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紅帽子”迷局，考驗的不只是宗馥莉
“娃哈哈”再次成爲熱點。
商標險被轉移、工廠停產、高管“大換血”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宮鬥戲碼”時，人們不禁要問：這個陪伴了幾代人成長的國民飲料巨頭，到底怎麼了？
《經濟參考報》的一篇深度報道，又激起千層浪。
報道直指，自創始人宗慶後先生離世，其女宗馥莉接棒以來，娃哈哈集團正被迅速推向一條“去娃哈哈化”的軌道，甚至有前高管拋出了國資作爲第一大股東的娃哈哈集團已近“空殼”的驚人論斷。
很多人看到這樣的標題，第一反應可能是“又一個侵吞國有資產的狗血劇”，或者簡單歸咎於“富二代接班不力”。
但如果僅僅停留在這種“吃瓜”層面，未免太小瞧了這場風波背後，所牽扯出的中國特定歷史時期企業產權制度的深層糾葛。
娃哈哈的“病竈”，遠非一日之寒，它的故事，更像一部濃縮了中國民營經濟在“紅帽子”時代艱難求生與野蠻生長的史詩。
今天，我們需要爲歷史“補課”。
宗慶後與娃哈哈的“原罪”
要理解娃哈哈今天的“迷局”，我們得把時鐘撥回到1987年的杭州。
那是一個改革春潮涌動，但民營經濟仍如履薄冰的年代。
42歲的宗慶後，一個普通校辦工廠的銷售員，懷揣着向親戚朋友借來的14萬元，承包了杭州市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娃哈哈商業帝國的起點。
一箇中年男人，騎着一輛破舊的二八大槓自行車，奔波在杭州悶熱的街頭巷尾，推銷着幾分錢一根的棒冰，或者幾毛錢一瓶的汽水。
他沒有顯赫的背景，沒有充裕的資金，甚至連個像樣的“名分”都沒有。他所承包的那個“經銷部”，名義上是“集體所有制”，頭上戴着一頂不大不小的“紅帽子”。
這頂帽子，在當時既是保護傘，也是緊箍咒。
它能讓你獲得一些政策上的便利，比如可以正常經商；但同時，它也意味着你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在法律意義上，並不完全屬於你自己。
宗慶後無疑是那個時代中國企業家的一個縮影：他們有“敢爲天下先”的闖勁，有“無中生有”的韌性，更有“千方百計”把企業做大的雄心。
娃哈哈的成功，離不開宗慶後“鋪天蓋地做廣告，密如蛛網建渠道”的商業鐵腕，也離不開他對市場需求的精準把握。
從兒童營養液到純淨水，再到AD鈣奶、爽歪歪，娃哈哈的產品線幾乎貫穿了80後、90後乃至00後的整個童年。
然而，就在娃哈哈高歌猛進，成長爲飲料巨頭的過程中，那個“紅帽子”帶來的產權模糊問題，始終像一根刺，紮在宗慶後心裡。
他曾公開表示過，自己是“給政府打工的”。
這話聽起來有幾分自嘲，但也道出了那個時代紅帽子企業中的民營企業家的普遍困境： 你是企業的靈魂，是風險的主要承擔者，是價值的核心創造者，但在產權歸屬上，你卻可能只是個“高級經理人”。
改制了，但病根還在
到了1999年，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爲“紅帽子”企業明晰產權的呼聲越來越高。
娃哈哈也進行了一場重要的改制。
這次改制，在當時被認爲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重要一步。改制後的股權結構是：杭州市上城區國資持股46%，宗慶後個人持股29.4%，職工持股會持股24.6%。
乍一看，國資成了第一大股東，宗慶後也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股份。
但仔細琢磨，這個方案真的“藥到病除”了嗎？恐怕未必。
娃哈哈的前身是校辦企業經銷部，是集體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在法理上，就不是國有產權，而是一種所有員工公有的產權形態。
它之所以也是一種公有制，因爲這個集體是模糊的，是可以隨時進入，隨時減少人員的，無法將股權細分到個人。
但這與國有控股，由政府控制的企業完全不同。
正如同農村集體所有制，雖然是一種公有制，但其收益是不能歸於政府的。
政府拿到娃哈哈的股權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問題，是否正當是值得考究的。
畢竟政府當年給的不過是一個合法經商的牌照罷了。
宗慶後當時的心情，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產權安排，顯然與他爲娃哈哈付出的心血和承擔的風險不成正比。
更重要的是，這種由政府主導的改制，並沒有真正解決“誰是企業真正主人”的問題。
國資雖然佔股最多，但它在娃哈哈的日常經營和戰略決策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個“沉默的股東”。
而宗慶後，憑藉其無人能及的威望和對企業的實際掌控力，依然是娃哈哈這艘巨輪的絕對船長。
這種“名義產權”與“實際控制權”的分離，爲日後更復雜的局面埋下了伏筆。
正如有知情人士透露的，改制後，國有股東的權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懸空”：股權轉讓款未實質性收取，分紅也未能取得。
“體外循環”的無奈
當正式的制度安排無法給予足夠的安全感和與其貢獻相匹配的回報時，企業家往往會尋求變通的路徑。
於是，我們看到了2000年以後，在娃哈哈集團（國資佔股46%的那個主體）之外，一個龐大的、由宗氏家族或管理層、職工持股會控制的“體外帝國”悄然崛起。
其中，由宗馥莉執掌的宏勝飲料集團，更是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這些“體外公司”，圍繞着娃哈哈品牌，承接了大量的生產、供應和銷售業務。
據《經濟參考報》披露的數據，截至2022年底，國資作爲大股東的娃哈哈集團，其淨利潤僅佔整個“娃哈哈系”（包括體外公司）總淨利潤的0.39%！
這個數字又可能會引爆了關於“掏空國資”、“窮廟富和尚”的激烈指責。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這種操作模式在合規性上存在的巨大爭議，以及它對娃哈哈集團本身造成的潛在損害。
但是，在進行道德評判之前，我們或許也應該思考一下這種現象背後的問題。
如果娃哈哈集團的產權結構從一開始就能讓宗慶後及其核心團隊獲得足夠的激勵和安全感，他們是否還需要如此大費周章地構建一個複雜的“體外循環”體系？
這更像是一種在特定歷史和制度環境下，企業家爲了保護和實現自身經營成果，爲了持續激勵核心團隊，爲了規避不合理產權結構帶來的潛在風險，而採取的一種“無奈的自救”或者說“曲線救國”。
它反映了當產權主體人的貢獻與回報嚴重不匹配時，市場力量自發尋求平衡的一種扭曲表現。
那麼國有股東（政府）真的吃了虧嗎？當然沒有。
數據顯示，娃哈哈自成立以來，上繳的稅收超過了1400億。在稅前利潤中，政府稅收佔比接近50%。
也就是說，一個民營企業在正常納稅的情況下，政府就要拿走接近一半的利潤，從收益角度講，政府是所有按中國稅法納稅民營企業的最大股東。
而整個娃哈哈（包括體外公司）總資產不過是340億。
歷史欠賬的總爆發
宗慶後先生的離世，無疑是娃哈哈歷史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他以其強大的個人魅力和對企業的絕對掌控，尚能勉力維持着這個“體內體外”雙軌並行體系的微妙平衡。
然而，當這位商業強人謝幕，曾經被暫時壓制或掩蓋的矛盾，便如火山般噴涌而出。
宗馥莉接棒後的一系列雷厲風行的舉措——試圖轉移核心商標、調整高管團隊、推動員工轉籤合同至宏勝集團、關停部分娃哈哈集團體系工廠——在外界看來，幾乎是毫不掩飾地要將整個娃哈哈帝國的控制權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這背後，既有延續其父輩經營思路和控制權焦慮的慣性，也可能包含了她對娃哈哈現有體制積弊的深切不滿，以及試圖通過“休克療法”進行徹底改造的決心。
然而，這些激進的動作，不可避免地觸碰到了國資股東、職工持股會（其代表性也值得商榷），引發了劇烈的反彈。這其中或還夾雜着家族內部的股權爭奪戰。
曾經的“潛規則”和“默契”，在創始人離去、新舊權力交接的敏感時期，被徹底打破。
各方都試圖在新的格局中，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娃哈哈的“宮鬥戲碼”，與其說是簡單的權力之爭，不如說是歷史遺留的產權結構性問題，在特定時點的一次總爆發。
面對娃哈哈當前的亂局，杭州市政府無疑被推到了一個極其微妙和關鍵的位置。
它既是娃哈哈集團名義上的第一大股東；同時，它也是地方經濟的管理者和營商環境的營造者，需要考慮如何才能讓這家對地方財政和就業貢獻巨大的龍頭企業平穩過渡，持續健康發展。
此時，如果僅僅把自己定位爲一個斤斤計較的“股東”，試圖通過行政手段強行干預企業內部事務，或者簡單地指責某一方“侵吞國資”，都可能使問題進一步複雜化，甚至錯失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時機。
考驗杭州市政府智慧的關鍵在於，能否跳出“國資多少”的舊思維定式，真正從歷史的、發展的、全局的視角來看待娃哈哈的問題。
第一，正視歷史，承認貢獻。
必須充分肯定宗慶後及其家族、核心團隊作爲娃哈哈企業主要創始人和核心價值創造者的歷史貢獻。娃哈哈能有今天的成就，離不開他們的企業家精神和辛勤付出。未來的產權安排和利益分配，理應充分體現這一點。
第二，釐清產權，解決“紅帽子”遺留問題。
這是解決娃哈哈當前困境的根本之道。政府應主導或推動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產權明晰化改革。
對於國資持有的46%股權，可以考慮通過合法的、市場化的方式進行處置。
例如，允許宗氏家族或其認可的管理層持股平臺以公允價格回購全部股權；或者引入真正能夠爲娃哈哈帶來戰略價值的、與宗氏家族理念契合的戰略投資者。
政府的角色，可以從直接持股轉變爲通過稅收、就業等方式分享企業發展紅利，並專注於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第三，鼓勵整合，規範運作。
在產權明晰化的前提下，應鼓勵和引導宗氏家族將“體外”的優質資產和業務，通過合規的方式，逐步整合到統一的、透明的法律主體（如娃哈哈集團或新的上市平臺）之內。
這既能消除關聯交易、利潤轉移的隱患，也有利於提升企業整體的運營效率和品牌形象。
第四，構建現代企業治理結構。 無論最終的股權結構如何，娃哈哈都必須建立起權責清晰、有效制衡的現代公司治理機制。
娃哈哈的未來
娃哈哈的“紅帽子”迷局，是中國經濟轉型時期許多民營企業都曾面臨或仍在面臨的共同困境。
它的妥善解決，不僅關係到一家企業的生死存亡，更對優化營商環境、激發民營經濟活力、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具有重要的標杆意義。
站在政府稅收的角度，政府在娃哈哈佔比股權多少，其實毫無意義，如果因爲股權問題，最終這個民營飲料巨頭倒下了，那誰都沒有好處，可以說，糾結歷史問題，只能是雙輸。
最重要的是洶涌的輿論，恐怕有很多人難以接受所謂的國有股權民營化，他們害怕所謂的國有資產流失，但他們不明白的是，一份資產，若沒有合適的主人去使用它，這個資產有可能變得一毛不值。
歷史上，這種紅帽子企業，因爲產權不清，什麼資產保值增值，最終變成零的企業可不少。比如，北大方正。
北大方正號稱幾千億資產，最後清零，可沒有幾個人在乎，但中科院掛牌拍賣了一點聯想的股權，卻在十幾年後掀起濤天巨浪。
很多人哪裡在意國有資產流失呢？在意國有資產變成零呢？投資上千億的大橋空在那，有人在乎嗎？有人痛心疾首嗎？
投資幾千億的鐵路高速公路運載量不夠，甚至不夠維護費，有人在乎嗎？
當年價值千億的北大方正歸零了，誰在意呢？
他們真正在乎的是，有人從中賺錢了，他們不爽。
他們纔不在乎國有資產流失呢，虧光不要緊，誰都從裡面搞不到好處，對他們纔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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