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以政治角度出發　羈押修法應迴歸專業

▲近日，臺灣民衆黨就《刑事訴訟法》提出修法草案，主張應刪除「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的羈押事由。（圖／民衆黨提供）

●黃旭田、呂政諺／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政策部主任

近日，臺灣民衆黨就《刑事訴訟法》提出修法草案，主張應刪除「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的羈押事由，引發法界譁然。檢察官團體直指其修法將「禍害臺灣」，法務部也在21日召開記者會表示反對。

本次提案，民衆黨提出的修正理由是「檢察官常刻意保留不傳訊特定共犯或證人，再以有重要共犯或證人未到案爲由聲請法院將被告羈押，藉此押人取供」；並聲稱「法院更屢以例稿及空泛模糊理由裁定羈押被告。」這樣的理由，未必能經得起考驗。

對比外國法制　這樣修法是各國趨向嗎？

從外國法的角度來看，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12條第2項第3款亦將「以不正當方式影響共同被告、證人或鑑定人」作爲羈押事由；日本《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項及《美國聯邦法典》第18編第3142條，分別將「罪證隱滅」及「妨害司法」（obstruct justice）定爲羈押事由，實務上亦包含串證的情形。也就是說，我國的現行規定，比較法上也有其依據。

犯罪行爲人爲脫免犯罪，可能對「證物」進行湮滅、僞造、變造；就「證人」而言，則是以勾串、威脅等方式遂行其目的。從「保全證據」的角度來看，以避免「勾串」爲羈押事由，有一定的正當性。難怪民衆黨的提案一出，立即面臨來自法務部、檢察官的反對意見。

詐騙案件飆升　此刻修法動機爲何?

參考司法院的統計年報，回顧過去20年來的「准許羈押率」及「准許羈押人數」，可以發現2007年至2014年間，法院裁押的人數一路從11,766人降低到約6,000人，並在2014年至2022年間維持差不多的人數。

至於准許羈押率，也是成波段性的逐步降低，並在2022年來到歷史新低（71.16%）。然而，可能是因爲詐騙集團的猖獗，2023年到2024年的2個數值都直線飆升回覆到15年前的水平，准許羈押人數攀升到9,083人，准許羈押率大幅攀升到77.31%；其中，確實是以詐欺相關案件爲大宗。

在這樣的背景下，民衆黨做這樣的修法提案，不免令人質疑背後的修法動機爲何？

▼民衆黨做這樣的修法提案，不免令人質疑背後的修法動機爲何。（圖／翻攝自Facebook／民衆黨）

羈押制度並非完美無缺　也不是不能修改

的確，我國羈押制度及實務運作並不是沒有檢討的空間。1995年，大法官第392號解釋認爲檢察官僅能有羈押的「聲請權」，「決定權」則應保留給法院。後續的修法雖有依此方向修正，但並未就「偵查中」及「審判中」的不同情形，進一步區分相應的羈押規定。

以「勾串」而言，在偵查的個案中，或有必要防免被告不當影響共犯、證人的證詞。但於檢察官齊備事證，將案件起訴到法院後，於檢察官已訊問共犯及證人且作成筆錄，並有錄音錄影而得作爲證據的情況下，是否仍能允許將「勾串」當作審判中的羈押事由，確實可以檢討。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抗字第1068號刑事裁定便指出，在被告已對自己所爲的客觀事實坦承不諱的情況下，原審法院仍以「其他共犯在逃、有勾串之虞」爲由繼續羈押被告，「有將偵查中檢察官原則上已取得證據能力之供詞，於審判中自失中立第三者之立場，爲當事人之一方檢察官『鞏固』其證人之證言」的問題，從而撤銷原審的羈押決定。

修法辯論　應迴歸專業

從上述角度來看，至少就以「勾串」爲由的「審判中羈押」，實務上非無檢討、議論的空間。隨着近2年准許羈押率、羈押人數的飆升，儘管「打詐」是全民共識，但我們仍應謹慎求證羈押的「最後手段性原則」是否被落實。舉例而言，近年來通訊軟體的發達及偵查機關對其取證的侷限，往往成爲法院羈押被告的理由，其實值得深究。

可惜的是，本次民衆黨的提案僅憑薄弱的理由，便要求全面刪除以「勾串」爲事由的羈押，也未見在修法時同步建立相關「保全證據」的配套措施，其立法品質明顯草率而有欠周延，司法改革議題的理性討論空間更被壓縮，令人遺憾。

▼以「勾串」爲由的「審判中羈押」，實務上非無檢討、議論的空間。但民衆黨的提案僅憑薄弱的理由，便要求全面刪除，令人遺憾。（圖／123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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