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志曉 | 文明內涵的兩種認識向度及其聯通基礎

摘要：在文明內涵的理解上，有兩個層面上的認識：一是藉助考古發現和歷史研究對文明歷程和文明元素的思考，一是矚目於社會實踐和現實生活對文明行爲和文明風尚的評說。這兩種向度的認識，因“社會禮儀”所具有的既是衡量文明起源要素之一、又是當今時代文明實踐基礎內容的地位與作用而聯通起來。將“社會禮儀”納入文明標準體系之中，還原了文明與人、文明與人的生活、文明與人的行爲的密切關係，使文明起源與文明實踐得以首尾相顧，使歷史文明、歷史中的文明與生活文明、生活中的文明能夠一脈通達。立足當代社會，進行文明培育、文明實踐、文明創建，需要明確並把握這樣幾點：文明實踐是對人的行爲的規範，文明實踐指向人的禮儀行爲，文明實踐重在每個人的自我約束。

關鍵詞：文明內涵；文明起源標準；社會禮儀；文明實踐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兩個結合’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展”（項目編號：24&ZD013）、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委託項目“‘兩個結合’的基本內涵和實踐意義研究”（項目編號：2023MYB004）的階段性成果。

在文化研究熱潮中，文明概念備受關注。什麼是文明，文明的內涵怎樣把握，已有衆多學者表達了自己的理解。結合學界的觀點和日常對文明概念的使用，可見有兩個層面上的認識具有代表性。一是藉助考古發現和歷史研究對文明歷程和文明元素的思考，一是矚目於社會實踐和現實生活對文明行爲和文明風尚的評說。顯然，這是兩種認識向度，是兩種文明考量。兩種認識向度是否互不相干，有沒有聯通的可能與基礎，值得我們進一步探析。這既是一個學術、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實踐、生活問題；既關涉文明的基本規定、文明的內在本質、文明的發展規律等理念性問題，又聯結文明與社會、文明與實踐、文明與生活等踐行性關係。爲此，我們需要拓展思維、細緻探尋，以求彌合在文明這個統一性問題上的認識分割，使立足不同立場對文明的言說找到共同的思維基點。

一、文明起源標準中的“文明內涵”

文明是一種社會進步狀態，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人類是在什麼情況下進入到文明社會的？通常說是在脫離了野蠻狀態之後，即人類首先脫離了動物界，進一步又脫離了原始的野蠻狀態，就迎來了文明的曙光，進入了一個去除愚昧、脫離野蠻的文明時代。在恩格斯看來：“文明時代是學會對天然產物進一步加工的時期，是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的時期。”是故，文明與野蠻對應，文明社會與野蠻狀態相接。

當然，人類社會並不是整齊劃一地一起進入到文明社會的，而是有先有後、有早有晚。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即怎樣判定一個民族達至文明狀態了，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認定文明時代的到來？對此，學界有一種比較通行的觀點，認爲“城市、冶金術、文字”是文明誕生的基本標誌，是進入文明社會必須具備的三大要素。這種觀點認爲，城市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產物，是人類居住和生活的場所，城市的形成代表着分工的細化與經濟的繁榮；冶金術是人類掌握金屬加工技術的開端，標誌着人類從石器時代進入金屬時代，冶金能力的提高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文字是人類思想、文化的載體，能夠記錄歷史並傳播知識，文字的誕生意味着人類的認識與思維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在文明三要素中，文字似乎尤被關注和重視。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把“標音字母的發明”“文字的使用”“文獻記載的出現”視爲文明社會的起源標誌 ；我國考古學家夏鼐或受摩爾根觀點的影響，認爲在文明的三要素中，文字最爲重要。

文明起源的“城市、冶金術、文字”三要素標準，雖被廣泛認同和使用，但也並非絕對。因爲這一標準的認定，主要是基於西亞、北非的古代文明的演進情況，由西歐學界概括提出。一旦放眼到全球各地，用以審視種類多樣的文明時，三要素組合的標準就顯現出了它的侷限性。更由於生成特點和發展路徑的差異，不同地區的文明會有一些例外情況出現，與三要素標準並不完全吻合。如中美洲的瑪雅文明就沒有掌握冶金術，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見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圖案也未被認定爲文字，但這些文明的存在是不能否認的。這種情況表明，評價一個文明是否達標夠格，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考察其歷史背景、社會發展、文化成就等多個方面，避免用單一或單項的標準來衡量和評判；運用三要素標準去分析文明形態和文明個體時，我們務必要考慮到文明形成的具體情況，要尊重文明的多樣性，關注到文明的複雜性，尤其要細緻分析不同文明的獨特路徑及呈現方式。

具體到中國，以文明起源三要素看我國古代社會的演進，很容易形成中國只在殷墟時期才進入文明社會、中華文明距今只有3300—3700年的看法。之所以得出這樣的論點，是因爲漢文字的主要形式是甲骨文，現有的考古發現最早出現在商朝（約公元前16世紀—公元前11世紀），主要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用於卜辭和記事。這樣的認定，顯然並不十分合理。因爲單就文字的誕生看，我們必須考慮到諸多情況與多種因素。如不同文明可能會有不同的文字載體，早期人類的文字並非都是刻在堅硬的骨頭、石頭上，假若是刻在竹簡、木塊上，甚或樹葉、樹皮上，這樣的文字就難以長久地傳承下來，這就易於導致對某些文明在認知上的缺憾。再如在發明發現文字之前，早期人類已嘗試過圖畫記事、結繩記事、刻畫符號等多種方法，以此在相互之間訂立契約、達成共識、標識私有關係等，這是否能夠視爲早期文字的一種特別形態或表達方式呢？尤其應當關注的是，在我國距今約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考古發現過比甲骨文更古老的陶文，有些陶文還能解讀，這是否意味着是文字的誕生呢？如果可以這樣看待，那麼甲骨文可視爲漢字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標誌着中國文字系統的正式形成。還有考古發現表明，漢字的起源可能更早出現在伏羲時期，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約9000—7500年前的賈湖遺址（賈湖刻符具有文字特徵）。這些考古發現是實存的，而未被認定爲文字的依據，在標準上是不是過於絕對化了呢？而隨着相關考古實物的增多以及種類的多樣性發現，在文字認定標準上是否還有一定的彈性空間，這或許也是一個新的問題。

種種情況表明，文明起源三要素標準雖具有基礎性，但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文明起源標準從文明演進實際來，而不宜用來去框定、裁判現實的進程。否則，像世界上公認的幾大文明，如尼羅河流域古文明、兩河流域古文明、印度河流域古文明、黃河流域古文明、愛琴海地區古文明、南美洲印第安古文明等，有多項就達不到文明的標準了。這在客觀上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對文明起源標準的認定，我們的視界不能狹窄、狹隘，不能忽略各種文明的特別情況和獨有特徵，我們應當從各種文明趨向一致的共有性狀中，着力提煉出更具普適性、更有說服力的標準體系。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量，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考古發現和多學科綜合研究，進一步明確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實證了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歷史。其中，關鍵的時間點，包括 8000年前起步、6000年前加速、5000年前形成古國文明、4000多年前中華文明在中原地區崛起、3000多年前中華文明得以鞏固。故而，習近平 2022年5月27日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爲充分依據，中國考古博物館（中國歷史研究院）提出了文明的定義，提出了認定一個社會進入到文明社會之標準的中國方案。關於文明定義，明確爲：一個社會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形成了階級、王權和國家，就意味着進入到文明時代；比之早期社會的野蠻狀態，文明時代是人類文化深化發展的高級階段。關於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基本標準，也提出三個方面，分別爲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這可歸結爲三項主要指標，即城市、階級、國家。這一文明標準論斷，突破了此前的“城市、冶金術、文字”三要素的思維框架，根據中國的考古材料，同時兼顧其他古老文明，更爲廣泛地適用於世界各地的文明。這一認定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並得到認可。

二、“社會禮儀”聯通曆史與現實

以上所論，是關於文明起源判定標準的主張，其中所透現出的對文明內涵的理解，是兩種認識向度中的一種。就此方面的論說來看，不管是“文字、冶金術、城市”三要素，還是新的中國方案，都矚目於進入文明社會的門檻，都是在回答人類何時、本着何種標準、以什麼面貌和姿態脫離野蠻狀態而提升到文明境界。這方面的見解，依賴考古資料的支撐和嚴謹的思維推導，固然費心費力且要持久探索，但總體上是在回望、是在找出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那個“節點”及其基本標識；所獲學術成果的影響雖然是深遠的，甚或能夠改寫歷史進程並改變後人的認知，但即便如此，它所改寫的歷史進程仍是後人認知中的歷史進程，而非已經故在的、客觀的過往史實。這就難免引發這樣的思考，我們研究過去的文明“節點”、界定文明起源的標準，僅在於說明一個社會何時進入文明、這個社會已有多長時間的文明歷程。這樣的研究與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升民族自豪感、增強一個民族的文明自信，卻也易於生髮出這樣的追問，此種文明標準與當下我們所需要的文明、所追求的文明狀態有多少關聯呢？是否能夠助益現實社會的文明風尚建設和文明生活踐行呢？因爲進入文明社會的時間長短與現實生活中的文明程度並無必然聯繫。從另一層面看，假若這樣的問題無需提出，或本不應該將嚴謹考證的學術問題拉低到社會實踐之中，我們或可這樣理解，指向歷史“節點”、起源門檻的文明，與現實生活中培育、建設的文明，本就是無所關聯的兩個“文明”，二者是各有其道、各有所用，僅此而已。

實際上，問題並非如此。我們探尋中華文明源頭、確認文明的歷史軌跡，我們講中華文明五千年、強調中華文明博大精深，要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顯然不只是對歷史進程的回望和守護，更在於立足當下搞好文明建設、遠眺文明的未來景象。習近平指出：“只有全面深入瞭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這告訴我們，回望歷史文明是爲了矚目現實文明，歷史文明與現實文明是聯結的、通達的，而不是隔離的、分開的。即便是在文明起源判定的文明內涵中，也不應只有對數千年前進入文明門檻的標準羅列，其中必然要內蘊着文明傳承的精髓要義、內蘊着文明一脈賡續的精神要求。這是架通曆史文明與現實文明、架通文明起源與文明實踐之間通達橋樑的必需，是聯結文明內涵的兩種認識向度、使二者能夠牽手並同道共行的必然。

回到文明起源問題上，我們需要進一步拓寬思維，特別是對標準要素、指標體系進行綜合性把握和系統性考究。必須看到，文明社會與野蠻社會的分野，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質的飛躍。聚焦幾個關鍵性要素，作爲一種鑑識標準是必要的、必須的，但若把幾個關鍵性要素絕對化了，成了排他性的“非此即彼”存在，難免不能應對愈來愈多的文明遺蹟發現，難免走向教條主義。作爲社會發展的一次巨大提升，人類社會進入文明境界，必然是全方位的、全面性的、全視域的，豈是幾條標準、幾方面要素就能囊括、涵蓋的。這要求我們，必須把聚焦要素與綜合判斷有機結合，實現鑑識標準與整體考量的辯證統一。這不僅是理念上的要求，也是踐行中的呼聲。在“城市、冶金術、文字”三要素提出並盛行之際，同時也有從更多要素、更多側面理解文明標準的意見表達，如四要素、六要素、多要素之說。在這方面，華裔美國科學家、考古學家張光直的看法值得關注。在他看來，文明的要素應包括青銅冶煉技術、文字、城市、國家組織、宮殿、複雜社會禮儀等多項 。其中的各項要素是否都具有重要標識價值，還當逐一分析，但其可貴之處在於增加了“社會禮儀”一項。

社會禮儀的提出十分重要，值得關注。在西歐與中國考究文明起源的認識中，禮儀、規範、道德準則，包括“儀典建築”等，時有提及，始終未被排除在探析文明起源的視野之外。之所以如此，蓋因“社會禮儀”在文明內涵和文明起源中佔有不可忽略的地位，道德規範在某些文明體系中甚至具有優先的位次。“中華文明很早就通過內在限制使自我中心化得到了某種揚棄。在以儒家爲主幹的中國文化傳統中，德性是優先於知識的。這一排序顯示了道德優位的文化性格。”我們無意以進入文明社會之後的情況去推論邁入文明門檻時的狀態，但由此也的確讓人能看到一個民族持之有故、深入骨髓的文明養成脈動。文明存在於人與人之間，文明呈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之中，怎能沒有社會禮儀呢？人與人相處、人與人的交往，需要禮儀，需要行爲規範，需要道德遵循。否則，若與禽獸無別，人類怎能進入文明狀態、走入文明社會呢？

中華先人非常看重這一點，甚至將“禮儀”“社會禮儀”推至文明的首位或文明的核心。在孔子看來，“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晏子春秋》認爲：“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何爲文明？中國古代有論，視文明爲文德輝耀，如唐代孔穎達註疏《尚書》時所言，“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才稱得上有文化，光芒普照四方纔稱得上光明；視文明爲文治教化，如前蜀杜光庭在《賀黃雲表》中雲，“柔遠俗以文明，懾兇奴以武略”，即用文治教化來安撫遠方的人民，用軍事謀略來震懾兇暴的敵人。

社會禮儀對於文明的意義，在文明與文化的聯繫與區別中亦可窺見一斑。文明的內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文明指向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豐富內容；狹義的文明主要指精神文明，與精神層面的文化接近。精神文明與精神層面的文化的基本關係可理解爲，文明是文化的內在精髓，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呈現。文明與文化雖含義相近、時有通用，但也有明顯不同。文化指一種存在方式，有文化意味着某種文明，但是沒有文化並不意味着不文明或“野蠻”。比之文化概念，漢語中的“文明”對行爲和舉止的要求更高，對知識與技術的要求則相對要低。從概念內涵上看，文化與文明的區別在於：文化多指向人與物之間的關聯，文明多指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文化主要指向物化的成果、具有顯於外的特徵，文明主要指向內在的修養、具有寓於裡的品格。從基本功能上看，文化能夠以文化育、給人以教化和知識傳授，文明則着意形成氛圍環境、用以感染影響他人。在個人層面上，文化多指擁有的知識、學問，文明則更重視人的素質、修養。文明與文化的區別如是，二者的聯繫亦是清晰可見。文明需要文化支撐。沒有文化內涵的文明是樸素的、自發的、非理性的，如人的善良與禮讓，終歸是不自主的、缺乏定力的、難以持久的（因無文化知識、文化理性的支撐）。文化需要文明內核。沒有文明要素的文化難以達及真善美的境界，如飽學之士卻行爲不雅，終歸是不能受人尊重、不能爲人師表。而能夠把人的文化（知識、見識）與文明（修養、禮節）結合爲一體的，是人文素養。人文素養既含知識智商，也含舉止有序。正如錢穆對中國文化要義的概括那樣，“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間一完人，爲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這一概括凸顯的是文明的禮儀教化功能。

將“社會禮儀”納入文明標準體系之中，意義重大。各種文明起源要素說，意在說明歷史文明、歷史中的文明；社會禮儀作爲文明起源要素之一，有其特別價值。從文明起源要素看，社會禮儀不僅爲文明認定豐富了內容、提供了標準，而且凝結着文明的內在本質，展示着文明狀態下的人際關係要求，使社會文明狀態不只是以人的對象化能力（如冶金術）的物的存在來體現，更在人與人、個體與羣體的人際關係中展示。比之以物的存在體現出的人的能力和文明程度，在人際關係中體現出的人的能力和文明程度更具說服力，更能觸及和揭示文明的真諦。可以說，在已經羅列出的文明起源要素中，真正表徵文明之本質要義的，社會禮儀當是不可或缺。而且，社會禮儀的優勢還在於，它既是歷史文明要素之一，同時又聯通着現實的生活文明、實踐文明。社會禮儀還原了文明與人、文明與人的生活、文明與人的行爲的緊密聯結，使文明內涵的兩種認識向度得以嫁接，使文明起源與文明實踐實現了首尾相顧，使歷史文明、歷史中的文明與生活文明、生活中的文明得以一脈通達。

三、社會實踐和現實生活中的文明

帶着上述認識，進入到文明內涵兩種認識向度中的第二個層面，即當下的文明實踐、文明生活中，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決好的問題，就是怎樣把社會禮儀的要求在文明建設中貫通好、滲入好，怎樣把禮儀規範、道德準則在社會各層面、各羣體中落實下來，內化爲人們的自覺追求和自主行爲。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明新時代文明實踐的着力方向和工作重點，強調要“改進創新文明培育、文明實踐、文明創建工作機制”，要“實施文明鄉風建設工程”。新時代文明實踐的基本任務是多方面的，包括學習實踐科學理論、宣傳宣講黨的政策、培育踐行主流價值、豐富活躍文化生活、持續深入移風易俗等。但就文明培育、文明實踐、文明創建的基本任務和有效踐行看，還是要加強教育引導，以文明培育夯實文明理念；注重日常養成，以文明實踐培養文明習慣；突出務實爲民，以文明創建提升文明質量。總結實踐經驗、借鑑典型做法，當務之急是在行爲規範、自我約束上下功夫，在個人修養提升、文明水平提高上下功夫，以此推動形成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思想觀念、精神面貌、文明風尚、行爲規範，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提供堅強的思想保證、強大的精神力量、豐潤的道德滋養。

首先要明確，文明實踐是對人的行爲的規範。每個人都要重禮儀、遵規範、守準則。這裡的關鍵是制定好一整套合乎實際而又行之有效的禮儀、規範、準則，包括各種制度、規章、要求、約束，包括一系列可爲的與不可爲的條目、能爲的與不能爲的共識。如“八榮八恥”：以熱愛祖國爲榮，以危害祖國爲恥；以服務人民爲榮，以背離人民爲恥；以崇尚科學爲榮，以愚昧無知爲恥；以辛勤勞動爲榮，以好逸惡勞爲恥；以團結互助爲榮，以損人利己爲恥；以誠實守信爲榮，以見利忘義爲恥；以遵紀守法爲榮，以違法亂紀爲恥；以艱苦奮鬥爲榮，以驕奢淫逸爲恥。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一系列禮儀、規範、準則可具體到行業與崗位，對所有的人、所有的行業與崗位、所有的行爲與活動，都可以制定出可操作的規範要求，像職業倫理、職業道德那樣。

其次要明確，文明實踐指向人的禮儀行爲。文明是行爲，文明是行動，文明是實踐。文明行爲是能夠體現核心價值觀要求、維護公序良俗、引領社會風尚、推動社會進步的行爲。倡導文明行爲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一環。如尊重他人、尊老愛幼、守法守規、注重禮儀、遵守公共秩序、保持環境衛生、愛護公共財物、保護環境資源等，都是基礎性的文明行爲。每個人、每個羣體都要從自身做起，把文明禮儀要求在行爲中展現、在行爲中落實。人的規範性文明行爲做得好不好，不是聽他個人怎麼說，關鍵是看他怎麼幹、怎麼做。幹在實處，做得到位，纔是真正的踐行，纔是真正以實際行動詮釋文明的精神要求。

再次要明確，文明實踐重在每個人的自我約束。一系列禮儀、規範、準則是普遍性的、全民性的，沒有居高臨下、沒有例外特殊，也不是有人制定規範、有人遵守規範，而是人人都要遵守規範，制定者更應以身作則。禮儀、規範、準則不能大而化之、更不能如空中樓閣，要可遵循、能落實，假若禮儀、規範、準則不能落實到行動中、不能落到實處，那也就失去了它的本來意義。在文明禮儀成爲大家共識的基礎上，要讓文明實踐具有公信力、約束力。在文明實踐過程中，每個人都要保持清醒和自覺，時刻嚴格約束自己。“吾日三省吾身”不僅是個人品質的體現，更是全社會的普遍遵循。只有每個人都做到嚴於律己，人際關係才能更加和諧，社會生活才能更加文明進步。

文明內涵的兩種認識向度，在“社會禮儀”標準和規範上得以聯通。“社會禮儀”成爲探尋文明歷程和推進文明實踐的聯通基礎，將古代社會文明源頭與現代社會文明追求銜接起來。回望歷史文明，是爲了搞好現實文明；搞好現實文明，務必抓好文明培育、文明實踐、文明創建，使文明要求覆蓋並落實到每一個社會羣體和生活角落。習近平指出：“要大力弘揚時代新風，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推進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不斷提升人民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明素養和全社會文明程度。”當代中國秉承古老文明的血脈源流，一定會在新時代創造出更高水平、更有成效的新的文明。

作者：商志曉，山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原載：《泰山學刊》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