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手共建綠色“一帶一路”

綠色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鮮明底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建“一帶一路”就是要建設一條開放發展之路，同時也必須是一條綠色發展之路。多年來，我國與共建國家攜手推動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持續深化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等領域合作。然而，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依然面臨諸多風險挑戰，應對氣候變化的約束條件更加嚴格，生態環保國際合作水平有待提升。如何更好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本期特邀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深挖綠色合作潛力激發新動能

近年來，我國如何將綠色發展理念融入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與共建國家攜手推動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

陳剛（“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秘書長）：當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以及環境污染等全球性生態危機正威脅着人類的未來，綠色發展成爲各國共同關注和努力追求的目標。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普遍面臨生態脆弱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全球氣候變化導致高溫乾旱、強降雨、洪澇等極端天氣頻發，農業生產和水資源供應面臨挑戰，能源結構優化亟需政策與技術支撐。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爲共建國家應對環境與發展挑戰、實現綠色低碳轉型提供了有力支持，爲共同建設清潔美麗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

自2013年開創性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作出“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攜手打造‘綠色絲綢之路’”“把綠色作爲底色，推動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綠色投資、綠色金融，保護好我們賴以生存的共同家園”“進一步建設立體互聯互通網絡，以綠色絲綢之路引領，爲數字絲綢之路賦能”等一系列重要論述，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實現了從理念願景到務實行動，再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

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出“強化基礎設施綠色低碳化建設和運營管理”“在投資貿易中突出生態文明理念，加強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和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共建綠色絲綢之路”。此後，《“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合作規劃》《關於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意見》等多份重要指導性文件相繼發佈，明確了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總體思路、具體規劃目標與重點任務，繪製出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近年來，我國推動一批綠色發展項目落地，這些重大工程成爲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綠色標識，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讚譽。在印度尼西亞，我國參與建設的雅萬高鐵項目，預計減少約33萬噸碳排放。在肯尼亞，由我國援建的蒙內鐵路，在建設與運營過程中始終以嚴格標準踐行環保理念，最大程度降低項目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干擾。正如時任肯尼亞總統肯雅塔所說，“蒙內鐵路書寫的不只是歷史，更是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未來”。在加納，我國企業在建設特馬港新集裝箱碼頭時建立“海龜孕育中心”，爲當地特有的小海龜提供良好孕育環境，顯著提升海龜孵化率，踐行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理念。

共建綠色“一帶一路”爲全球南方國家搭乘中國發展快車、實現綠色低碳發展搭建了重要平臺。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以來，我國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並動員氣候變化相關資金超1770億元人民幣，不僅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推動能源清潔高效利用、提升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和推進生態環境保護，而且爲改善當地民生、增進人民福祉提供助力。以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爲代表的“新三樣”產品不僅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市場走俏，更驅動各國產業綠色轉型。我國風電、光伏產品覆蓋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豐富了全球供給，爲能源轉型和維護全球能源市場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面向“十五五”時期，需堅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戰略定力，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深挖綠色合作潛力，激發經濟增長新動能，爲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聚焦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與推動綠色低碳轉型，以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綠色金融等重點領域爲切入點，推動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開發利用，引導更多資金投向綠色項目，支持節能減排和環保技術發展，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分享中國綠色低碳發展經驗。實現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不僅需要政府部門的引導，還需彙集社會組織、民間團體、科研機構、企業等多元主體的力量，要發揮多元主體作用，強化民間外交，探索跨機構合作，形成推進合力。

綠色交通“走出去”助力減污降碳

我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綠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合作有哪些亮點？

龔巍巍（中國國際可持續交通創新和知識中心高級工程師）：交通是經濟的脈絡和文明的紐帶。以鐵路、公路、港口和機場等爲代表的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合作的重點和先行領域。交通運輸業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點領域之一。2024年，全球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約378億噸，交通運輸領域排放約佔24%。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多爲氣候變化敏感區域，生態脆弱區包括中亞荒漠化地區、東南亞洪澇多發區等，交通基礎設施具有佔地多、工程複雜等特性，綠色交通基礎設施通過推廣可再生能源和應用低碳交通技術，可顯著降低區域碳排放，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我國擁有新能源領域技術和產能優勢，通過綠色交通基礎設施“走出去”可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近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和貿易效率不斷提高，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同時，促進了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交通與自然和諧發展。

我國企業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建設鐵路、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礎設施項目時，堅持將低碳環保理念貫穿項目規劃建設和運營全過程。中老鐵路設置亞洲象專屬遷徙通道、小型獸類涵洞通道和鳥類“生態天橋”。通車3年多來，紅外監測顯示亞洲象跨境活動頻次較施工前明顯增長，實現了“鐵路繞着雨林走，動物順着通道行”的生態目標。同時，作爲電氣化鐵路，中老鐵路較傳統柴油機車減少碳排放超70%。埃塞俄比亞亞環路項目在建設期創新採用全域新能源設施、智能感應路燈系統、雨水資源循環利用設施，並精心設計野生動物生態廊道，構建起可複製的綠色發展新模式。柬埔寨暹粒吳哥國際機場是第一座由中資企業在海外以投資建設運營模式實施的國際機場，貫徹一體化設計理念，對機場及周邊區域的交通和景觀生態系統進行整體規劃，航站樓設計沿襲柬埔寨當地傳統建築坡屋頂形式，創新採用建築信息模型技術，有效降低了資源能源消耗，實現了大型交通基建與熱帶生態系統、文化遺產的和諧共處。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在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接管後，實施了綠色低碳改造，使停靠船舶可關閉柴油發電機接入電網，2025年又新增靠港船舶加註生物燃料服務，目前已成爲地中海地區最大的綠色港口之一。

從項目示範到規則引領，我國在綠色交通技術推廣應用方面成果顯著。雅萬高鐵作爲東南亞首條高鐵，採用我國自主研發的永磁牽引電機，大幅降低全生命週期碳排放，其量身定製的動車組採用主輔一體化併網供電系統，節能達30%以上。今年5月，中國國際可持續交通創新和知識中心、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大圖們倡議共同組織召開亞太國際鐵路運輸數字化高級別會議，通過周邊國家軌道交通標準聯通計劃，旨在通過協調標準規範，減少技術障礙，提高互聯互通水平。該計劃將作爲周邊國家軌道交通標準聯通的基礎，併爲周邊國家制定本國特定規則和標準提供支撐，共同建設安全、便捷、高效、綠色、經濟、包容、韌性的全球可持續交通體系。

當前，綠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仍面臨一些挑戰。一是標準差異導致協調成本高。共建國家政策法規、環保要求、技術規範存在一定差異，項目審批需適配多國規則。跨境設施如中歐班列綠色場站涉及投資分攤、運營權責等問題，多國協商易產生利益分歧。二是資金與技術可持續性不足。綠色交通項目如低碳港口、電動公交系統具有前期投入大、回報週期長的特點，部分國家財政能力有限，社會資本因回報週期長、風險評估難而參與度較低，部分發展中國家缺乏綠色技術應用能力，設備維護、系統運營依賴外部支持。三是存在本地化適配難題。在一些地形地貌複雜區域如東南亞雨林、西亞沙漠，項目可能引發生態爭議，部分國家基礎設施薄弱，綠色設施如充電樁可能因配套不足而難以發揮效用，文化習俗差異也可能影響項目的接受度。

未來，需構建多邊協調框架，與共建國家簽署合作協議，將綠色交通納入雙多邊協定。通過“政策溝通+項目落地”雙軌並行，確保綠色目標貫穿規劃、建設、運營全週期。推廣“多邊貸款+市場化融資”模式，研究設立區域綠色交通基金吸引跨國企業，同步開展“技術轉移+本地化培訓”，在建設中培養當地運維團隊，降低技術依賴。建立項目風險預警機制，優先選擇政局穩定、合作基礎好的區域推進，通過“小而美”示範項目如小型光伏充電站深化合作，同時邀請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參與評估，強化宣傳引導。

綠色清潔能源合作大有可爲

綠色能源領域合作的重要意義是什麼？目前已取得哪些務實合作成果？

陸如泉（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院長）：綠色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成爲共建國家推動綠色可持續發展、打造開放共贏能源利益共同體的關鍵領域。2024年10月，在第三屆“一帶一路”能源部長會議上，《“一帶一路”綠色能源合作行動計劃（2024—2029）》發佈，爲未來5年“一帶一路”能源夥伴關係成員國推進綠色能源合作提供了行動指南。

綠色能源合作對共建綠色“一帶一路”意義重大。氣候變暖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在當前全球極端氣候頻發和能源轉型加速的背景下，已有151個國家提出碳中和目標，覆蓋全球約92%的GDP、89%的人口和88%的碳排放量。加強綠色能源合作有助於匯聚全球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的合力。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開展綠色能源合作，推動能源合作伙伴關係成員國太陽能、風能、地熱等新能源開發利用，以及對新能源裝備製造等方面進行投資和技術轉移，有助於增加成員國本土就業、減少貧困，促進合作國家經濟增長和綠色低碳發展。當前，全球能源國際合作面臨的外部環境複雜多變，能源穩定安全供應風險增加。加強綠色能源合作，推動沿線國家優化能源結構，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並帶動我國電力、新能源等優勢產能、裝備“走出去”，有助於構建更安全、更具韌性的全球能源產業鏈供應鏈。

近年來，共建“一帶一路”綠色能源合作成效顯著，取得諸多務實成果。

能源國際合作頂層機制不斷完善。我國與9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政府間能源合作機制，與30多個能源類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建立合作關係。中國—東盟、中國—阿盟、中國—非盟、中國—中東歐、中國—中亞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可持續能源中心六大區域能源合作平臺落地見效。

能源領域務實合作持續推進。目前，我國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綠色能源項目合作。2024年，我國清潔能源投資規模達6250億美元，佔全球1/3，成爲全球清潔能源產供鏈的“穩定器”。通過不斷深化與亞太、中東、非洲、拉美等地區可再生能源項目合作，爲推動東道國能源轉型、綠色低碳發展提供堅實資源基礎。同時，積極發揮規模優勢、一體化優勢，帶動裝備製造、工程建設、技術服務等“走出去”。我國清潔能源產業規模逐步擴大，2024年爲全球貢獻了70%以上的風電裝備和鋰電池、80%以上的光伏組件。在中東、非洲、拉美等地區建設一批光伏、風能、輸電線等項目，開展裝備製造、技術標準等中國方案推廣，有效解決了當地能源貧困問題，帶動其經濟發展。

綠色金融對能源國際合作的保障不斷增強。我國積極與國際金融機構開展合作，支持國內金融機構創新拓展海外業務，促進新能源產業發展。例如，沙特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分別與3家中國企業成立合資公司，推動沙特可再生能源設備及零部件在沙特本地化製造；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支持中國能建集團投資烏茲別克斯坦兩個光伏項目，撬動融資約33億元人民幣；中國進出口銀行簽署由亞洲開發銀行組建的泰國海灣光伏及光伏配套儲能電站銀團貸款協議，支持泰國清潔能源發展。

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爲全球能源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一帶一路”能源合作伙伴關係、“一帶一路”綠色能源合作行動計劃等一系列合作機制和平臺相繼建立，爲各國綠色能源合作提供行動指南和制度保障。各國在這些機制下有序開展合作，共同推動綠色能源發展。《中國能源轉型展望2024》執行摘要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上發佈，爲全球能源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當前，世界正處於動盪變革期，“一帶一路”綠色能源合作也面臨一些困難，如東道國政策法規差異大、協調溝通成本高；技術標準不統一；系統、設備兼容性差；清潔能源投資不足、融資難度大；等等。

展望未來，爲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實現碳中和目標和推動綠色可持續發展，“一帶一路”綠色能源合作大有可爲。一是通過深化政策溝通和規劃對接，紮實推進水電、風能、光伏、綠氫等清潔低碳能源領域務實合作。二是加大科技創新力度，推動數字化、智能化技術在能源領域應用，提升能源利用效能。三是增強綠色能源合作的金融保障，以綠色金融撬動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綠色轉型。四是加強人才培養和國際交流，爲綠色能源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構建可持續綠色投融資體系

我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開展綠色投融資領域合作、支持綠色產業發展方面進展如何？

陳翰（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國際合作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級研究員）：資金融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近年來，我國充分發揮政策性、開發性、商業性與合作性金融的協同優勢，構建長期、穩定、可持續的綠色投融資體系，爲“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金融活力。僅2023年，我國企業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綠色投資就達222.8億美元，佔全部投資總額的44%，其中清潔交通和清潔能源是重點領域，分別佔綠色投資總額的40.39%和15.44%。這些綠色項目不僅有效改善了當地基礎設施條件，還提升了共建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發揮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在推動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我國金融機構積極參與推動共建綠色“一帶一路”，包括政策性銀行和保險公司、大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商業性保險公司以及絲路基金、中非發展基金等國際經濟合作基金。多邊開發銀行、多邊氣候基金以及國際商業金融機構也發揮了支持作用，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提供綠色融資與技術支持。政策性金融機構是支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中堅力量。2023年，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分別推動3500億元人民幣“一帶一路”融資窗口落地。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發揮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職能，強化對綠色低碳產品的承保支持，通過多險種融合、全鏈條服務，爲綠色產業“出海”築牢風險屏障，2024年支持綠色貿易和項目規模達605.6億美元。

各類金融機構積極推動綠色融資工具創新，拓展出貸款、股權、債權等渠道，加強金融對“一帶一路”綠色項目的支持。首先，參與國際銀團貸款業務，通過與多邊開發銀行合作實現優勢互補、風險共擔。哈薩克斯坦札納塔斯風電項目，由中國工商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綠色氣候基金聯合提供銀團貸款，成爲我國企業由傳統的工程承包轉向參與運營管理和聯合融資的新型境外投資模式。其次，陸續發行“一帶一路”氣候債券、“一帶一路”銀行間常態化合作機制綠色債券等綠色“一帶一路”主題債券。外國政府和金融機構也積極參與我國綠色債券市場。中國銀行2023年協助埃及政府在我國境內市場發行35億元人民幣可持續發展熊貓債，填補了非洲地區熊貓債的空白。再次，綠色發展援助方面，中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多邊金融機構提供的援助資金通過贈款或投援結合方式撬動更多綠色投資。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計劃到2030年每年貸款170億美元，超50%用於氣候融資，可帶動500億美元社會資本。

強化對投資項目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健全環境氣候風險評估和管理是實現項目可持續發展和獲得綠色融資的基礎。我國發布《對外投資合作綠色發展工作指引》《對外投資合作建設項目生態環境保護指南》等政策文件，推動綠色理念貫穿對外投資全流程。2018年中英綠色金融工作組聯合發佈《“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將低碳和可持續發展議題納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一帶一路”投資的綠色化，截至目前，已有53家機構簽署參與，成爲共建“一帶一路”綠色治理的重要機制。

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推進綠色投融資方面仍面臨一些共同挑戰，亟需通過制度創新與機制完善予以應對。

一是構建統一的綠色金融標準。當前，全球尚缺乏統一、適用於發展中國家國情的綠色金融標準，對綠色項目的跨境識別與綠色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形成制約。爲推動全球綠色金融標準的可比性、兼容性與一致性，中國人民銀行與歐盟委員會金融服務和資本市場聯盟總司、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聯合編制了《多邊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儘管該目錄目前在全球的應用範圍仍有限，但隨着更多國家的參與和制度磨合，有望成爲國際綠色金融領域的重要基礎性規則，提升綠色投融資的透明度與協同性。

二是探索創新投融資模式。許多具有發展潛力的中小型可再生能源項目需要靈活高效的創新型融資模式予以支持。應鼓勵企業從傳統的工程總承包商向項目開發商與股權投資人角色轉型，積極探索“中方主導、多邊開發銀行和國際開發商共同參與”的混合融資以及政府社會資本合作的融資模式。同時，可探索推廣創新型債務置換工具，在幫助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緩解債務壓力的同時，拓展綠色發展項目的融資空間並提升我國金融機構的信貸投放能力。

三是完善環境社會風險管理。隨着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向投資建設運營一體化模式轉型，企業和金融機構應強化全生命週期的環境社會風險管理，建立與當地利益相關方的常態化溝通機制，並針對重點國家、行業、項目設立環境社會風險跟蹤和預警機制，確保項目可持續運營。（本文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