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 | 如何理解當代中國青年的生育觀

生育既是個體生命歷程的核心命題，也關乎國家人口戰略的根基。當前，我國面臨低生育率與人口結構轉型的雙重挑戰，青年羣體的生育觀已成爲解碼社會變遷的密鑰。通過大數據分析社交媒體平臺（小紅書、虎撲）近20萬條關於生育話題的討論後發現，當代青年的生育決策既非對傳統的背離，亦非對政策的消極迴應，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重構“風險與發展平衡”的實踐。這一實踐背後，折射出個體理性與傳統倫理的融合、家庭功能與社會結構的張力，以及國家治理與個人選擇的新型互動關係。

生育觀嬗變：

從義務倫理到風險治理

傳統生育觀以“多子多福”爲核心，強調家族延續與社會責任，其本質是一種基於血緣倫理的“義務型生育”。然而，在城鎮化、工業化與數字化的多重背景下，青年羣體正將生育行爲轉化爲一項系統性的“風險管理工程”。這種轉向並非對生育價值的否定，而是社會轉型中個體理性對傳統倫理的適應性重塑。

當代青年將生育決策嵌入經濟理性框架，通過“成本—收益”分析評估生育行爲的可行性。青年女性尤其注重生育對職業發展的潛在損耗，通過“機會成本計算法”權衡生育與自我實現的矛盾，聚焦養育成本、身體痛苦與女性權益等話題討論。青年男性則更多考量家庭經濟承載力，形成“量力而行”的生育理念，關注房貸壓力、彩禮爭議與政策補貼。這種精細化計算並非功利主義的泛濫，而是個體抵禦系統性風險的必要策略。

風險意識的代際傳遞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邏輯。獨生子女政策下成長的一代，對“精細化育兒”的成本與壓力有着深刻認知。社交媒體上的情緒傳播，如女性對“生育騙局”的控訴、男性對“彩禮異化”的焦慮，放大了生育的“私人化風險”。當社會未能有效分擔家庭育兒功能時，青年不得不將生育視爲需獨立承擔的“人生項目”。部分青年女性坦言：“生育不再是個體義務，而是需要精密計算的生存策略。”這種風險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傳統家庭保障功能退化的迴應。

家庭秩序重構：

從角色固化到責任共治

在傳統家庭模式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將生育責任天然賦予女性，形成“母職懲罰”與“父職缺位”的雙重困境。當代青年正試圖打破這一困境，通過責任共擔與權利協商重構家庭內部的生育秩序。

性別平等的育兒實踐成爲突破口。女性在生育決策中不再被動接受“母職天命”，而是通過職業規劃、身體自主權與經濟獨立性的主張爭取話語權。小紅書上的青年女性分享備孕前與丈夫談判的“20條協議”，涵蓋育兒分工、職業保障與財產分配，展現女性對生育自主權的覺醒。男性則從“經濟供養者”轉向“育兒參與者”，虎撲熱帖“如何成爲滿分奶爸”下，年輕父親們交流衝奶粉、換尿布的經驗，試圖消解“喪偶式育兒”的結構性矛盾。這種轉變既得益於高等教育的普及與性別意識的覺醒，也受惠於數字社會帶來的職業靈活性——遠程辦公、自由職業等新模式爲男性參與育兒提供可能。

代際合作模式的創新則凸顯傳統與現代的張力。在“4—2—1”家庭結構下，青年夫妻普遍依賴“隔代照料”緩解育兒壓力，形成“新三代同堂”的協作模式。但這種合作暗含價值觀衝突：老一輩強調“孩子爲中心”的奉獻邏輯，青年一代則主張“親子關係邊界化”。青年女性抱怨婆婆“過度干預育兒”，青年男性則討論“如何拒絕父母催生二胎”，折射出代際權力關係的重構。此外，地區差異進一步加劇複雜性：東部地區女性更關注生育對自我價值的損耗，西部男性則聚焦政策補貼的經濟效用，這種分化要求政策設計兼顧地域文化特質。

因此，家庭與社會的功能再分配成爲必然選擇。當家庭難以獨立承擔育兒重任時，青年羣體對公共服務的訴求從“經濟補貼”轉向“制度賦能”。小紅書女性呼籲建立“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輿論環境，虎撲男性要求“男性育兒假全國統一”，共同指向對“國家—家庭—市場”協同治理的需求。上海“社區寶寶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提供普惠托育，成都“寶貝專家媽媽驛站”整合社區資源打造互助網絡，這些試點表明多主體協作模式能夠有效降低育兒焦慮，但其可持續性依賴制度性保障。

政策韌性：

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路徑思辨

破解低生育率困局，需超越“政策工具主義”的短期思維。這使得政策設計不僅關注生育率的數字目標，更需迴應青年對公平、尊嚴與發展的深層訴求，在制度創新中實現權利保障、社會共育與價值重構的協同推進。

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重點在於重塑性別正義的制度框架。當前，政策雖能通過生育補貼與稅收優惠緩解經濟壓力，卻未能根治職場性別歧視、母職污名化等結構性問題。政策設計需突破經濟補償的單一維度，通過“彈性工作制”“遠程辦公權”等柔性機制保障女性職業連續性，同時立法強制企業披露育兒支持措施（如哺乳室覆蓋率、男性陪產假使用率），並將性別平等納入上市公司ESG評估指標。唯此，才能打破“生育即失業”的職場困局，使女性擺脫“母職懲罰”與“獨立女性”的身份矛盾。

更深層的變革在於國家發展敘事的價值轉變。低生育率危機的本質是人口數量與質量的結構性矛盾，單純追求“人口紅利”的舊範式已難以爲繼。政策需轉向“以人爲本”的高質量發展，通過教育公平改革打破學區房壟斷，依託技能培訓體系優化培育適應數字經濟的新型勞動力，並以創新人才激勵機制替代“996”內卷模式。北歐國家經驗表明，當青年感知到“生育不是犧牲，而是共享發展的選擇”時，生育意願將自然回升。例如，部分國家將育兒假與終身學習計劃銜接，父母可以通過育兒期參加職業培訓並獲得學分認證，使生育與個人成長形成正向循環。將生育嵌入個體發展路徑，以此激活青年的內生動力。

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是對傳統發展邏輯的超越。它要求政策設計既提供托育服務的“安全網”，也織就職業發展的“機會網”，更編織社會尊重的“意義網”。當青年在制度保障下無需在“自我實現”與“生育責任”間做零和博弈時，人口高質量發展方能真正成爲文明進階的基石。

中國傳統生育倫理以“家國同構”爲特徵，個體通過生育實踐完成對家族與國家的雙重責任。而在現代性衝擊下，這種倫理正被“個體—家庭—國家”的新型關係所替代。青年羣體嘗試在風險社會中尋找個人發展與社會責任的平衡點，這一過程既充滿陣痛，亦孕育希望。事實上，社會真正的變革在於人心秩序的變遷。回首過往，近50年的時間裡我們塑造了幾代人乃至一個國家的生育觀念。如今，我們要有同樣的勇氣和耐心去接納、理解、包容乃至重塑下一代人的生育觀念。我們需要營造一個充分理解、尊重青年人生育訴求的社會環境，爲他們搭建更爲和諧、有利的生育支持體系。

（作者系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復旦大學AI向善與數智養老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