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美說相聲,臺上臺下是吾鄉 | 深度報道

記者/ 李一鳴

編輯/ 劉汨

北美相聲浮雲社演出場地

在浮雲相聲社第一次登臺前,王冠鵬感冒剛好,還咳嗽個沒停。爲了能把話說順溜,他帶了瓶止咳藥,備場時一口氣全灌了下去,嗓子全木了。周圍的演員都看傻了眼,那藥濃濃的橡膠輪胎味兒,誰也沒見過這麼灌的。

藥水登時見效,天靈蓋冒着熱氣,王冠鵬捋捋舌頭,邁上臺,迎接自己在美國的頭一場演出。臺下有兩三百人,他右眼視力不好,摘了眼鏡,一張臉都看不見。好在觀衆足夠捧場,一段《誇住宅》,掌聲笑聲陣陣四起,王冠鵬也越說越興奮。下臺來,他立馬找到來給自己捧場的美國朋友,問她聽懂沒。

對方搖頭。

“那你怎麼還樂呢?”

‘Peer pressure(朋輩壓力)’,她回答。

臺上臺下是吾鄉

相聲頭一次到美國,是1984年。相聲大師侯寶林帶隊巡演,還登上了公認的全球最高級別演出舞臺之一,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體育館。

而相聲在美國東部頭一次以社團形式開始生長起來,是在2011年。幾名麻省理工學院的中國博士生髮起成立了波士頓浮雲相聲社,取自“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心”。社團目前有成員二十餘人,逢端午、中秋、元旦在麻省理工學院裡的一間小劇場舉辦演出,也在那裡定期排練。成立至今,浮雲社已經獨立舉辦演出40餘場。

那段《誇住宅》是王冠鵬在浮雲社的首場演出,搭檔緬因大學博士後馮賀。因爲是在社團裡少數有師承的演員,馮賀還扮演着“藝術總監”的角色。兩個人2020年初相識於網絡,馮賀“眼前一亮”,在海外這些年,他少見像王冠鵬這樣去過小園子、瞭解專業術語和相聲歷史的同道中人。2022年,得知王冠鵬要到北美繼續學業,馮賀力邀他加入了浮雲社。

王冠鵬的天津口音很正,但他其實12歲以後才遷居到海河邊。在老家學校的班級裡,因爲眼疾,他從小受排擠。但轉學到天津的學校,同學們沒把他當異類,反而是帶着他聽相聲、看足球,其中就包括如今已不存在的和平區大金臺相聲茶館。在天津的老觀衆們心中,這是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地方。臺上是各路名家,臺下支煤爐,有時還跑過去幾隻耗子。當初一張票只要五塊錢,一碗拉麪的價格。

觀衆們捧場,演員們待人也親近。王冠鵬去的次數多了,跟老先生們都混了臉熟。有一回,名家劉文步見他來,還問:“作業寫完了嗎就來聽相聲?”生於那個年代的老人們,很少有正經念過書的。那陣天津相聲廣播還會組織相聲進校園系列演出,巡演進王冠鵬的中學時,他拿了個筆記本找劉文步和搭檔鄭福山簽名。兩位老人在後臺叼着煙,分別寫了“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海外這些年,王冠鵬過得並不順。從美國華盛頓大學畢業後他去了倫敦,做過一段時間體育記者。後來因爲各種原因,留在國內兩年多,工作簽證也過期了。本科同學們要麼職業道路上順風順水,要麼申上了頂級高校,就自己還在原地打轉,這是王冠鵬的peer pressure。不過倒也是那兩年,他有時間跟相聲更親近了,參與到相聲珍貴史料的收集工作中,結識了不少名家,自己也拜了師父。

2022年,王冠鵬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繼續碩士學業。他每次去浮雲社演出,飛波士頓最便宜的機票是早上五六點鐘的,那個時間還沒有公共交通,他得頭天晚上坐五個小時公交到機場,在長椅子上就和一宿。每次來回路上折騰兩天多,可對王冠鵬來說,那是能最快“回到家”的路。

臺上臺下,漂泊中的浮雲落日,馮賀很理解那份相聲帶來的歸屬感。他本科畢業後出國求學,假期時,本地學生紛紛回家,他留在人跡寥寥的大學城裡準備博士資格考試。馮賀每天寫日記,有一天下大雪,他日記的內容是“今天出門碰見兩個人一條狗”,那是他所見僅有的“活物”。

另外的活物在聲音裡。每天出門逛一兩個小時,他耳機裡一直放的都是相聲。有首關於相聲的原創歌曲叫《我曾經聽見一個春天》,歌詞用幾十段經典相聲作品的名稱串聯起來,裡頭有句歌詞:“他們不像是超級明星,一個個就在鄰里之間”。馮賀說,相聲語言裡那種親切的交流感,提醒着他“我不是一個人在這世界上”。

“你聽到的都是那些熟悉的事情,用的都是自己的語言”,馮賀說。“它非常能幫助一個孤寂的人,尤其是漂泊海外的人,找到家鄉的感覺。它讓我知道雖然遠離故土,但是我沒有走遠。”

吐槽治安,吐槽加稅

海外遊子早就和相聲有了羈絆。除了浮雲相聲社,王冠鵬跟馮賀另外常去的是多倫多相聲喜樂匯,那裡有一位核心演員叫馬威。他在1999年出國,以化學家身份技術移民加拿大,落地後做過保潔,賣過汽車,當過報稅員,開車拉過貨。

2005年底,快畢業時,馬威在多倫多的一場新年晚會上第一次上臺,表演了一段《八扇屏》。在這段傳統節目裡,他結合了不少那年國內的網絡熱詞,比如範偉在春晚小品裡的語言,比如《天下無賊》裡那句經典的“21世紀什麼最貴?人才!”也是在這場演出上,馬威認識了幾名住在多倫多的相聲愛好者。2006年,他們成立了羣樂茶社,這也是多倫多相聲喜樂匯的前身。

馬威之前在相聲圈子沒有浸淫,基本功難說紮實,可創編是他的愛好。行話裡,相聲作品被稱作“活”,這不僅是一個量詞,也是對這門藝術最精準的概括。在臺上,演員需要根據現場觀衆的反應隨時調整段子內容,在海外,這些演員們也會創作不少貼近當地生活的包袱段落。馬威編過一個包袱:“從滑鐵盧到多倫多,車程是一小時十五分鐘。但在每年的某一天,自己能十五分鐘完成這段路程。”這是海外華人才更容易理解的段子,在北美,每年夏令時轉冬令時的那天,鐘錶要調快一個鐘點。

相聲從未脫離過時代,甚至在有些時候,它還引領着時代風潮。生於十九世紀末的相聲宗師張傑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創演過諸如講解現代醫學的《生理風化》、介紹環球風貌的《世界洲洋》、描述西方科技的《飛機發明史》等讓國人開眼看世界的相聲作品。犧牲於朝鮮戰場上的常寶堃,曾因爲說相聲諷刺日僞政府而多次被捕。當年侯寶林到美國,在曼哈頓的遊船上,他花10美元巨資找了個服務員擦皮鞋。事後他跟徒弟師勝傑解釋說,自己當年在北平沒少受美國大兵的氣,這次得體驗下被老美伺候的感覺。

在多倫多當地的華人圈裡,兩大社會話題最受關注,一個是交稅,一個是治安。2024年4月1日,加拿大全國增收碳稅,但也是在同一天,加拿大總理宣佈給自己漲薪。在蒙特利爾的華人區,經常發生汽車被盜事件。馬威說,一次一位華人看到自己的汽車正在被盜,打電話到警察局,對方的迴應居然是讓小偷先偷,然後再找保險公司理賠。馬威把這些在加華人生活中的不快,都編進了段子裡。

爲了蒐集素材,馬威愛跟各界華人打交道,他自己也是個熱心腸。王冠鵬和馮賀這些外地演員到多倫多演出時,馬威常常驅車前往接機,還聯繫朋友幫忙解決住宿。多倫多相聲喜樂匯是在當地政府註冊的非盈利組織,向市政廳申請撥款的工作,也一直是馬威在運作。

在北美,相聲沒法被當成個掙錢的營生。浮雲社和喜樂匯,票價基本都是一二十美元,一張票錢買不了半袋大米。浮雲社演出用的音響、桌子,都是社員自己湊錢買的,平時存放在一間倉庫頂層。每次辦演出,得一早去搬梯子扛下來,塞到車裡。到了劇場也是一通忙碌,有人負責發放場刊,有人在後臺給演員們定吃的。還有三箱子演出服,都得提前拿出來掛燙熨好。大褂不能有褶,這是規矩。

相對於劇場,海外的相聲園子更像個真正的“茶館”。臺上臺下不少都是親朋好友,知己故交。聚在一塊,不只爲了看演出,也是爲了聽幾句家鄉話,聊一聊海外生活的境遇近況。演員觀衆也沒有什麼分明界限。王冠鵬說,有次在多倫多演出,一位做律師的老移民,專程從外地趕來,給好幾個朋友買了票,還給一後臺的演員帶了幾大袋天津包子和煎餅果子。他說,自己在天津就愛相聲,演員們在海外辦演出不容易,能做的不多,但一定盡力支持。

“純粹”“真誠”,王冠鵬這麼總結海外相聲圈的氛圍,這是他理想中,相聲應該有的樣子。

珍惜每一次母語的表達

上大學時,馬威喜歡班上一名同學,但性格使然他不敢表露。後來終於下定決心約對方見面,想說出那句埋藏在心裡多年的話。

那個年代的天津人喝海河水長大,因爲水質極差,不少人的牙齒都參差不齊,也包括馬威的暗戀對象。當天倆人在公園門口碰頭。馬威鄭重地跟這位自己後來的妻子說,“我爸爸是牙醫,我一直有個願望,就是能帶你去我爸那看看牙”。

馬威說自己其實很內向,不善言辭,但後來到了海外,他愈發珍惜在每一次用母語表達的機會。就像《北京人在紐約》裡演繹的那樣,他一度很難適應文化差異和身份落差。做清潔工時,他有一次被安排打掃一家骯髒無比的地下室。在吸塵器的轟鳴聲中,他高歌一曲《故鄉的雲》。一曲唱罷,他揹着機器含着眼淚走上樓梯,拉丁裔老闆樂呵呵地跟他說:“我很喜歡你邊幹邊唱的樣子,看起來你真的很享受這份工作!”他在多倫多的第三份工作是稅務員。有一次,一箇中國人前來諮詢報稅,倆人一聊,還是老鄉。對方一句天津話冒出來:“這外國,好多地方還不遇(不如)咱天津吶!”那一瞬,他幾乎要留下淚來。

但語言上的隔閡也並非牢不可破。海外的不少相聲劇場都背靠華人社區,浮雲相聲社身處高校,人羣的文化背景更加多元,每場演出都有外國人來看。之前來過幾個阿根廷觀衆,中文流利,每個包袱都能聽懂。一問才知道,他們在華人餐館打工,24小時浸泡在漢語環境裡。

社團裡還有位叫羅蘭的白人演員,是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數學博士。最初還是觀衆,聽了一年後加入演員團隊,今年中秋演出,表演了一段傳統相聲《十全十美》。雖然漢語熟練度還趕不上著名外籍相聲演員大山,可通過簡單的日常對話聊出個包袱,完全可以做到。

對中國曲藝感興趣的當地人並不少。馮賀的學校有個中文角,他有時候去那社交時,會拿上一副快板。打上點,唱上一段繞口令,“老外們都瘋了”,追着馮賀問他唱的都是什麼意思,還跟着他開始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八百標兵奔北坡”。還有一次演出,劇場剛結束一場交響樂,一羣外國觀衆散了場,圍在門口過道里,就爲了再聽聽浮雲社的開場快板。

“我曾聽見了個春天”

王冠鵬把相聲和相聲社團比做一個溫室,一個“別處”。這些說相聲的人們,有的在爲移民發愁,有的在苦修學業,社團裡的勞動都是無償,相聲也不是任何人生活的全部。

但它會是生活中除了柴米油鹽,瑣碎銀兩以外最重要、最真摯的事。這也切中了相聲,或者說喜劇的本質。它的笑料來源於生活,甚至很多時候是生活中那苦難的部分。而聽者,也能在其中暫時忘卻生活中那些瑣碎的煩惱。馬威說,在加拿大演出的竅門就是吐槽市政,那些貼合生活的包袱一出,保準能響。“雖然我們知道也改變不了什麼,但樂出來總是好事。”

“他在關鍵時刻甚至能救你一命”,王冠鵬說。在生命中,一段段相聲陪伴他度過了許許多多孤獨的時刻,比如備考的深夜,機場的長椅。在任何時候,打開錄音,就能一瞬間回到那個“點着篝火的角落”,一個像“家”的地方。剛到倫敦時,爲了省錢,王冠鵬每天要走一個小時的路去上班,陪着他的都是相聲。在學生公寓裡,馮賀那臺播着相聲的小音響,也總是開着,按下播放鍵,彷彿自己就能穿越到一個故土母語環繞的世界。像某種交通工具,也像酒一樣,“喝下去,想去哪兒去哪兒”。

王冠鵬最喜歡的電影是伍迪艾倫拍的《午夜巴黎》。那部電影裡的主人公是個常常沉淪於夢境中的人,總是幻想着能回到某個文藝史上的“黃金時代”。王冠鵬、馮賀、馬威,這些在海外說相聲的,也很難說不是這樣的人。他們渴望回到某個時代,比如百年前的北京天橋天津南市,八十年代諷刺相聲的興盛,十幾年前小劇場的重現……

在國內收集相聲史料時,王冠鵬碰到過兩次,逝世的相聲名家,其生前的手稿、書籍史料堆在那兒,當做廢品一樣處理。還有九十多歲的老人坐在輪椅上,一字一句把那些百年前的相聲作品背了出來。老人對王冠鵬說:“你要是再不問我,我就要把這些東西帶到墳墓裡去了。”他看着心疼。穿上大褂,他總會想起那些老人。

他們也珍愛着他們的劇場,像耕種自己的田。準備上臺的時間裡,因爲很多演員要麼沒住在一個城市,要麼工作學業繁忙,有時候排練還要靠線上會議進行。可浮雲的舞臺上,每場演出都有新作品。觀衆更是捧場。“無論你演成什麼樣,都有人鼓掌”,王冠鵬說。

海外各地的相聲班社,大多是在中秋春節這類傳統年節時舉辦演出,他們沒法像國內專業團體那樣保證演出頻次。演員散落在不同城市,排練更多靠線上會議進行,但他們總是儘可能編出些新段子演出。今年中秋匯演,一位快板演員,從蒙特利爾開車八個小時趕到波士頓,只爲打一段十幾分鐘的開場板。

“你總需要些存在於生活而又略高於生活的東西”,王冠鵬說。對他們來說,這是相聲能帶給他們的。關於做夢,關於尋根,關於認同。

在馬威所在的多倫多相聲喜樂匯成立時,關於劇場背景音樂的選擇,幾個人曾經起過場爭論。馬威希望用那首《我曾經聽見了個春天》。這些名家名段,代表了幾代人心中那個屬於相聲的春天的時代。

馮賀覺得這首歌“太悲”,他聽了總想哭。歌曲中提到的演員們正在一批批老去、離開。他們心目中相聲的樣子,似乎會永遠成爲一場無法追回的夢。曾經給王冠鵬繪聲繪色重現百年前相聲場面的,他的師爺楊寶璋,在去年冬天離世。但幸運的是,那些記憶,他沒有全帶到墳墓裡去。

所以最後,他們還是用了那首每天都會在天津相聲廣播播放的《說學逗唱》:

“說一說世間百態芸芸衆生

學一學天地萬物冷暖人情

逗一逗嬉笑怒罵趙錢孫李

唱一唱人間正道淳樸民風

在一個個午夜,王冠鵬正在北美一次次穿越那些屬於相聲的時代。他還記得自己2022年9月臨出國,正準備着在浮雲社的第一場演出,師爺楊寶璋神采奕奕地跟他說:“我年輕十歲的話,也想去外面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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