房田沒收變賣。如老紅軍原涼山州委副書記王海民同志參加了起義，敵人沒逮到他，把他家的財物搶劫一空，然後把房屋燒燬，弄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逼得到處逃命，流離失所。

老紅軍王海明，彝名：阿爾木呷

五、這次起義的影響

這次起義是一次彝漢勞動人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敵人的階級鬥爭。在戰鬥中表現了彝漢勞動人民之間的團結互助和戰鬥友誼。起義失敗後，義軍退到瓦巖等彝區，受到彝族人民的有力支援。在敵人逮捕屠殺下，大批義軍和親屬紛紛逃到彝區，受到彝族人民的保護。彝漢勞動人民從此結下了血肉相連的戰鬥情誼。

所有被捕義軍，在殘酷兇狠的敵人面前，絕大多數視死如歸，表現出草命者的英勇氣概。領導人王義芳大義凜然，在敵人面前毫無懼色，義正詞嚴痛斥反動派的罪惡行徑。蔣維周堅貞不屈，守口如瓶，使敵人萬般無奈。耿太洪父子遭受活刷時，四肢釘在木樁上，雙肩插上臘燭，兒子疼痛難忍，發出慘叫，老人家則大聲說道：“不要怕，再過二十年，殺那些狗崽子。”當劊子手用刀剮他眼皮時，他讓血流到自己嘴裡，憤怒地用血噴劊子手。他們一個個寧死不屈，壯烈就義，給廣大彝漢勞動人民樹立了光輝榜樣。

一九三四年越西農民起義，在越西曆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他們的英勇事蹟，將永垂不朽。

紅軍

1935年，紅軍過境涼山時，當年參加暴動起義遇害義士們的家屬，紛紛向紅軍控訴鎮壓起義的劊子手之一、北鄉團總、惡霸地主郭鼎的罪惡。因郭鼎逃跑未被抓到，紅軍抄沒了他的家產，盡數分發給貧苦的百姓。

紅軍在板橋、保安等地，也對當地惡霸進行了鎮壓。板橋是鄧秀廷靖邊部團長吳曉東的老家，紅軍抄沒了他的家產。

在保安，根據羣衆的控告和提供的線索，紅軍派出一個班，由車登良帶領在草塘把惡霸地主、縣參議官高子清及其兩個兒子捉了回來，將他家中米麪、布帛、雜貨悉數分發給羣衆，並召開羣衆大會，公審高氏父子。

紅軍經過1934年越西彝漢人民起義的王家屯、板橋、青槓關、保安和縣城等地時，都召開了一定規模的追悼大會，舉行祭悼儀式，追悼了起義的死難義士，慰問了死難義士的家屬親友和參加暴動的倖存者。

六、說明

由於領導這次起義的領導人和主要骨幹都被殺害，參加起義的倖存者和當時的目睹者不知內情，年深日久，提供的情況可能有誤，所以這個材料僅供參考。

在所有提供的材料中，都提到這次起義是黨領導的，包括老紅軍王海民、陳佔英、譚發貴等同志。但究竟誰是共產黨員誰也弄不清楚。一九三三年地下黨負責人廖質生同志，從西昌來越西建黨，都在教育界活動，還未發現他在農村中活動。

據當時受廖質生同志領導，同廖質生同志一起來越西、被派在保安以教書爲掩護開展活動的，王輔(原名王佐臣、西昌人)同志說：“他從表面看只知道廖師在師範校師生中有活動，不知其他方面有活動。他在一九三四年農曆二月從西昌到南京繼續求學，路過越西，廖師已不在越西，在途中才聽說越西發生了暴動。”

王義全的墓誌：

義全王君，籍隸越西，兄弟四人，君居次，爲人倜儻，多大略事。

親孝，交友信，兄弟友愛，髫齡就學鄉校，穎悟異常。民十二負笈樂山，高小畢業後，繼住二十三軍軍校、二十四軍第四期政治校。歷任四十七團中少蔚等職。民才入，四七團被遣散。

適滇軍胡若愚兵指川南，戰鼓咽闐，風雲變幻。君乃由鹽源經木裡、九龍、康定而達成都。凡懸峰壁嶺、蹲若虎奮若龍，崖矗徑斷，鳥駭泣之地，君皆與歷焉。維時傳聞君已物故，家中人方復悲怛，而君住第七期政治校之竹報已歸矣。既而改任名山團練中隊長，一邑豪猾爲之僉跡。

嗣回成都，調警衛營中尉連附，旋調手槍大隊上尉連長，駐榮縣。川戰起，退守嘉定。和約既成，還駐成都。適同鄉郭鼎由軍解職，約與同歸。君居家，每留心地方公益，於是父老舉任北鄉團總，而以郭鼎坿之。蓋處邊偶之境，屬多事之秋，雖曾、胡、彭、左未嘗不由辦團練而起。舍素有之成績，而創新興之事業，其意氣可謂壯哉。

民二十三年，川康邊防軍聶團長秋涵駐防越西，同時分兵一連駐北鄉，頗暴戾恣睢，動漢彝之公憤，鬱久暴發，而越西滔天之禍遂大作。當是事起，倉卒不可向邇，君迫潛身而逃。逮事浙定，土豪獻計，軍閥籍茲搜溘，榨君賂洋二仟元，復折君死於獄中。

時年僅二十餘，椿萱猶健在也。嗚呼！鄙夫無罪，懷碧其罪，君今殉鄉難而死，所謂重於泰山者也。人格光榮，豈不動吾人之憑弔歟！？君介弟囑撰墓誌，謹將所言，略次敘之，素不能文，寧計工拙，爰吊以詩曰：

拼將身報梓鄉難，蜀道魂歸嶲水寒。

黃土無情埋碧血，青山有幸珠棺。

寒炸夜夜飛孤塚，雄鬼朝朝望故關。

我自黃花崗再拜，於今又得一盤櫃；

蔓草羊芊長墓門，埋冤埋恨此山根。

風悲白日嶺蜻道，月照黃沙碧血浪。

我吊徐君憑掛劍，誰歌楚賦與招魂。

慚非珥筆書華表，看取光榮及子孫。

注：王義全被害後，其家於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在墓地(現新民鄉新民村西溝邊)立碑，以上墓誌是75年、87年從碑文上抄錄，標點符號是抄錄者加註。

吳瑤階回憶越西農民起義參與者

李朝章的“絕命書？

1933年會理暴發了農民起義，領導人是段懋醒，那時我在二十四軍當連長，我們去白龍寺參加了鎮壓暴動。一九三四年越西農民暴動情況我不清楚，暴動前幾天我奉命從會理來越西招新兵。北鄉進步人士李朝章參與了農民起義，李朝章與張竹村(越西頭號劣紳)有仇，起義失敗後就被二十四軍扣捕，後被聶秋涵(團長)強追服毒身死。他死前寫有“絕命書”我回憶如下：

北鄉十八地父老昆弟諸姑姊妹：

此次蔣、王造反，朝章忝爲一鄉之冠，既不能以善其後，惟有一死以對上峰。我一人之死，即足以保全無數生命。古人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我以老母在堂，尚能以古人從容難能之舉而爲地方，則地方此後決不能有此種情形發生，則朝章雖死亦無恨矣。臨終依依，不忍再言。

李朝章親筆

參考：《越西文史》

《紅軍長征過越西》

《越西古道拾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