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百日維新”爲何註定失敗
特朗普執政將滿百日，可其大力推行的“政府效率改革”卻多少有點“中道崩殂”的味道。
按照“改革先鋒”馬斯克的說法，政府效率部爲美國政府節省了近1500億美元的支出。然而，據英國《獨立報》報道稱，根據美國財政部公佈的數據，對比兩位美國總統就職典禮後的同一時期，現任總統特朗普的政府支出要比前總統拜登的多出約1550億美元。
且不談，政府效率部是否真的節省了近1500億美元。馬斯克最初承諾，將通過裁撤行政機構和削減社會福利來節省2萬億美元，後來將這一目標減半爲1萬億美元，如今他表示只削減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而最新消息顯示，馬斯克已心生退意——其近日表示，他計劃在5月“大幅”減少爲特朗普政府工作，以專注於特斯拉。
（一）
在“二進白宮”這三個月時間中，特朗普團隊在所謂“政府效率改革”上四面出擊，政令傾瀉而下。
據報道，美國政府效率部採取的行動已推動超過3萬名聯邦工作人員被解僱，另有約7.5萬名聯邦僱員接受了“買斷離職計劃”。從美國國際開發署等對外機構，到國防部、教育部等核心部門，連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也被波及，攪得美國國內人心惶惶。
揮刀亂砍、一地雞毛。近些年，美國這座“燈塔”日漸黯淡，已爲世界普遍感知。此番改革，更將美國的體制性腐敗、無底線浪費掀了個底掉。
說起來，對於種種制度弊病，美國政壇並非沒有察覺。美國聯邦政府的行政改革幾乎貫穿了整個20世紀，其核心始終是精簡機構、節約開支、提高效率，總統通過設置專門顧問委員會遏制政府浪費的情況也並不少見。比如里根總統，曾嘗試引入私營部門的專業知識改善政府運作，並於1982年組建過“私營領域傑出專家”團隊評估政府開支情況。18個月後，這一團隊發表報告， 但因官僚政治與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報告多數建議並未付諸實施。
此番特朗普和馬斯克估計是想給美國政府裝上幾個“特斯拉加速器”，讓官僚主義這輛老爺車跑得快點。但就現下的進展來看，“美國車”跑的快慢與否，發動機之外，關鍵要看“地平不平”。
（二）
在第一任期中感受到“深層政府”掣肘的特朗普，在再次入主白宮伊始就將聯邦官僚制這一“深層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爲改革對象，其依靠的則是同樣受夠了官僚之苦的“政治素人”馬斯克。但是，在馬斯克以“總統高級顧問”身份領導政府效率部對聯邦機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時，重重阻力也如期而至。
比如，有民主黨參議員指責馬斯克沒有部長職位和決策權，其裁員行爲已經越權甚至涉嫌“違憲”。這讓特朗普在三月初不得不做出迴應，強調馬斯克只能向各部門提供建議，不能單方面決定人事安排和政策制定。
另一方面，衝在“動刀”第一線的馬斯克也成了反對者們的衆矢之的，特斯拉不僅銷量大跌，連汽車及店面都成爲打砸縱火的對象，而馬斯克本人的身家從年初到現在更是縮水超過1300億美元。
值得玩味的是，一則新聞顯示，在馬斯克對特朗普的貿易與製造業高級顧問納瓦羅開炮後，納瓦羅這位特朗普“關稅亂政”的主要支持者回擊稱馬斯克只是個“賣車的”。可見，特朗普團隊內部也是矛盾重重。這或許也是馬斯克萌生退意的重要原因。
（三）
特朗普團隊在對內改革上的舉步維艱在意料之中。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儘管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依然強調“讓美國再次偉大”，但在歷經民主黨長時間的政治清算與司法調查後，特朗普在這一任期的基礎邏輯更加強調“個人政治安全優先”。也就是說，其核心目標並非重塑美國製度，而是在向民主黨進行政治復仇的同時，構建一個足以抵禦民主黨反撲的權力堡壘。
這種傾向在其內外政策中都體現得非常明顯。對外，特朗普放棄民主黨時期對烏軍援的承諾，轉而要求澤連斯基“24小時內停戰”，本質是爲了切割與民主黨外交遺產的關聯，同時迎合國內孤立主義情緒。但很明顯，這種急切而粗糙的整體策略不僅未能解決俄烏衝突，反而進一步導致了美國信譽的崩塌；與此類似的諸如對北約盟友增加軍費至GDP5%的要求，對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島的領土主張，也都是特朗普本人試圖通過刷爆美國過去幾十年在超級大國位置上積攢的全球領導力，來爲他自己在選民面前的“贏”積累資源。
對內，由馬斯克操刀的對聯邦官僚體系的“效率改革”首先是一種清除民主黨影響力的權力重構。在“政府效率部”這個繞過傳統官僚體系的“影子內閣”的裁員計劃中，首當其衝的就是教育部、環保署這些爲民主黨掌控的部門。與此同時，特朗普上任不久，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等關鍵部門已發生多輪人事地震：至少三名高級助理被解職，包括情報主管布萊恩·沃爾什和立法事務高級主管托馬斯·佈德裡，理由是 “對‘美國優先’議程不夠忠誠”。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清洗不僅針對民主黨背景官員，也波及傳統共和黨建制派，例如曾在小布什政府任職的資深外交官被邊緣化，轉而由 “忠誠派” 如極右翼活動分子勞拉·盧默推薦的人選填補。不僅如此，雖然特朗普力推的“去DEI（多樣性、公平性、包容性）政策”是以反“政治正確”的面貌出現，但這也在文化上爲保守派鞏固基本盤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是對民主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進攻。
（四）
在這樣的前提下，特朗普本人的利益明顯與所謂的“美國國家利益”並不相容。即便不去計較二者是否相容，美國沉痾已久的機制也會讓他難以完成所謂的改革任務和政策目標。
第一，美國的政治週期和事實上的“兩黨制”決定了特朗普的“深度改革”缺乏可持續性支撐。特朗普在早先的採訪中曾以中國爲例，直言“中國看得長遠，能看到100年，我們只看一個季度”。這說明他看到了一些問題所在：“兩黨制”下，一旦國家步入政治極化的軌道，長期延續的政策就必然成爲天方夜譚。
諷刺的是，從上任以來的作爲來看，特朗普本人對民主黨的反攻倒算也是在摧毀政策的延續性。而這種憲制上的先天缺陷，幾乎不可能由特朗普在短短的四年任期中就加以解決。更進一步說，且不提三年多後的下一次總統大選，就是明年11月就會到來的中期選舉也都要求特朗普本人必須以帶領共和黨保住更多席位爲第一要務，這更收窄了他在“改革”中輾轉騰挪的空間。
第二，美國建政一代的理念早已埋入美國的治理結構，那種特殊羣體的商業利益優先於公共利益的基因會驅策着特朗普朝着這一方向行動，所謂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標難免會被代換、路徑難免會被扭曲。
美國的立憲者們有言，“自由同民主無關，而是同財產有關”；這種取向也被托克維爾精準地觀察到：“美國的共和社會，宛如一個爲共同開發新大陸的土地和經營興隆的商業而組織起來的大批發公司。”基於這樣的前提，公共利益在美國當政者的政策序列中從來都排在特殊羣體的商業利益之後。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政府首先將救援資源投向造成這場危機的華爾街；而危機之後，承擔成本的卻是普通民衆，因而纔有了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
那麼特朗普的“改革”會不一樣嗎？他會爲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真去啃硬骨頭嗎？答案顯而易見。實際上，從特朗普團隊在關稅政策上呈現出的反覆橫跳、朝令夕改，就可以窺見美國國內相關商業主體利益受損後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和力度參與到政策過程中；一個關稅政策就如此一日三變，更遑論事關美國方方面面的整體性“改革”。
第三，特朗普的“改革”既不能爲美國原本的既得利益羣體帶來利益增量，又難以產生新的受益羣體，因而難以獲得持續推動改革的支撐力量。特朗普依靠馬斯克在內政上的動作產生了大量利益受損者，他們顯而易見地會對此不滿而成爲改革的阻力。
此外，衆所周知，自冷戰結束起美國的繁榮就不再單純地基於美國相對其他國家更爲發達的生產力，而更多地與美國的全球霸權尤其是以美元地位爲基石的金融霸權密切相關；特朗普在對內動刀的同時，對外既希望通過新的關稅政策等方式將維持美元儲備地位的部分成本轉嫁他國，又同時削減了向外進行意識形態輸出的經費，這會在事實上動搖美國從全世界攫取利益的基礎結構。
總結來說，特朗普、馬斯克的“政府效率改革”未必是噱頭，但美國體制的一系列弊病，比如對總統個人權力的放任，“選舉遊戲”不斷放大兩黨爭鬥等等，都早已爲這個高調的政治故事寫好了失敗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