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億分之一丨劉傑：爲生者權，爲死者言

（原標題：我是一億分之一丨劉傑：爲生者權，爲死者言）

海報新聞記者 李金珊 孫博洋 報道

門窗緊閉的民房內，空氣悶熱粘稠，彷彿巨型蒸籠。汗水早已浸透防護服內層，沿着眉骨不斷滑落，刺得人雙眼生疼，但此刻沒人能騰出手擦拭——劉傑和同事們正保持着全副武裝的“作戰狀態”：密不透風的防護服、口罩、護目鏡、雙層手套。這是他們在某案發現場連續多日勘查的場景，在黑暗中一寸寸摸索，用指尖在廢墟中搜尋真相的塵埃。最終，廚房磚縫深處，一粒米粒大小的人骨碎塊在強光下顯現，爲失蹤一年的被害者敲響了沉冤昭雪的鐘聲。

“法醫是爲逝者言語。因爲他們在我面前已是沉默的軀體。”說出這句話的劉傑，聲音平靜而堅定。21年的法醫生涯，早已讓他習慣了各種常人難以想象的挑戰。

“夏天是最難熬的。”劉傑坦言，“屍體腐敗快、氣味大，我們必須穿着全套防護裝備，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一絲皮膚都不能暴露。”他描述稱，防護服內溫度瞬間飆升，汗水像開了閘的洪水，很快衣服就會溼透，緊貼在身上。一場複雜的現場勘查或解剖下來，持續數小時是常事。手套內壁凝着水膜，脫手套時，積攢數小時的汗液“譁”地涌出，在地面匯成小水窪，皮膚都被泡得起了泛白的褶子，脫下防護服，整個人像剛從水裡撈出來一樣。這些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生理煎熬，僅是劉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這份堅守，源於在醫學院光榮入黨時埋下的信仰種子，也源於兒時除暴安良的熾熱警察夢。這個夢想如此強烈，讓他毅然放棄了省級醫院的邀約，轉身報考中國刑警學院的法醫專業。

然而，初入行時卻遭遇了始料未及的職業困境。“那會兒法醫認可度不高。”劉傑回憶道，“周圍朋友覺得有些避諱，甚至不願意和我們握手。”這份社會偏見曾讓他失落，但他很快找到了支撐：“我明白，這同樣是爲了‘治病救人'，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法醫，就是讓不能說話的人開口，揭示真相。”

何以堅守法醫崗位21年？劉傑的回答清晰而厚重：“這是身爲黨員的責任，也是身爲人民警察的使命，爲生者權，爲死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