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觀點－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正在墮落

川普白宮不屑於補貼的政策引導，而是用關稅大棒，用談判直接要入股企業，成爲董事會成員。圖／美聯社

當代美式資本主義正經歷一場深刻的制度轉型，其核心不再是自由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而是政府主導下的政策性資本主義。這一轉變不僅挑戰了美國長期以來對市場自由的信仰，更暴露出其在全球治理話語中的雙重標準與制度性矛盾。當年拜登政府推動《晶片法案》，以數百億美元補貼本土半導體企業如英特爾，外國公司臺積電、三星，並強制企業配合地緣政治需求進行遷廠、限售與供應鏈重組。這種政策性干預就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的產業政策範疇。

現在川普白宮不屑於補貼的政策引導，而是用關稅大棒，用談判直接要入股企業，成爲董事會成員。美式資本主義的本質就產生劇烈改變，從市場導向轉向國家主導，從自由競爭走向制度性壟斷。

制度性轉向最具象徵意義的案例，莫過於美國政府即將入股英特爾，還有考慮洛克希德·馬丁這類軍火公司。過去美國政府在全球舞臺上以自由市場的守護者自居，批評他國政府幹預市場運作：中國的國營企業被指爲市場扭曲，歐洲的農業補貼被批爲競爭障礙，臺灣的半導體扶植政策也常遭美方質疑。然而，美國卻在軍火與科技產業中進行大規模補貼與股權介入，這種雙重標準不僅削弱其制度正當性，更暴露出其霸權邏輯的本質：市場自由只是工具，地緣控制纔是目的。

這場制度變形不僅是政策調整，更是治理邏輯的根本轉換。美國政府不再是市場的仲裁者，而是資本的直接參與者。其制度設計逐漸朝向「裙帶資本主義」靠攏，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公共利益與私利的界定也變得曖昧不清。

更令人憂心的是，若政府成爲軍火企業的股東，意味着其不僅是國防政策的制定者，更是軍事衝突的潛在獲利者。當政府既是和平的倡導者，又是戰爭的投資者，其政策選擇是否仍能保持客觀與正當？當地緣緊張局勢成爲股東報酬的來源，民主制度是否已淪爲軍火資本主義的附庸？當政府可以在企業董事會中投票，其政策是否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當軍火企業的盈虧與政府財政綁定，民主制度是否仍能維持其獨立性與透明性？

這種制度性矛盾不僅是美國內部的問題，更對全球秩序產生深遠影響。作爲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制度選擇往往具有示範效應。當其開始以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治理科技與軍事產業，其他國家勢必面臨制度模仿與競爭壓力。全球市場將不再是自由競爭的場域，而是地緣政治與國家利益交織的戰場。不僅削弱了市場機制的效率，也加劇了國際間的制度摩擦與信任危機。

臺灣作爲地緣政治的前線，更需對此制度轉型保持高度警覺。美國的政策不再是單純的市場合作，而是戰略性資本佈局。當美國政府成爲軍火企業的股東，其對臺灣的軍售是否仍是安全保障，還是財務投資？當晶片成爲地緣博弈的籌碼，臺灣的科技優勢是否仍能自主發展，還是淪爲美國政策的附庸？這些問題不僅關乎臺灣的產業政策，更關乎其制度自主與民主韌性。

我們正在見證一場制度的自我矮化，美國從自由市場的教科書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的實驗室。當最強的國家開始用最荒謬的方式干預市場治理，世界就得準備好迎接最混亂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