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牀師當道 中國研究新挑戰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王信賢指出,聽牀師大概可分爲三類,一類人是純粹蹭流量;另一類人則是對於中共黨政相當熟悉;再有一類人是對中共有先入爲主立場,一旦掌握部分訊息,就很容易按照自身投射,詮釋事件「全貌」。(本報資料照片)

近年來「聽牀師」大行其道,在滿足坊間對中南海宮廷政治好奇心的同時,也讓中國研究學者面臨自我定位的探尋。至於研究取向的多元化,則讓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研究,掀起一波「典範轉移」的可能性討論。聽牀師現象「蔚爲風潮」的當前,也成爲中國/中共研究難以迴避的時代大哉問。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王信賢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聽牀師大概可分爲三類,一類人是純粹蹭流量,對大陸壓根不熟;另一類人則是對於中共黨政相當熟悉,可能出於各種目的釋放中南海訊息;再有一類人是對中共有先入爲主立場,一旦掌握部分訊息,就很容易按照自身投射,詮釋事件「全貌」。

另一位專研中共黨政體系的政治大學政治系、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寇健文在專訪時認爲,所謂聽牀師「爆料」的東西,一部分屬於情報面向,有些消息甚至是獨門消息,無從查證,而有一部分則是屬於分析面向,有時候也有憑有據。

對於聽牀師充斥坊間,消息真真假假,一定程度上是否也挑戰傳統認知上的中國/中共研究的權威性,寇健文表示,聽牀師與中國研究的關係或許可以截長補短,看成是「共存」的關係;即使是查無實證的爆料,也可能發揮一種「預警機」的效果,提醒每一位中國研究學者,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存在。

王信賢也不認爲會構成挑戰。他說,若是正向點看,聽牀師訊息就像是朝水面丟石頭下去後產生的漣漪,產生漣漪後,學者們可以再去判斷正確與否,否則現狀就是一灘死水;雖然兩者關係談不上相輔相成,但卻可以讓學者去思考中共最新的動態爲何。

但除「共存」關係外,王信賢指出,學者研究利基點是來自長期觀察與學術分析,繼而可能提出政策研究的報告,不會因爲短期事件就輕下結論。中國研究學者奠基於對中共黨史、意識形態的瞭解,有能力抽離聽牀師訊息中的真實成分,提供不同敘事解讀。

寇健文解釋,看待中共議題通常有過去與未來兩個時間軸線。中國研究學者更多是研究「過去到現在」,對議題爲什麼發生提出解釋、因果關係,甚至形成Pattern。而聽牀師更多在預測,但人事之後還有所謂政策影響,這其中可能還包含整個制度,整個黨史作用在裡面,這是聽牀師做不太到的,反而是學者可以大加着墨的地方。

至於面對國際關係、社會學等方法取徑的不同,中國研究呈現「百花齊放」,寇健文強調,對傳統「匪情研究」出身的學者來說,研究取徑的多元化確實是一種變化,但可能還不到所謂「典範轉移」情況。

寇健文稱,不同的研究取徑其實也有共存的空間,就是所謂的「兼聽」,不必然要拘泥於「你對我錯」;關鍵在於學者必須去證明自己的研究路徑的價值,「如果某個研究路線的學者不用功,那淘汰也是必然的。」

王信賢也認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後,權力更加集中,這時候在看待中共問題,可能變成要更有能力去解讀中央黨政,而東亞所的訓練對這方面相對會比較吃香,但他也稱,不同的研究路徑彼此並不衝突,只是路數不太一樣而已,當然也還談不上「典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