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榮︱人工智能與社會運行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現在大致存在兩種傾向，借用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話來說，一種是“好得很”，一種是“糟得很”。說人工智能好得很，是因爲它是科技領域前所未有的大變革；認爲它糟的很，則是因爲人工智能的演進可能導致“超人”現象，霍金就曾認爲，人工智能有可能會在將來的某一天趕上或超過人類，這項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很有可能導致人類的滅亡。在我看來，這兩種看法都可能包含偏向。對人工智能這一個合理的態度可能是謹慎的樂觀：一方面對它的發展前程要做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對它可能的一些弊病要加以注意和防範。

最近，有一種現象需要引起我們注意，即文本的“複製”，其具體形式是以人工智能取代人，藉助AI進行寫作。前一陣復旦大學校慶的時候，便出現了很多完全雷同的賀詞，數十所高校都以AI生成的文獻作爲賀信，其內容機械呆板，既沒有創造性，也不合行文規範，這類文本的出現，可以說使斯文掃地：人工智能可能具有的負面作用，在此充分地顯現。AI或人工智能最大的特點就在於它是人工的東西，人工智能與人的智慧之間有距離，人工智能畢竟是工具性的東西。我曾區分了一階智慧和二階智慧，前者（一階智慧和）具有原創意義，後者（二階智慧）則往往缺乏原創性。真正創造性、原創性東西則是人的創造，人工智能屬於二階智慧：如果離開人的賦予，包括大數據、算力、算法，人工智能就什麼也不是。人工智能固然可以自我學習，孤立地看，其運算能力甚至超過人類，但其功能畢竟是有限的，歸根到底，屬於人類的賦予。比較而言，人的智慧則具有原創性，屬於一階智慧。對以上兩個方面，需要加以區分。

從廣義社會的層面來看，人工智能確乎開闢了一個新的虛擬世界，人與人之間交往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方式和更廣的空間。在虛擬空間中，自然的人可以與機器對話，不再侷限於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然而，這種新的現象也需要認真考慮。從一個方面來說，它使人交往的對象大大地擴展了，不再限定在一個區域或一定關係之中。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不同於自然人。在與人工智能對象的交往中，人與人的情感溝通、美與藝術的交流、價值的共鳴、認知的共識都受到限定。同時，現實的交往過程涉及與人相關的各種意義、意味，對智能的機器來說這種意義和意味則基本上不存在，它對各種對象大致一視同仁、具有冷冰冰的性質。這種交往過程，顯然有其限定，應當加以制約。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沉溺於手機、電腦世界之中，樂在其中，也就是說，主要囿於一個人機之間交往之中，沒有擴展到人與人之間的廣泛社會交往，這是需要避免的現象。社會的進一步的發展，應當在人與人之間交往中引入現實的社會關聯，如果沒有現實的人與人的溝通，便只能停留在由智能機器構成的冷冰冰的交往世界中，這對人類的演進過程顯然具有消極意義。要而言之，除了理性的引導，人與人的往來不能僅僅限定於人機交流，而是需要注重現實的交往。從自然的、感性的層面，到社會性的維度，都不能離開現實的人。

人具有多方面的生命意義，包括精神層面的追求、人格的提升、不同的能力的發展，等等，這些方面往往不同於人工智能。同時，人的生命存在關乎感性規定，除了通過感性需要的滿足以維繫人的現實生命之外，人還通過自然繁殖來保證生命的延續，從智力發展演進看，這使理性能力無法離開人之“身”。相對於此，人工智能並非與自然之身相關，其運算能力也並不以“心”或“腦”爲依託。人們談及人工智能，對以上方面往往有所忽視，“非自然”意義上的“身”，往往未能進入他的視域。在自然之維，智能以心和意爲內容，並與心意的展開無法分離。而在不同於自然的人工形態下，心與意常常遊離於外：人工形態的智能，往往更多地以心意之外的邏輯運演爲其特點，而不涉及自然層面的情感和體驗。作爲人工的產物，人工智能即使在某些方面超越人，但以上方面是它無法避免的。通過發展人的生命內涵和生命意義，人不僅將駕馭人工智能，而且能夠使自身得到進一步的充實。人的目的性、人的尊嚴，都以非人工性爲前提。對人工智能的規範，需要以此爲原則。中國傳統哲學肯定萬物之中人爲貴，這裡的“人”主要即自然之人。人工智能應始終在人的控制之下，這是基於其非自然性。

理性的規定與目的性相互關聯。人的理性能力與價值取向，是人不同於動物或其他存在的主要之點。人具有的理性能力表明，人是理性的存在；人所內含的價值取向則確認，人是目的性的對象。人工智能固然能夠進行邏輯推論，然而，歷史的發展則表明，人工智能的理性活動，是二階性的，其作用過程，也離不開人的制約。人的價值與人作爲自然存在的生命無法分離，人工智能則因其“人工性”，與人的自然生命始終存在距離：相對於人，人工智能無法擺脫物的形態。這一性質，從另一方面決定了其手段性。作爲人的知識和認識能力的外化，人工智能的實際作用無法超越人的目的。事實上，人工智能的目的最終在於更有效地解決人類遇到的各類問題。以前面提到的“複製”來說，其意義不僅僅在於文本的生成，在人工智能中，它同時表現爲自我學習的情況下的程序“複製”。爲了避免其負面影響，需要在最初的程序（包括算法、算力）方面加以防範，因爲這一類廣義發覆制，容易失控，當然，這裡重要的是作預防性的規範。在“人工”的前提下，人工智能的一切所作所爲，應該在人的控制之下，在此前提下複製，有助於免於導向消極結果。

總體上，關鍵的問題在於肯定人的創造性和目的性，應當始終堅持只有人是目的、唯有人才具有創造性。需要以這樣的觀點來制約人工智能的發展，引導其未來的趨向。從人是目的這個角度來說，早期儒學已提出仁道觀念，其內在涵義是肯定人具有內在的價值。《論語》中的著名記載：馬廄失火，孔子聞知，馬上急切地問“傷人乎”，但“不問馬”。其中的緣由在於，馬是爲人所用的工具，而人本身即目的。這是就目的性規定而言，從理性的創造過程來看，則不能把一些東西都歸之於人工智能的生成，需要始終肯定人的原創性。可以看到，肯定人是目的和人的創造性品格，將人工智能作爲服務於人和社會治理的手段，並以此規範相關活動，這是未來可能的一個前景。

（本文爲7月19日召開的《分析哲學》創刊15週年紀念會議發言，會議主題爲“智能社會與期刊發展”）

來源：楊國榮（西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