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交會國際貿易合規發展論壇丨市場持續震盪，企業出海如何踏過關稅、匯率、合規“三重門”？

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鄭瑋 廣州報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日發佈的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提到，隨着有效關稅稅率達到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2025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爲2.8%，較今年1月預測值低0.5個百分點。在各國博弈加劇、不確定性攀至新高的背景下，我們正在迎來一個全新的國際市場。

企業是直面這場貿易風浪的主要單位。風浪之下，外貿企業遇到了哪些挑戰？“關稅吧，會直接影響我們的銷量”“匯率波動也是一個問題，像過山車一樣的話市場受不了”……第137屆廣交會展期接近尾聲，在這個被視作外貿風向標的“中國第一展”上，關稅、匯率等話題成爲參展企業向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提到的高頻詞。

聚焦外貿企業在出海過程中面臨的涉稅風險、匯率風險及法律風險三大高頻難題，4月24日，多位行業專家在第137屆廣交會行業論壇——國際貿易合規發展論壇現場送上建言獻策，在持續震盪的國際市場中爲中企出海打造一套儘可能縮小風險敞口的新招數。

加徵關稅壓力何解？原產地籌劃、首次銷售規則應用、申請關稅豁免等方式可被納入“工具箱”；2025年人民幣匯率走勢如何？總體貶值壓力較大，外匯管理需堅持風險中性、簡單適用原則，原則上建議進口型企業儘量少留美元敞口，出口型企業可適當多留美元敞口；出現國際貿易糾紛怎麼辦？協商、調解、訴訟、仲裁等爭議解決方式各有其“適應症”……

直面市場風浪，出海企業仍可危中尋機。

合理利用貿易規則降低關稅壓力

面對美國政府濫施關稅政策壓力，安永（中國）企業諮詢公司稅務合夥人樑斯爾在論壇現場“支了幾招”，提出外貿企業可考慮通過更好地應用原有規則的方式予以應對。

美國“首次銷售”規則(First Sale for Export Principle)是其中一項。在將貨物由海外銷往美國的過程中，如果形成了製造商、中間商和美國進口商的多層交易架構，“首次銷售”規則允許滿足條件的進口商採用進口美國的前一環節或更早環節的成交價格作爲關稅計稅依據。

“能夠完全滿足‘首次銷售’規則條件的進口商可以採用出廠價格或者貨物出廠之後環節的價格作爲關稅計稅依據，如能合理利用‘首次銷售’規則等關稅政策，降低關稅稅基，即可節省部分關稅成本。”樑斯爾表示，“首次銷售”規則對於生產公司的國家地區及貿易公司的國家地區沒有要求，可適用於任何地方（包括中國）生產的產品，值得企業考慮。

但需要注意的是，樑斯爾提醒，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首次銷售”規則應用較爲複雜，且需要進口方滿足曾經開展供應鏈調查的合理謹慎要求，“只要有一個細節不滿足，就會構成低報關稅，屆時進口方除了需要補交關稅，還會面臨不同程度的補稅、罰款等後果，建議尋找有足夠經驗和能力的專業人士輔助”。

除此之外，樑斯爾表示，外貿企業還可以考慮開拓其他替代市場，例如歐洲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市場等，“這些市場的購買力也不弱，但要特別留意歐盟現在有不少新設的‘綠色壁壘’，企業可以諮詢相關專業機構更進一步瞭解政策細節，以更好地開拓歐盟市場”。

從數據上看，2024年中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合計進出口22.07萬億元，同比增長6.4%，佔中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首次超過50%。同期，中國對歐盟出口5164億美元，同比增長3.0%，歐盟成爲中國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

綜合施策應對匯率風險

匯率風險是企業出海的另一個“攔路虎”。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發佈的《企業匯率風險管理指引》（2024年版），依據企業業務特點、管理目標的不同，通常將匯率風險敞口認定邏輯劃分爲三類：確認敞口、預測敞口及會計敞口。其中，確認敞口廣泛存在於進出口貿易、外幣融資、海外重大項目等各類涉外交易，預測敞口則適用於大型海外項目、生產和進出口模式比較穩定的企業。

企業在開展避險方案設計與跟蹤管理時，敞口評估是最爲關鍵的一環。“根據企業提供相關數據在對外匯敞口進行評估分析，找出相關風險因子，然後對相應風險因子及目標敞口進行量化分析，確定需要重點管理的敞口因子。”北京匯金天祿風險管理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兼首席外匯策略師王洋在論壇現場分享了他對企業開展外匯風險管理的建議。

風險敞口評估完成後，企業還需要開展貨幣行情分析、金融工具實用性分析、避險方案效果評估、協助完成對衝交易以及動態跟蹤等環節。

“從2014年開始美元/人民幣匯價走在一個長期上升通道內，最近幾年匯價明顯是貼近通道的上沿運行。那麼從技術走勢看，如果通道繼續維持，那意味着美元兌人民幣雖然以後仍可能繼續攀升，但一旦見頂反而是下跌的空間更大——這就是要提醒出口企業要特別防範的匯率風險。”王洋表示。

從目前的基本面看，王洋分析認爲，人民幣中短期貶值壓力仍然較大，內因包括國內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引發的對央行寬鬆貨幣政策預期較強等，外因則是特朗普政策推出的所謂“對等關稅”政策等。“當前最大問題就是全球貿易等各方面都處在不確定性之中。在金融行業裡面我們知道，不確定性本身就是風險，這種風險也包括匯率。”王洋表示。

談及企業應對未來一個階段匯率風險的具體策略，王洋表示，首先要遵循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企業外匯風險管理指導意見》中特別強調的風險中性原則——即風險管理首先要強調降低風險敞口、降低波動性、鎖定成本，通過降低不確定性進而降低風險。不應強調增值，追求正收益，否則會增大風險敞口和波動性，進而增大不確定性和風險。

“同時，在爲企業開展外匯風險管理的實際操作中，我們還根據不同企業的需要將管理原則進一步深化爲‘最低成本、迴避爲主、行情分析先導、靈活操作’等四個方面。其中，最低成本是指企業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選擇最適合自己需要的金融衍生工具，力爭用最少的成本來實現管理目標。”王洋表示。

整體來看，王洋表示，企業開展全面外匯風險管理是一個複雜任務，企業首先要做好外匯風險管理體系建設，其中包括要明確企業風險管理目標、風險偏好，並據此制定相應的業務流程、管理制度及績效考覈機制等，“一套完善的外匯風險管理體系是做好企業外匯風險管理業務的基石”。

選擇最優路徑解決國際貿易糾紛

除了關稅、匯率等直接關聯企業資金的風險外，隨着國際貿易環境日益複雜，出海企業面臨的法律、信用、知識產權等風險也在提升。

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任閃濤就在論壇現場舉了幾個例子。以近年與中國貨物貿易規模屢創新高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爲例。閃濤表示，2013—2022年中國與共建國家的貨物貿易累計規模達到19.1萬億美元，截至2023年8月底已與28個國家和地區簽署21份自貿協定，但在物流運輸、貨物買賣、股權轉讓等領域仍較常產生國際商事糾紛，存在法律風險。

“比如，中資企業在越南投資就需要特別注意中國企業投資手續、投資准入條件限制、負面投資清單制度、投資許可實際申請時長、註冊資金實繳要求、外籍員工簽證要求等法律問題。在印尼投資可能就需要關注外資公司註冊要求、員工簽證類型、合同語言要求、外資企業本地員工僱傭要求等，避免產生經濟損失或面臨政府處罰的風險。”閃濤表示。

而一旦發生國際貿易糾紛，企業還可以選擇通過協商、調解、訴訟、仲裁等不同方式解決爭議。

如何更合理地選擇爭議解決方式？華南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深圳國際仲裁院）國際合作與發展處副法律顧問鍾怡琦從耗時性、經濟性、專業性、境內外執行力度等多個維度做了比較分析，“從耗時上看，調解通常耗時較短、訴訟通常耗時較長，仲裁耗時介於兩者之間。從執行力度上看，訴訟與仲裁均可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境外可執行力是不少企業關注的重點。對此，鍾怡琦表示，“目前訴訟判決的域外執行主要依靠雙邊民商事司法協助協定以及海牙《選擇法院協議公約》。而仲裁裁決的域外執行可依照《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在全球172個國家間得到承認和執行，這也是其成爲國際商事爭議解決首選路徑的最主要原因。”

同時，在仲裁中，當事人也可享有最大程度的自主權，自主選擇仲裁地、仲裁機構、仲裁員、仲裁規則等，並設計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仲裁程序。

“我們也建議，未來中國企業出海要進一步重視中外平等主體之間的商事爭議等法律風險，避免企業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投資爭議，以及數據和隱私保護、環境保護等企業合規可能發生的爭議。如有糾紛，儘量選擇中國國際仲裁機構，避免‘客場劣勢’，發揮‘主場優勢’。”鍾怡琦表示。

在國際市場不確定性和緊張情緒高企的當下，中國出海企業仍可通過做足確定性功課，在風浪中尋找到新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