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比痛苦更容易計算

一條命值多少？人命的價值誰能決定（時報出版）

辛格在一九九九年當上普林斯頓大學的生物倫理學教授之際，有輪椅殘疾人士發起運動堵住大學主要建築物出入口，抗議辛格於其一九七九年著作《實踐倫理學》中提出的論點，也就是殘疾新生兒的父母親應當被准許可以終結嬰兒的生命。早在威爾．麥雅斯基爾和艾利．哈森斐德這類人出現之前，任何爲生命訂定價格以求拯救生命的方法，幾乎都有受到辛格的影響。辛格同意從家中與我聯繫，也就是封城兩百六十二天期間他待的那個家，當我收到回覆的時候，我原本的預期是他將會批判封城政策。辛格所相信的效益主義或功利主義流派被稱爲「結果主義」，這套思想最終會促使人們─比如那個 Podcast 節目上的吉福惠研究員─去計算最糟糕的死亡年齡是幾歲。辛格肯定會認爲，爲了拯救高齡長者而要這麼多年輕人做出巨大犧牲，一定有問題的吧？

「不，我不認爲封城是錯誤的做法，」辛格說道：「我認爲，澳洲封城措施整體上拯救的人命很多，比起封城帶來的不便與困難，這麼做是值得的。」

「考慮到年輕人死於新冠的機率那麼低，限制那麼多年輕人的行動難道是合理的嗎？」我反問道：「要求年輕人待在家裡，其實主要就是爲了拯救老人的命呀。」

辛格緩緩點頭道：「這點確實應該納入考量，大多數沒有封城就會病死的人，已經過了大半人生。所以這件事情值不值得，取決於封城對年輕人造成的困頓有多大。」他繼續解釋，這類困頓很難量化計算：要確定因某種疾病死去而損失的壽命比較簡單，要獲知兒童一年沒去上學的長遠代價比較困難。

我聽懂辛格的意思了。比起新冠造成的死亡人數，封城造成的傷害更難量化。死亡比痛苦更容易計算，要測量封城帶來的傷害規模、誰受到的傷害最大，以及決定此事與染上新冠死亡相比孰輕孰重，絕對不是件簡單的任務。

細細琢磨這件事的過程中，我更加意識到，對於拯救生命的代價探討愈深，我對於當初令我作惡的那些問題就愈能泰然處之。難怪麥雅斯基爾會認爲這樣叫作道德進步，只是我依然不確定這究竟算不算。

無論辛格對於封城的評價如何，他都認爲以生命無價爲名而號稱「不惜一切代價」的政策─也就是疫情期間英國政府與紐約州州長採取的政策─在道德上是錯誤的。「我認爲，政策制定者在某些時刻不去試圖爲生命設定價格，其實是不道德的，」辛格告訴我：「能夠訂出數字是有優點的，因爲這樣你就不會受到身分可以辨識、因此對你而言較爲顯眼的人們，在直覺上帶來的衝擊所左右。」

我說：「新冠疫情是否證明人性確實有這一面，那就是我們會受到直覺上的衝擊所左右呢？一旦面對眼前有真實的生命陷入危難，我們的情感會被挑起，然後我們就會變得不在乎數字，想要不惜一切代價去採取行動。」

「人們確實會有這樣的傾向，」辛格不動聲色地說道：「可辨識身分的受害者會觸動人們的內心，但以數字呈現的受害者就不會，但是，如果我們對此傾向有自覺的話，我們就能試着去克服它。我們或許能某種程度成功克服這種傾向，但可能沒有辦法達到百分之百。所以，我認爲，若能察覺這種人性傾向的危險，並意識到人很容易受此傾向影響，事情便能有所改善。」

如果要運用生命價格去拯救生命，必須抱持的思維是要將同情視爲「危險」、要「抗拒」周圍人事物對我們造成的「內心衝擊」、要「壓抑」助人的本能直覺，那麼，這種做法潛在的危險性，其實比爲了拯救他人性命而浪費金錢更高。造福人類竟然意味着否定我們的人性，那怎麼可能是件好事呢？

封城措施能夠拯救人命，正是由於我們偏心自己有感情的對象。封城之所以能奏效，就是因爲大家同意，大家之所以同意，是因爲我們對彼此有愛。想到我們沒必要卻出家門，可能意外導致爺爺奶奶、鄰居朋友死去，是這種念頭讓我們願意遵守規定。爲了彼此活着、讓大家活着，這是我們願意付出的代價。抗議者高喊「人民說不就不」，這句話本身沒錯，但是，即便面對不斷變化的疫情數字與僞善的政治人物，我們依然一再說「是」，因爲拯救人命這件事攸關我們的良心、以及自己與其他人類成員的連結。爲了減少他人遭受的嚴重生命威脅而讓自己做出巨大犧牲，即便這種犧牲長遠而言會對我們造成更多的傷害，這樣我們心裡終究比較能過得去。就算讓我們在知曉相關後果的情況下重新做一次決定，我很肯定還是有很多人依然會選擇居家防疫。（三之三，摘自時報出版《一條命值多少》：更多精彩內容請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