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教授：兩股力量導致美式民主走向衰敗

參考消息網6月5日報道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5月30日發表文章，題爲《美國民主爲何衰敗——以及如何重建》，作者爲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榮休教授莫迪凱·庫爾茨。文章編譯如下：

原文提要 一位富可敵國、身處高科技領域的寡頭，站在一位民選總統身旁洋洋得意的畫面，印證了美國正處於第二個鍍金時代。如今，超級富豪們正公開操控這個國家，而數以百萬計沒有大學學歷的勞動者則已轉而反對自由民主制度。

儘管全球範圍內的民主制度在過去至少十年間不斷衰落，但唐納德·特朗普的再次當選以及他重返白宮後製造混亂的最初幾個月，已將美國直接置於這場全球危機的中心。這甚至可能成爲一個轉折點。關於美國這種威權主義轉向的分析鋪天蓋地，其中許多人將矛頭指向民主黨，指責其脫離了美國勞動者。

然而，一些評論人士指出，種族、墮胎以及所謂的“覺醒意識形態”等文化因素纔是美國社會和政治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還有人認爲，美國政治已喪失公民話語權，民主規範遭到破壞，或者說經濟政策已淪爲僅爲富人利益服務的工具。

儘管這些觀點都有一定道理，但它們主要描述的是民主衰敗的症狀，而非提供令人信服的診斷。美國民主爲何失去了公民話語權？政客們爲何會破壞民主規範？經濟政策爲何只服務於富人而非其他羣體的利益？

經濟不平等日益加劇

民主的衰退主要受兩股力量的驅動。其一是始於20世紀70年代、開始重塑經濟格局的信息技術革命；其二是羅納德·里根政府於1981年啓動的自由市場政策議程。直到2020年，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政府都支持這一議程，並在全球範圍內打着“華盛頓共識”的旗號加以推廣。

這兩股力量的結合使得鉅額財富和政治權力集中於極少數人手中——這在我們歷史上已非首次。然而，前幾輪技術變革曾爲勞動者帶來顯著收益並促進社會流動，但過去40年的情況截然不同。在此期間，技術和政策對那些未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佔美國勞動力62%)的就業造成了特別嚴重的破壞。

由於經濟和技術因素是民主衰退的主因，要逆轉這一趨勢就必須對公共政策進行重大調整。特朗普第二次執政的頭幾個月進一步印證了這一結論。世界首富——這位並未當選的高科技寡頭——站在民選總統身旁洋洋得意的畫面，本身就說明了一切。

市場勢力的膨脹和私人財富的大量積累是如何威脅民主的？第一個直接影響是經濟不平等日益加劇。源自技術壟斷的市場力量會導致對依賴該技術生產的產品實施壟斷定價。由此產生的壟斷利潤是從市場中榨取而來，其代價則由他人承擔。

隨着硅谷技術專家及其相關投資者賺取的壟斷利潤不斷攀升，不僅擠壓了勞動收入份額，也侵蝕了資本收益，包括退休人員和其他儲戶的收入。因此，我估算1980年美國企業創造的總利潤中，壟斷利潤佔比不到5%，而2019年這一比例已升至25%左右。如今，這一佔比甚至更大。

壟斷財富本質上是由壟斷利潤構成的股價的組成部分。由於股價反映投資者對未來利潤的預期，壟斷財富實際上就是市場對股東預期獲得的壟斷利潤的估值。1980年美國股市中的壟斷財富近乎爲零，但到2019年已膨脹至25萬億美元以上，如今很可能突破35萬億美元。

由於這些財富高度集中於美國社會的一小部分羣體，它們成爲加劇收入與財富不平等的決定性因素。數據顯示，1980年至2019年間，美國人均實際收入(經通脹調整)增長了97.3%，而製造業工人的實際工資僅增長4.8%(年均增長0.12%)。鑑於製造業工人普遍沒有大學學歷，這意味着1980年後，未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者從生產率提升中獲益甚微。

政治不平等破壞民主

最重要的是，巨大的經濟不平等會導致嚴重的政治不平等，進而破壞民主——因爲不斷積累的私人財富會增強私人權力(即把個人意志強加於他人的能力)。儘管權力有不同的來源，但私人財富始終是獲取私人權力的典型工具，而這會侵蝕建立在“私人權力應僅限於投票權”原則上的民主制度。

在第一個鍍金時代，少數強盜大亨獲得了操控總統提名的權力；而在第二個鍍金時代，巨大的財富不平等使少數美國人得以通過遊說、政治捐款以及威脅爲現任者的挑戰者提供資金支持來施加巨大影響力。他們深度介入政策制定、立法和監管過程。如今的美國已淪爲寡頭統治國家——其領導層包括被特朗普任命爲高官的富有人士、在他就職典禮上排隊示好的億萬富翁，以及支持他的企業高管們。

我們可以擁有民主制度，或者實行自由市場經濟政策，但兩者不可兼得。重建民主需要實現兩個核心目標：首先是抑制私人權力，消除導致美國淪爲寡頭政治的經濟與政治極端不平等；其二是確保創新成果和經濟增長的紅利能更公平地分配，讓任何羣體都不被落下，不必爲他人享受的利益買單。（編譯/鄔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