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海觀潮 | 被人工智能激活的哲學

1982年11月29日，劉文英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列子〉對“人工智能”的猜想》一文，將當代人工智能與中國古代思想聯繫起來。劉文英引用《列子》書中的一個故事：周穆王西巡時，工匠偃師向穆王獻上一個能夠行走、跳舞像人一樣的“倡者”，結果倡者在跳舞時同穆王侍妾眉目傳情，惹得穆王大怒，欲將“倡者”處死。偃師只得將“倡者”拆解，證明它不過是由革、木、膠、漆等材料製成的機器。劉文英總結道：“機關生人靈”，機器也可以產生意識。如果說圖靈測試關注語言與推理，那麼列子測試關乎情感與行爲。二者對於人工智能來說，都是必需的。

在劉文英看來，機器可以產生意識、智能。但歸根結底機器智能還是人類智能的延伸，因此我們不必過於擔憂，人類始終可以控制機器。這裡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機器到底有沒有意識、智能？第二，應該如何看待人類與機器的關係？列子的寓言警示我們，在科學家“獻上”像人一樣的機器之前，需要考慮人機如何相處的問題。第二個問題顯然更具緊迫感。但第一個問題更根本，是目前爭議最爲激烈的問題。

哲學界對機器是否具有意識存在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爲，機器沒有意識或自我，意識必須以生物基礎爲前提。人類具有生物機制，可以自我調節、反饋，因此具有意識。另外一種觀點則主張，機器具有意識、自我，意識並非生物特有，只要機器的行爲表現足夠接近人類，例如可以對話、推理、解決任務，乃至欺騙，它就可以被認爲擁有意識。這種對機器意識的爭議不僅在哲學家之間呈現極端對立的狀態，在科學界亦是如此。辛頓認爲機器已經具有了意識，在能力上遠遠超過人類，甚至具有了自主性，因此當前最大的威脅就是人工智能，必須對人工智能開發進行嚴格管控。楊立昆、李飛飛等則認爲目前的大語言模型尚無法真正理解世界，推理模式相較於人類仍處於初級階段，還不具備“真正的智能”。無論如何，技術迭代的加速讓機器意識的討論陷入兩極對立的僵局。這種“撕裂”現象與近期國際政治領域內的“撕裂”現象頗爲類似。或許當前政治思想、科技思想、哲學思想的極端化，和近代政治、科學、哲學所給定的基本範式遭遇危機相關。

人工智能這一全新存在的出現，給啓蒙時代以來的哲學—科學框架帶來了挑戰。它迫使我們重新審視笛卡爾式“心物二元論”這一現代哲學的基本框架。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哲學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而是哲學需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再次出發，以迴應人工智能所激發的全新問題。面對僵局，我們需要區分兩類問題：一類是根據科學規定的哲學問題，另一類則是被科學所激活的哲學問題。從第一類問題來看，自笛卡爾以來，“身心問題”成爲世界圖景機械化之後的產物。人類心智能否被自然科學完全解釋的問題是科學發展逼迫出來的問題。對人類心智的解釋可能來自上帝，也可以採用物理學、化學、神經科學加以解釋。這兩種路徑是被科學框定的——要麼科學只能解釋物質，將心靈留給上帝；要麼科學不僅能解釋物質，也能解釋心智。

傳統的二元論和科學圖景之間存在衝突。作爲物理科學的形而上學——物理主義雖然遵循了科學的發展步伐，卻無法解釋人類的主觀感受。這種侷限性促使近十幾年來泛心論逐漸成爲第三條道路，泛心論認爲萬物在基本層面都有某種意識經驗，這一觀點不免讓人們想到亞里士多德、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等傳統哲學家。這種從二元框架的“抽身”“退步”是哲學的發展。“退步原來是向前”，心靈哲學在不斷尋找一個新的空間。例如，達馬西奧講“笛卡爾的錯誤”，菲利普·高夫講“伽利略的錯誤”。他們看到量化科學的侷限和人類生活具有不可還原的質性維度。心智哲學中對“心智”的定義在不斷演變，心智哲學研究心靈和身體的關係。洛爾（E. J. Lowe）認爲心智哲學研究經驗主體和周遭世界的關係，這一擴展實際上包含了更多維度的思考。從科學觀點看，我們始終無法擺脫笛卡爾框架的束縛。當代的物理主義和二元論實際上依然依託於這個框架，這或許是導致哲學危機的根源之一。泛心論可以說是走出哲學框架的一種嘗試，雖然存在一些內在的困難，仍然不失爲一種選擇。

第二類是被科學激活的哲學問題，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面向，例如道器關係、真實性、萬物的多樣性、世界的多重性等，都應該放在被科學激活的問題之中。重要的還有人生意義問題，科學似乎給我們創造了更好的生活，但我們卻變成了“空心人”，信息獲取越多煩惱越多。存在問題、意義問題等在人工智能時代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我們僅以科學視角來定義哲學，將科學的標準作爲哲學的唯一標準，那麼哲學發展的空間就比較小了。然而，若能從科學激活的哲學問題出發，那麼哲學具有廣闊的空間。被科學所激活的問題，是規定之外的意外。《列子》的寓言展示了兩個不同的問題，一個是“偃師造倡”的問題，另一個是“偃師獻寶”的問題。就像偃師的“造倡知識”並不能幫助他預料到周穆王的憤怒一樣，科學所規定問題中的知識解決不了被科學所激活的問題。不管根據什麼樣的原理造出什麼樣的機器，都面臨人機共生問題。陳少明教授探索道器關係，指出貨幣和鼎都有特定的功能，流通、交換或祭祀是特定的“器”。機器也是“器”，但非專門之器。以大語言模型爲基礎的ChatGPT和DeepSeek可以回答人類提出的任何問題。機器成爲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器”。如何理解“機器”與我們的關係，也許是這個時代最爲重要的問題。

匹茲堡學派哲學家塞拉斯爲此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基本框架，他區分顯明圖像和科學圖像，在顯明圖像中，基本對象是人和周邊世界的存在物；而在科學圖像裡是不可觀測的理論實體。物理主義正是科學世界觀的立場。物理學只從物理學角度去切中物理特徵，但丟失了另外一部分特徵。因此，需要轉換視角，通過日常語言或者生活經驗來分析，在顯明圖像中獲得理解。例如，維特根斯坦或其他哲學家嘗試在常識的世界中理解人和周邊世界的關係。與顯明圖像和科學圖像對應的是兩種問題——理解問題和理論問題。前者源自日常感知和其相應的觀念，後者則指傳統的科學和哲學理論。機器有無意識取決於兩個方向的回答：一個是理解問題，一個是理論問題。一方面，如果我們製造的人工智能產品越來越有主動性，越來越能完成更多任務，它將極大地影響我們對何謂“意識”的理解，這是理論的發展對理解的影響。另一方面，如果這些智能產品進入我們的生活，就像寵物成爲家庭成員一樣，它們會引發我們的情感投入。繼而我們也會對人工智能提出一種全新的哲學論說。

但是，目前關於人工智能的理解仍然基於日常的理解和傳統的理論。我們每個人接觸到的人工智能產品所產生的經驗和認知邊界，讓未來以想象或理論的方式進入到我們的理解中來，也許會出現一種新的AI哲學，而這正是人工智能所激活的哲學。傳統哲學缺乏解釋人工智能的理論，何況傳統的理論也基於前人有限的經驗認知。地方性的經驗和歷史性的理論無法解釋和迴應當前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彼得·德魯克說：“動盪時代的最大風險不是動盪本身，而是意圖以昨日的邏輯來應對動盪。”

（作者系山西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