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時代誰來拍板

清晨，導航軟件爲你規劃了最省時的通勤路線；午間，外賣平臺推送的餐廳精準契合你的口味；深夜，短視頻平臺仍在不停地投餵你偏愛的內容……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被算法“寵愛”的時代。但在此過程中，人類是否正在悄然讓渡自己的決策權？昆士蘭科技大學商學院教授馬雷克·科沃克維奇的《算法經濟：商業邏輯與人類生活的智能演進》一書，揭示了這場無聲的算法權力博弈，併爲我們敲響了警鐘。

科沃克維奇以一場發生在倫敦的抗議爲引，撕開了算法權力的面紗。

2020年，英國學生因疫情無法參加升學考試，教育部門便引入算法來預測成績。其中，對於規模較大學校的學生，算法依託的數據主要包括教師爲學生預測的分數、學生平時成績，以及學校過去3年的整體成績分佈。而對於規模較小的學校，如果某科學生人數不超過15人，算法將僅根據教師預測的分數進行成績估算。

這種做法直接引發了學生的大規模抗議。因爲在私立學校，學生數量通常較少，這部分學生因爲受到教師樂觀的評估預測，往往會出現分數過高的現象。但對於其他大多數學生，如果他們所在的學校過去整體成績不佳，那麼無論這些學生怎樣努力，他們的成績都可能會被歷史數據所限制。最終，當考試機構公佈算法決策結果時，將近36%的學生成績低於教師預期，且有3%的學生成績比預期低2個等級。

書中指出，伴隨人工智能（AI）的快速發展，類似上述算法剝奪人類決策權的現象，可能正發生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演化成爲一種新型經濟形態——算法經濟。

所謂算法經濟主要是指以算法爲核心驅動力，通過自動化決策、數據分析和資源優化來重塑經濟活動的運行模式。通俗來講，企業可以通過編排各類算法，成功培養出AI算法時代的經濟活動“代理人”。“代理人”可以自行運用語言大模型、多模態模型、智能體等，推動企業從人類管理向算法管理轉變。這將使算法可以操控更多資源，作出更多決策，並造成更大的社會影響。

科沃克維奇表示：“在算法日益佔據決策中心的時代，我們必須保持警惕，確保自己的決策權不會完全被算法所支配。”他基於在硅谷創新實驗室與多家科技企業的實踐經驗，提出企業構建算法治理的三條原則。

首先，企業要成爲算法“代理人”的主人，建立起以人爲本的人機協同模式。企業應該鼓勵人類智慧和人工智能的協同合作，既要發揮AI員工在模型識別、數據分析和結構化數據管理等方面的優勢，又要彰顯人類擅長情緒評估、感情理解和人文關懷的價值。這就要求企業與平臺應當在“冰冷”的算法規則之外增補柔性管理舉措，爲算法程序的機械運轉進行“人性校準”。

其次，企業要始終保持好奇心，生成解決問題的創新主張，從而引領AI算法的迭代。好奇心，無疑是人與AI之間最鮮明的差異之一。正是這份好奇心，驅使着人類在探索未知的旅程中不斷前行。在AI算法時代，企業要不斷反思和詢問自己，現在有哪些新的可能性是我們之前無法做到的？AI自動化是否能夠創造新的機會或增加現有的機會？在此基礎上，再由企業來引導AI算法設計和實施大量廣泛、靈活的實驗。這不僅有助於企業打破單調、重複的運營模式，也將釋放對AI算法的控制權。

最後，企業要不斷地與客戶、同行乃至社會各界進行交互，從而不斷調整和優化算法。作者認爲，要做到這點，企業公開其關鍵算法邏輯是關鍵，特別是在信貸評分、招聘篩選等涉及公平性的場景，從而使得“算法”受到更多層面的監督，避免“黑箱操作”加劇社會不公平。企業還可考慮通過引入第三方算法評估、提升算法可解釋性、訓練數據的有效干預、打通用戶申訴渠道等，塑造社會對智能技術的信任管理機制。

這三條原則雖然談的是AI算法時代企業如何生存發展，但是也可視爲AI時代指導人類更好工作生活的指南。一方面，我們也要學習上述企業原則，主動打破信息繭房，比如可以每週刻意搜索3個與推薦內容無關的關鍵詞，以保持認知開放性；又比如，定期重置算法推薦，避免思維固化。另一方面，努力構建人機協作能力，在利用“代理人”完成繁複冗雜工作的同時，聚焦AI難以替代的“3C能力”：創造性思維（Creative Thinking）、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和非暴力溝通（Compassionate Communication）。

此外，《算法經濟：商業邏輯與人類生活的智能演進》的另一啓示還在於重新定義了人機關係的本質。科沃克維奇以火星探測器“毅力號”爲例：它雖能自主執行任務，但每一步指令仍源自人類對宇宙的探索意志。因此，算法經濟的未來，不應是冰冷的代碼統治，而應如古代的“兩輪戰車”——人類緊握繮繩，算法提供動力。當我們學會在技術浪潮中保持清醒，在效率與人性間尋找平衡，方能真正實現科沃克維奇所言的“人類主導地位”。畢竟，再精妙的算法也無法回答：什麼樣的生活纔是真正值得的？這永恆的追問，纔始終是人類獨有的榮光。（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穆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