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慈｜如何定義新的經濟全球化
我國曾經融入甚至擁抱的經濟全球化，是基於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由美國所主導的。目前，這種全球化正在崩潰。爲了營造國際經貿合作的穩定環境，我國要推動新的經濟全球化。而且很多創新型企業已經採取了全球化戰略，跨境經營。那麼，如何理解新的經濟全球化？
我對經濟全球化的關注
1985年我到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地理系訪學，教授建議我研究中國經濟特區地理，其背景是發展中國家建立了出口加工區，承接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我閱讀了關於世界自由貿易區的論文和EIU（經濟學人智庫）出口加工區特刊等，這些文獻都以1970年代開始的新國際勞動分工（NIDL）理論爲基礎。
全球化是在20世紀最後幾年才成爲世界流行語的。那時我頻繁出國參加國際地理聯合會的會議，論題之一是“全球化下國家能力是否會空心化”，體會了全球化理論的紛爭。
我國爲跨國公司離岸外包活動提供了產業載體和發展環境——以吸引外資爲主的各類開發園區和出口導向的大量專業城鎮。無數外貿加工企業在這些地方集聚，將生產成本降至最低。2004年12月《紐約時報》對中國的專業化城鎮進行了報道，稱之爲“最適合下訂單的地方”。國內學者用產業集羣理論對此現象進行了調研。
我在北大研究生課上引導學生討論經濟全球化正負效應；在《創新集羣三十年探索之旅》的第六章和第八章中寫了感悟經濟全球化背景和察覺產業轉移。
我認識經濟全球化的兩本著作
世界暢銷書托馬斯·弗裡德曼《世界是平的》給人的印象，是經濟全球化已將國際競爭場地移爲平地。譯者何帆先生在“譯後記”中清醒地寫道，弗裡德曼寫書是出於對技術的癡迷，但他有些結論過於樂觀，有些結論顯得天真。技術可以呈指數性增長，但決定歷史變遷的是海面下的潛流。當經濟全球化速度過快和相應的調節制度沒有到位，贏家和輸家越來越對立的時候，經濟全球化會減退，甚至倒退。
地理學鉅著GLOBAL SHIFT論述了“多尺度管制”下經濟全球化過程的複雜性。所有的生產網絡都受到空間上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綜合影響。跨國公司試圖利用不同國家管制制度的差異，而國家試圖減少這類“管制隨意性”。結果是公司和國家各種權力博弈的複雜情形，由公司-公司、國家-國家、國家-公司構成三角結構。最近我看到網上有作者彼特·迪肯介紹該書第七版的視頻。
全球價值鏈和自主創新
美國杜克大學格雷菲（G Gereffi）1994年以東亞服裝產業爲例研究了全球分工，並吸收諸多學者關於電子和汽車等研究成果，提出了全球商品鏈理論（全球價值鏈理論的前身），表明經濟全球化是跨國公司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價值鏈環節在全球空間內分離或整合的過程。爲搞清各個環節之間如何作用，2003年提出全球價值鏈環節之間治理模式。
全球價值鏈上空間分離的各個環節分別在特定地理區位集聚，形成專業化集羣。分佈於全球各地的地方集羣通過全球價值鏈而聯繫在一起。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2002-2003產業發展報告》提出，處於價值鏈低端的地方集羣沿着全球價值鏈升級，然而沒有自動扶梯，因此需要創新。
改革開放“第一炮”的蛇口、“中華第一高樓”的深圳國貿大廈，以及1992年“開發區熱”的情景歷歷在目。然而，在以GDP增長評定政績的年代，不少地方曾經把外資企業看作救世主。例如1999年中關村大拆大建而打造“核心區”時盛傳一種論調，世界500強前20名的產值比中關村幾千家科技型企業加起來的都多，要下工夫把它們引進來。關於自主創新的思路是不清晰的，中國走過“市場換技術”的彎路。
2002年前後，中國自主創新型企業開始活躍於國內市場。2004年北大陸風教授團隊基於企業調研，呈交《發展我國自主知識產權汽車工業的政策選擇》，反思了“市場換技術”路線。科技部2005年印發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明確了自主創新戰略。中國創新型企業家成長、創新型企業逆襲和創新集羣發展的故事接踵而至；國家競爭力快速上升，舉世矚目。
2006年我在日內瓦獲得格蕾菲的報告《The New Offshoring of Jobs and Global Development》，回國後撰寫了“我國外向型製造業集羣發展和研究的新視角”，認爲那些外向型製造業集羣可能是“專業化陷阱”，對跨國公司有利，但對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作用有限。我國的外貿加工集羣既要利用全球聯繫進行學習升級，又要應對跨國公司對集羣的利用與控制。
全球價值鏈的重構
2024年世界經濟論壇白皮書《全球重構：重新定義未來全球價值鏈》提到，單一全球價值鏈已經轉向全球互聯的多個互聯而又本地化的價值鏈；本地生產、本地供應很重要。領先企業已經選擇性地將創新戰略的研發工作、知識產權和複雜的價值鏈環節遷回本土。企業必須在多元化和本地化、靈活性和控制之間取得平衡。那些能夠快速適應和管理複雜性並擁抱技術的企業，才能在這個新經濟全球化時代保持領先地位。
在這個背景下，“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又重新引起重視，這是1990年代出現的多學科概念，因爲全球化不是凌駕於地方性之上的過程。從營銷學來看，全球本地化關注當地習俗和文化，以使產品更好地滿足當地用戶需求。
當下，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在國內“供強需弱”和結構性產能過剩壓力之下，迫於“內卷”而選擇出海，開闢國際市場，它們選擇區位的因素大多是規避關稅、分散風險和靠近海外客戶。在這種背景下，上海大學祝波教授發表突圍關稅迷霧，全球價值鏈重構與企業戰略韌性提升，基於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與企業全球佈局實踐，界定新的約束條件，爲我國企業的跨國經營提供了有價值的建議。他說，雖然有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的動態佈局，更重要的是以中國爲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主動出海，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產業佈局，在新的約束條件下開拓企業生存發展的空間。
我國需要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
2024年9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政研室發表的“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以及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所傳出的信號是，我國需要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負面影響，維護多邊主義、加強區域合作。對於跨國經營的企業來說，要通過數字化供應鏈平臺，預測需求波動，優化庫存管理，統籌經濟全球化佈局，識別並規避各類風險。龍永圖最近在博鰲論壇年會上說，現在發展中國家企業成爲新一代的跨國公司、新的經濟全球化重要角色。
近幾年來，國內多位學者都發表了關於經濟全球化的新觀點。例如，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多位學者關於新型經濟全球化的觀點；經濟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王輝耀提出“以人爲本”的經濟全球化。復旦大學宋國有教授認爲，新型全球化的動力正從美國轉向全球南方國家，其模式從“美元-製成品”轉向“製成品-資源”，治理機制轉向新型多邊機制；新型全球化的推動者需解決包容度、公共產品供給和大國協調等關鍵問題。黃仁偉最近說明了“全球南方”是逐步取代“發展中國家”的概念。
綜上，經濟全球化的動力變了，概念變了，全球價值鏈也需要重構了。不過，我不同意某些智庫把中國企業出海看作“全球化2.0”，不建議把新的經濟全球化說成是中國主導的。
到底應該如何定義新的經濟全球化？仍然需要繼續觀察和探索。
參考文獻
Gereffi G. 2005. New offshoring of job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ILO Social Policy Lectures. Jamaica.
[美] 托馬斯·弗裡德曼 著 何帆 等 譯2009. 世界是平的: 21世紀簡史. 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英] 彼得·迪肯 著 劉爲東 等 譯2007. 全球性轉變: 重塑21世紀的全球經濟地圖. 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緝慈 著. 2016, 創新集羣三十年探索之旅.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來源：王緝慈/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