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冒險》第五章：一個產品創造一個產業 威爾遜和他的施樂公司

本文節選自《商業冒險：華爾街的12個經典故事》，上一篇鏈接：

《商業冒險》第四章：海灣硫黃公司內幕交易案

《商業冒險：華爾街的12個經典故事》，作者是約翰-布魯克斯，美國當代影響最大的財經作家之一。本書曾被巴菲特推薦給比爾·蓋茨，比爾·蓋茨在距離本書出版的40年後，巴菲特推薦給他20多年後，依然將之稱爲“我讀過的最好商業書”。《商業冒險》通過記錄商業史上的12個經典故事，向人們提供了一個永恆的警示：投身商業意味着永遠要面對不確定性的風浪，冒險纔是商業精神的核心。

近期我將會在本站號平臺將這本書的各個章節分享給大家，感興趣的網友可以去買一本實體書。

第五章 施樂施樂施樂施樂：一個產品創造一個產業

施樂時任董事長威爾遜投入了鉅額資金和20年時間，終於將複印機推向市場，並迅速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但如今它卻已經沉寂。一家以技術、創新爲核心的企業，怎樣才能不被時代淘汰？

1887年，當芝加哥A.B.迪克（A.B.Dick）公司的第一臺油印機——第一臺用於實際辦公的、可複印文字頁面的機械速印機——問世時，它並沒有風靡全國。相反，迪克先生髮現自己面臨着艱難的營銷問題。迪克先生曾是一名木材商，因厭倦了用手抄寫價目表而嘗試自行發明可用於複印的機器，並最終從油印發明者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那裡取得授權，開始生產油印機。“人們不想製作大量辦公文檔的副本。油印機的第一批使用者大體上都是非商業機構，比如教堂、學校和童子軍部隊。爲了吸引企業和專業人士，祖父和他的同事不得不做起大量傳教士般的工作。用機器對辦公文檔進行復制是全新的想法，顛覆了存在已久的辦公模式，令人不安。畢竟，在1887年，打字機問世才十幾年，還沒有被廣泛使用。複寫紙也是如此。商人或律師如果想要一份文件的五份副本，就會讓一個職員手抄五份。人們也許會問祖父：‘爲什麼要有這麼多複印件？它們被到處亂放，只會讓辦公室顯得雜亂，引誘人們窺探隱私，還浪費優質紙張。’”他的孫子、迪克公司現任副總裁C.馬修斯·迪克（C.Matthews Dick）說。該公司現在生產全系列的辦公用複印機和速印機，也包括油印機。

老迪克遇到的另一個麻煩也許與一種普遍存在的壞名聲有關：對圖像材料進行復制的想法在幾個世紀以來都是不被允許的。這一壞名聲也體現在英語名詞和動詞“copy”的多種隱含之意上。《牛津英語詞典》清楚地顯示，在這幾百年間，該詞詞義都與“欺騙”有關；事實上，從16世紀晚期到維多利亞時代，“複製（copy）”和“假冒（counterfeit）”幾乎是同義的（中世紀時期，“copy”的名詞義項被大量使用，意爲“充足”或“豐富”；到17世紀中葉，該詞名詞義項已逐漸淡出，只留下形容詞義項，意爲“大量的”）。法國作家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在他1665年出版的《箴言集》（Maxims）中寫道：“只有能夠呈現平庸原作的荒謬之處的抄本纔是好抄本。”1857年，羅斯金（Ruskin）斷言說：“永遠不要買一幅畫的複製品。”他的這一警告反對的不是欺騙，而是品質的降低。對書面文件進行復制的做法往往也遭到懷疑。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在1690年寫道：“儘管一份記錄的副本經證實後可以成爲有力的證據，但是副本的副本，無論得到多麼充分的證明，在司法上也不會被採納爲證據。”大約在同一時期，印刷行業又貢獻了一個富於暗示的新詞——“底稿”。在維多利亞時代，稱一個人或一件物品爲其他人或物品的複製品，意指它們更爲遜色，是人們很喜歡的一種表達習慣。

到20世紀，這些態度出現了逆轉，因日益工業化而產生的現實需求無疑是主要原因。無論如何，辦公複印開始迅速發展（這種發展恰好與電話的興起同時出現，看起來似乎有些矛盾，但事實或許並非如此。所有證據都表明，不論何種方式的人際交流，其目的都遠不止於實現交流，總是孕育着更多需求）。1890年後，打字機和複寫紙開始普遍使用，到20世紀初，油印已成了一道標準的辦公程序。“如果辦公室裡沒有一臺愛迪生油印機，那它便是不完整的。”1903年的迪克公司可以這樣自誇。那時，使用中的油印機已有約15萬臺；到1910年，可能超過了20萬臺；到1940年，達到了近50萬臺。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膠印機成功進入辦公領域，如今它已是多數大型寫字樓的標準配置。比起油印機，膠印機在工作時顯得更爲靈巧，是其有力的競爭對手。不過，與油印機一樣，人們在使用膠印機前，必須先專門製作一種母版頁，過程相對昂貴和耗時。因此，只有在需要大量副本時，膠印機才經濟實用。在辦公設備行話裡，膠印機和油印機都是“速印機（duplicator）”而非“複印機（copier）”，速印和複印之間的分界線一般介於10～20份副本之間。技術最爲滯後的是高效、經濟的複印機的發展。許多不需要專門製作母版頁的影印設備在1910年左右開始出現，其中最著名（現在仍是）的是直接影印機（Photostat），但由於成本高、速度慢、不易操作，這些設備的用途很大程度上僅限於對建築和工程圖紙，以及法律文件的複印。直到1950年後，在製作一份商業信函或打字稿的副本時，唯一可行的設備還是附有複寫紙的打字機。

20世紀50年代是機械化辦公複印的原始開拓時代。在短短的時間內，市場上突然涌現了一系列無需母版頁就能複印大多數辦公文檔的設備，每份拷貝花費僅幾美分，製作時間僅需一分鐘，甚至更短。這些設備使用的技術各不相同：明尼蘇達礦業與製造公司（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ring）在1950年推出了紅外複印機（Thermo-Fax），使用的是熱敏複印紙；美國影印設備公司（American Photocopy）在1952年推出的“Dial-A-Matic Autostat”複印機是基於普通照相術的改良；伊士曼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1953年推出的“Verifax”複印機使用了一種被稱爲染印的方法，等等。但與迪克先生的油印機不同，幾乎所有這些設備都立即找到了銷路，一方面是因爲它們滿足了真正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因爲這些設備及其功能令使用者產生了強烈的心理迷戀。現在看來後者很明顯。在這個總是被社會學家描述爲“大衆社會”的社會，使物品形態從“唯一”變成“無數”的念頭，正逐漸成爲一股難以抑制的衝動。

然而，所有這些早期的複印機都有嚴重的內在缺陷，令人沮喪。例如，Autostat和Verifax不易操作，複印出來的副本很潮溼，必須設法弄乾，而紅外複印機製作的副本在過熱環境中容易變黑，並且，這三種設備都必須使用由設備製造商供應的、經特殊處理的紙張。要使這股衝動變成狂熱，需要的是技術突破。20世紀50年代末60年初，這個技術突破隨着一種採用靜電覆印技術的設備的出現而到來。該設備使用普通紙張，製作出來的副本乾燥、優質、可永久保存，使用中的問題也最少。它的出現立即就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主要得益於靜電覆印，美國年總複印量（而不是速印）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2000萬份上升到了1964年的95億份，到1966年，達到了140億份；此外，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幾十億的複印量。更重要的是，教育者對印刷教科書的態度，及商務人士對書面溝通的態度都發生了明顯轉變；先鋒派學者歡呼靜電覆印革命，將其重要性與汽車的發明相提並論；投幣式複印機開始在糖果鋪和美容院裡出現。複印機狂熱如火如荼，不過，與17世紀荷蘭鬱金香狂熱的曇花一現不同，它的影響註定相當深遠。

帶來這次重大技術突破、生產出製作了幾十億份拷貝的設備的公司，正是位於紐約州羅切斯特市的施樂公司（Xerox Corporation）。它也因此成了20世紀6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成功大企業。1959年，施樂公司（當時名爲哈洛伊德施樂有限公司[Haloid Xerox，Inc.]）推出了第一臺用於辦公的自動靜電覆印機，當年銷售額即達3300萬美元。1961年銷售額爲6600萬，1963年達到1.76億，1966年達到5億多。公司總裁約瑟夫·威爾遜（Joseph C.Wilson）說，如果能維持這種增長速度幾十年，施樂公司的銷售額將會超過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當然，這不可能發生，也許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件幸事）。在《財富》（Fortune）雜誌發佈的美國500強工業企業排名中，施樂公司1961年未進入榜單，1964年名列第227位，1967年上升至第126位。《財富》的排名基於年度銷售額；如果根據其他某些指標，施樂公司的排名遠不止一百多名。例如，1966年初，它在全國淨利潤排名中約列第63位，在銷售利潤率排名中約列第9位，在股票市值排名中約列第15位。並且，在股票市值排名中，這家新貴公司的排名超過了許多歷史悠久的工業巨頭，如美國鋼鐵公司（U.S.Steel）、克萊斯勒汽車公司（Chrysler）、寶潔公司（Procter & Gamble）和美國無線電公司（R.C.A）。誠然，公衆投資者對施樂的熱情使它的股票成了60年代股市的“戈爾康達”[1]。任何在1959年底買入施樂股票，並持有至1967年的人都會發現，其價值約爲買入價的66倍。真正有遠見的、早在1955年就買入哈洛伊德股票的人則會發現，他的初始投資奇蹟般地增長了180倍。不出所料，一大羣“施樂百萬富翁”因此涌現——據說有好幾百位，絕大多數要麼住在羅切斯特市，要麼來自那裡。

注：[1] 戈爾康達是印度的著名鑽石礦，在18世紀之前，印度是世界上唯一的鑽石產地。

哈洛伊德公司1906年成立於羅切斯特市，是施樂公司的“祖父”，正如其創始人之一約瑟夫·威爾遜也是施樂公司1946～1968年的老闆、與他同名的小約瑟夫·威爾遜的祖父。老威爾遜曾經開過當鋪，也曾擔任過羅切斯特市市長。哈洛伊德生產相紙，但是和所有生產相紙的公司，尤其是那些身在羅切斯特的公司一樣，它也活在鄰居柯達的巨大光環之下。不過，即使面對強勁對手，它依然能力十足，平安地度過了大蕭條。然而，在二戰結束後的最初幾年，競爭加劇，勞動力成本上升，哈洛伊德不得不開始尋找新產品。它的科學家們想到了一種可能，即巴特爾紀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正在研究的複印技術。巴特爾研究所位於俄亥俄州哥倫布市，是一個大型的非營利性工業研究機構。此時，讓我們把故事閃回到1938年皇后區阿斯托里亞（Astoria）一家酒吧二樓的廚房。這裡被不起眼的發明家切斯特·卡爾森（Chester F.Carlson）用作臨時實驗室。卡爾森那年32歲，是一名瑞典裔理髮師的兒子，畢業於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曾受僱於紐約P.R.馬洛裡公司（P.R.Mallory & Co.）的專利部門——一家總部位於印第安納波利斯、生產電氣和電子元件的公司。爲了追求名聲、利益和獨立性，卡爾森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嘗試發明一種辦公複印機，並僱用了德國難民物理學家奧托·科涅（Otto Kornei）做助手。在使用了多種笨拙的實驗設備，產生了大量的煙霧和惡臭之後，他們的實驗終於在1938年10月22日取得成果，成功地把寫在一張紙上的“10-22-38 Astoria”字樣轉移到了另一張紙上。這個轉移過程被卡爾森稱爲電子照相術，包含5個基本步驟：對光導表面施加靜電電荷（如用毛皮摩擦），使之具有感光性；對這個光導表面進行曝光，以形成靜電潛像；在光導表面噴上粉末，粉末僅附着於帶電的區域，從而使潛像顯影；把影像轉印到某種紙張上；用高溫固定影像。每一個單獨步驟都與其他技術十分類似，但把這些步驟結合起來就是全新的過程。該過程十分新穎，以至於商業巨頭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意識到它的潛能。卡爾森利用在紐約的工作中學到的知識，很快就圍繞這一發明編織了複雜的專利網，並開始嘗試出售。科涅不久後就在別的地方找到工作，永遠地告別了電子照相術領域。在隨後5年，卡爾森一邊繼續着在馬洛裡的工作，一邊尋找着另一種形式的兼職，即向全國各個主要的辦公設備生產商推銷其發明的使用權，但屢次遭拒。1944年，卡爾森終於說服巴特爾紀念研究所對他的發明做進一步開發，作爲交換，研究所將獲得因出售或授權他人使用所得費用的四分之三。

回顧至此結束，靜電覆印就此誕生。到1946年，巴特爾對卡爾森發明展開的研究已經引起了許多哈洛伊德人的注意，其中就包括即將出任公司總裁的小約瑟夫·威爾遜。威爾遜還向他的新朋友索爾·利諾維茨（Sol M.Linowitz）表達了自己的興趣。利諾維茨是一位聰明、有活力、熱心公益的年輕律師，剛從海軍退役，當時正忙於在羅切斯特新設一個廣播電臺，播送自由主義觀點，與甘尼特報業集團（Gannett newspapers）的保守觀點相抗衡。儘管哈洛依德有自己的律師，但威爾遜還是對利諾維茨印象深刻，並邀請他一起去看看巴特爾的研究——並說這只是個“一次性”的工作。“我們專程到哥倫布，去看一塊用貓毛摩擦的金屬。”利諾維茨曾這樣說道。在此次旅行及後續多次旅行後，雙方達成了一項協議：哈洛伊德向巴特爾和卡爾森支付專利使用費，得到使用其發明的授權，並承諾與巴特爾共享研究成果，共同承擔開發費用。看起來，後來的所有事情都源於這份協議。1948年，他們打算爲卡爾森的發明取一個新名字。一名巴特爾職員與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古典語言教授一起，從古希臘語中找到兩個詞，組合在一起，得到了新名稱“靜電覆印（xerography）”或“幹印（dry writing）”。與此同時，巴特爾和哈洛依德的科學家小團隊在奮力開發的過程中，遇到了一個又一個意想不到的技術難題；事實上，哈洛依德的人一度很灰心，曾考慮將大部分的靜電覆印權出售給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但最終取消了交易。隨着研究繼續進行，研究成本節節攀升，哈洛伊德的投入逐漸成了一件孤注一擲的事。1955年，哈洛伊德與巴特爾簽訂了一項新協議，取得卡爾森發明的全部專利權，獨自承擔該項目的全部開發費用，作爲交換，巴特爾得到了大量的哈洛伊德股份，並將其中一部分分給了卡爾森。研發費用是驚人的。1947～1960年，哈洛依德在靜電覆印研究上花費了近7500萬美元，約爲它同期常規業務收入的兩倍；它通過借貸，以及向那些善良、不顧後果或非常有遠見的人大量發行普通股來取得收支平衡。部分出於對苦苦掙扎的本地產業的關心，羅切斯特大學用其捐贈基金買進了大量施樂股票，由於後來的股票分割，價格約爲每股50美分。“如果我們在幾年後不得不賣出股票以減少損失，請不要生我們的氣。”學校的一名員工緊張地對威爾遜提醒道。威爾遜承諾不會生氣。當時，他和公司其他高管得到的薪酬大部分都是公司股票的形式，其中一些高管竟然還拿出自己的積蓄，或用房產抵押貸款，以幫助繼續這個項目（那時，高管中最突出的正是利諾維茨，他與哈洛依德的關係已遠非“一次性”可言；相反，他成了威爾遜的得力助手，負責公司關鍵性的專利安排，組織和指導公司國際事務，還擔任過一段時間的董事會主席）。1958年，在經過仔細考慮後，哈洛伊德公司更名爲哈洛依德施樂，即便當時還沒有重要的靜電覆印產品面世。在此前幾年，哈洛依德就採用了“施樂（XeroX）”商標，威爾遜本人也承認，這是對“柯達（Kodak）”商標赤裸裸的模仿。末字母的大寫“X”很快就不得不降爲小寫，因爲它發現沒有人會刻意將其大寫，但這種至少與柯達的商標一樣令人無法抗拒的近迴文結構被保留了下來。威爾遜說，採用並保留XeroX或Xerox商標的做法遭到了公司許多顧問的強烈反對，他們擔心公衆會覺得這個詞不好發音，或誤以爲是防凍液品牌，或會在腦子裡將它記成“零”，其財務意義很令人喪氣。

然後，在1960年，施樂公司迎來了大爆發，突然間一切都發生了逆轉。公司不再擔心其商標名字是否會成功，轉而擔心它是否過於成功。“xerox”成了一個新的動詞，頻繁地出現在對話和書面文字中，公司對這個詞的專屬權受到了威脅，不得不煞費苦心地發起一場活動，反對濫用（1961年，它一鼓作氣，徹底更名爲施樂公司）。施樂的高管不再擔心自己和家人的未來，反而擔心起自己在親戚朋友中的名聲，因爲他們在股價僅爲20美分時曾謹慎地建議他們不要投資。總之，每一個持有大量施樂股票的人都變得很富有——省吃儉用投資的高管、羅切斯特大學、巴特爾紀念研究院，還有切斯特·卡爾森。因爲與施樂之間的一系列協議，到1968年，卡爾森持有的股票市值達到了數百萬美元，根據《財富》雜誌的排名，他成了美國最富有的66人之一。

坦率地說，施樂的故事有種老式的，甚至是19世紀式的風格：孤獨的發明家、簡陋的實驗室、小型的家族式企業、一開始的挫折、對專利制度的依賴、藉助古希臘語尋找商標名字、最終成功地證明了自由企業制度的正確性。但是，施樂還有另一個特點。與大多數19世紀的企業不同，施樂向全社會展現了其企業責任感，而不僅是向股東、員工和客戶。事實上，這種做法也提前對20世紀的企業起到了約束作用。威爾遜曾說：“要設置高目標，要有幾乎不可能實現的願景，要讓人們相信我們可以實現——這些都和企業資產負債表一樣重要，或許比它更重要。”其他施樂高管也常以自己的方式強調，與其說“施樂精神”是爲了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倒不如說是爲自己着想而強調“人的價值”的依據。當然，這種檯面上的豪言壯語在大企業中並不罕見，當這些話從施樂高管口中說出時，也同樣容易引起懷疑，考慮到施樂的鉅額利潤，甚至還會令人惱火。然而，有證據表明，施樂的確說到做到。1965年，它對教育和慈善機構捐款1632548美元，1966年捐款2246000美元，羅切斯特大學和羅切斯特社區福利基金是這兩年中最大的受捐者。這兩筆捐贈佔公司當年稅前淨收入的比例均爲1.5%左右，顯著高於多數大企業爲慈善工作留存的比例。就從那些經常被視爲慷慨典範的企業中舉幾個例子吧：1965年，美國無線電公司的捐款額約佔稅前收入的7‰，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佔比遠低於1%。除此之外，施樂公司還用一個舉動表明了自己堅持高尚行爲的決心：1966年，它加入了“百分之一計劃”——通常也被稱爲克利夫蘭計劃。該計劃發起於克利夫蘭市，要求本地企業每年除其他捐贈行爲外，還要將稅前收入的1%捐給當地教育機構。因此，如果施樂的收入持續大幅上揚，羅徹斯特大學和當地的姊妹機構的未來是有一定保障的。

施樂還出於與利潤完全無關的目的冒險做了一些別的事情。1964年，威爾遜在一次演講中說：“公司不能拒絕在有重要意義的公共問題上表明立場”——如果存在某種商業異端邪說的話，這便稱得上是了。因爲，在某個公共問題上表明立場，顯然就會疏遠立場相反的客戶及潛在客戶。施樂主要的公共立場是對聯合國的支持，言外之意也就是對其批評者的反對。早在1964年，施樂就決定斥資400萬美元（一年的廣告預算），爲一系列有關聯合國的電視節目提供經濟支持。這些節目中沒有廣告，除了在每期節目開始和結束時的聲明中提到施樂的贊助之外，沒有任何與施樂有關的標識。在宣佈決定大約三個月後，也就是當年七八月份，施樂突然收到大量反對該項目、要求公司放棄的來信。信件共有約15000封，既有溫和的講理，也有強硬的、情緒化的譴責。許多信中稱，聯合國是一個剝奪美國人憲法權利的工具，《聯合國憲章》部分出自美國共產黨之手，不斷地被他們用來推進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還有少數幾封來自公司老闆，毫不客氣地威脅稱要把辦公室裡的施樂複印機扔出去，除非這系列節目被叫停。只有極少數的來信者提到了約翰·伯奇協會[2]，但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是協會成員，不過有間接證據表明，大批量的信件是精心策劃的伯奇行動。首先，伯奇協會在近期的一份出版物上發出了呼籲，慫恿其成員給施樂寫信，抗議聯合國系列節目，並指出，信件轟炸已經成功地說服一家大型航空公司撤下了飛機上的聯合國徽章。此外，一項在施樂的鼓動下開展的分析顯示，這15000封信件的真實作者僅有約4000人，進一步證明這是一起有計劃的行動。無論如何，施樂員工和董事都沒有被說服，也不懼怕威脅；聯合國系列節目於1965年在美國廣播公司亮相，贏得了各方喝彩。威爾遜後來稱，這些節目，以及無視反對抗議的決定，爲施樂帶來了更多的朋友，而非敵人。許多觀察家稱威爾遜的做法是相當罕見的商業理想主義，不過，在與此有關的所有公開聲明中，他都堅稱這只是合理的商業判斷。

注：[2] 約翰·博奇是一名中情局官員，他的死亡催生了約翰·博奇協會這個極右組織。

1966年秋天，施樂公司遇到了使用靜電覆印技術以來的第一個麻煩。當時，在辦公複印領域有40多家企業，其中很多在施樂的授權下生產靜電覆印設備（施樂拒絕提供授權硒鼓的技術，這也是唯一關鍵的技術，正因如此，施樂自己生產的設備才能在普通的紙張上覆印。而所有的競爭產品都仍需要經特殊處理的紙張）。新行業的開拓者總是享有制定高價的巨大優勢，施樂公司也不例外。《巴倫週刊》（Barron's）在8月指出，“這個一度神話般的發明可能很快會變成司空見慣的事，這是所有技術進步都不可避免的結果”。現實似乎正是如此。出售廉價品的後來者紛紛涌入複印業。一家公司在5月給其股東的信中預言，到未來某天，市場上會出現售價10美元或20美元的複印機，它們會像玩具一樣被銷售（1968年，玩具的售價約爲30美元）。甚至還有人說，也許某天覆印機會成爲促銷複印紙的贈品，就像剃鬚刀架早已成爲促銷剃鬚刀片的贈品一樣。施樂公司意識到，帶來舒適的小壟斷優勢的專利技術最終會進入公有領域，因此，多年來它一直通過兼併其他領域的公司來擴大業務，主要涉及的是出版和教育行業。例如，1962年，施樂收購了大學縮微膠捲出版公司（University Microfilms），該公司保存有豐富的未發表手稿、絕版書籍、博士論文、期刊和報紙的縮微膠捲；1965年，施樂又收購了兩家公司——美國教育出版公司（American Education Publications）和基本系統公司（Basic Systems），前者是美國最大的面向中小學生髮行教育期刊的出版社，後者是教學設備生產商。但這些舉動未能使市場上教條的批評家消除疑慮，施樂股票陷入低谷。1966年6月下旬，施樂股價爲每股267.75美元，10月初跌到131.625美元，公司市值減少了一半以上。在10月3日至10月7日這一工作周內，施樂股票下跌了42.5美元。其中10月6日最爲驚心動魄，當日紐約證券交易所裡有市值約2500萬美元的施樂股票被拋售，無人接盤，導致施樂被停牌5個小時。

我發現，當公司經歷一些挫折時，他們的表現往往是最有趣的。因此，我選擇了1966年秋天這個時間對施樂公司及其員工做一番觀察——其實，早在一年多前我就有此打算。我的第一步是瞭解它的一款產品。當時，施樂有一條綜合的複印機及相關產品線。例如，914型複印機，書桌般大小，幾乎可以複印任何類型的黑白頁面，不論是印刷、手寫、打字稿，還是圖畫，只要尺寸不超過9×14英寸即可，複印一張的速度僅爲6秒左右；813型，體積更小，可以放在桌子上，本質上是914的縮小版（施樂的技術人員喜歡把它稱爲“排了氣的914”）；2400型，外觀像現代化廚竈的高速複印機，複印速度爲每分鐘40張，或每小時240張；Copyflo，能夠將縮微膠捲頁面放大至普通書本頁面大小進行復印；LDX，可以通過電話線、微波無線電或同軸電纜傳輸文檔；Telecopier，非靜電設備，由米羅華公司（Magnavox）公司設計和生產，施樂負責銷售，像是LDX的初級版本，特別受外行人喜愛：它僅由一個小盒子構成，與普遍電話線連接後，使用者便能快速向他人傳輸一小張圖片（當然，會發出一定的吱吱聲和滴答聲），只要對方也有一部電話機和一個同樣的小盒子。914型是第一臺自動靜電覆印產品，也是構成重大突破的產品。對於當時的施樂及其客戶來說，914仍是最重要的產品。

據稱，914是史上最成功的商業產品，但只要施樂公司不公佈單個產品的精確營收數據，該說法就無法得到權威的證實或否認。不過，施樂的確表示，在1965年，914帶來的收入佔其總營業收入的62%，總計超過2.43億美元。1966年，914售價2.75萬美元，用戶也可以選擇租用，月租金25美元，每複印一張再支付4美分，並完成價值至少49美元的複印量。這種定價是故意設置的，目的就是使租用比購買更有吸引力，因爲施樂最終以這種方式賺得更多。914外觀呈米色，重650磅，看起來很像現代化的L型金屬桌；操作時，我們把需複印的原件——平面紙張、平攤的書本中的兩頁，甚至手錶或獎牌這樣的小型三維物體——正面朝下放在表面平坦的玻璃視窗上，按下按鈕，9秒鐘後，複印好的紙張就會出現在托盤裡；如果把914比作桌子，那麼這個托盤就相當於發文籃。914在技術上很複雜（一些施樂銷售人員堅稱比汽車更復雜），很容易出現問題，十分惱人，因此施樂僱用了幾千名外勤修理工人，隨時待命，一接到通知就奔赴現場維修。最常見的故障是複印紙的堵塞。這種情況被形象地稱爲“誤噴”，因爲在複印時，機器內部會產生一股氣流，將複印紙推升至待印位置，若噴氣出錯，則會出現這種故障。嚴重的“誤噴”偶爾會使紙張與高溫零件接觸，點燃紙張，導致機器裡冒出許多白煙，令人驚慌。在這種情況下，操作者應該什麼都不做，最多也就是用附在機器內的小型滅火器來滅火。如果我們不管它，火會自己燒盡，相對無害；但若是往914身上澆一桶水，可能會將致命電壓傳導到金屬表面。除了故障，914還需要操作者經常性地對它投以關注。複印機操作員通常是女性（最早操作打字機的女孩自稱“打字員”，但慶幸的是，沒有人稱施樂操作員爲“施樂員”）。複印紙和被稱爲“墨粉”的黑色靜電噴粉需定期補充，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硒鼓，必須定期用特殊的耐擦棉花清洗，並定期上蠟，頻率很高。我花了幾個下午的時間與一臺914及其操作員待在一起，在觀察中我發現，他們的關係可能是我見過的一個女人和一臺辦公用設備之間的最親密的關係。使用打字機或交換機的女孩對設備完全不感興趣，因爲它毫無神秘感；操作計算機的人會對其厭倦，因爲它完全不可理解。但914有着明顯的動物性：它必須被餵養，必須被照料；它很嚇人，但可以被馴服；它容易受不可預測的突發狀況和不當行爲傷害；但是，一般來說，你怎樣對待它，它也會以相應的方式迴應你。這位施樂操作員告訴我：“一開始我很怕它。施樂的人說，‘如果你害怕它，它就不會工作’，這句話很對。這是個不錯的傢伙，我現在很喜歡它。”

在與施樂銷售員的聊天中我瞭解到，他們總是在想辦法，爲公司產品開發新的用途，但他們的想法永遠跟不上一般大衆。一種相當奇特的用途是保證新娘得到她想要的結婚禮物：準新娘把自己的禮物清單交給百貨公司；百貨公司把清單交給配有施樂複印機的新娘禮物登記櫃檯；準新娘的朋友們事先已巧妙地得知情況，他們來到櫃檯前，拿到一份禮物清單的複印件，開始根據清單購物，選購完畢後在清單上做上標記，再交還給櫃檯。因此，總清單就可以得到修正，供下一任主顧使用。（“許門！許門！許門！”[3]）新奧爾良及其他地方的警察局也找到了複印機的新用途：對於那些要在拘留所過夜的人，警察原先要把從他們身上除下的財物打印成一張收據，十分費力；現在，他們只需把這些東西——錢包、手錶、鑰匙等——放在914的掃描玻璃面板上，幾秒鐘後就能得到圖像收據。醫院用施樂複印心電圖和化驗報告，經紀公司利用它可以更迅速地爲客戶提供可靠信息。事實上，不論是什麼人，不論他有什麼想法，只要這種想法能通過複印取得，那他就可以到那些有投幣式複印機的雪茄店或文具店享受一下（有趣的是，施樂生產了兩款配置不同的914型投幣式複印機，一款適用10美分的硬幣，另一款適用25美分的硬幣；購買人或承租人可以自行決定收費金額）。

注：[3] 神話傳說中的婚姻之神。

複印也有弊端，而且顯然很嚴重。最明顯的就是過量複印。一種原先被看作官僚作風的趨勢已經開始蔓延：當一份複印件夠用時，人們往往會複印兩份或更多；當不需要複印件時，人們也習慣印上一份；曾被用來描述官僚浪費的俗語“一式三份”，現在成了一種輕描淡寫的說法。等待被按下的按鈕、機器工作時發出的嗡嗡聲、落入托盤的整潔的複印件，這些都是令人興奮的體驗，新手操作員總有種要把口袋裡所有文件都複印一遍的衝動。一旦用過複印機，往往就會上癮。或許，成癮的主要風險與其說是雜亂的文件、重要材料的損耗，倒不如說是對原作的消極態度——一種只有複印件、或只有被複印過的原作才重要的感覺。

靜電覆印更直接的問題在於，它是違反版權法行爲的一大誘因。現在，幾乎所有的大型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及許多高中圖書館都已配備複印機，需要從出版圖書中複印幾篇詩歌、從故事選集中複印幾篇小故事，或從學術期刊中複印一篇文章的教師和學生都養成了一種習慣：從圖書館書架上取出書本，拿到圖書館複印室，把想要的內容用施樂複印下來。這種做法顯然損害了作者和出版商的經濟利益。由於出版社和作者幾乎從來都不會起訴教育者，又或者僅僅因爲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侵權，總之，對於這種侵犯版權的行爲目前還沒有法律記錄；此外，教育者往往也不知道自己做了違法的事。許多作者的版權在不知不覺中就因靜電覆印遭到了侵犯，幾年前的一起事件間接地表明，這種可能性顯然是存在的。當時，一個教育工作者協會發出通知，明確告知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全部教師，他們在哪些情況下可以複印有版權的材料，哪些情況下不可以，幾乎就在瞬間，教育者向出版社申請複印授權的數量顯著增加。還有一些更明確的徵兆，預示着事態照此發展可能產生的後果。例如，1965年，新墨西哥大學圖書館學院的一名工作人員公開主張，圖書館應將90%的預算用於員工、電話、複印、電話傳真等，僅留10%的預算給圖書和期刊。

圖書館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嘗試着去監督複印行爲。紐約公共圖書館主要分館的影印服務部每週要填寫近1500份申請表，申請對圖書館藏品的複印，它告訴讀者，“對有版權材料的複印僅能用於‘合理用途’”，也就是說，複印的數量和種類基本只限於簡要摘錄，因爲已有的法律判例認爲這不構成侵權。該圖書館還稱，“在複印和使用過程中如出現任何問題，申請人需承擔一切責任”。在第一部分的聲明中，圖書館似乎要承擔責任，但在第二部分中，它又撇清了自己的關係。這種矛盾可能正反映了圖書館複印機使用者中普遍存在的不安。在別的地方，通常連這種程度的顧忌都不存在。商務人士在其他方面一絲不苟地遵守法律，但在他們眼裡，侵犯版權的嚴重性似乎與亂穿馬路相當。我聽說，曾有一位作者獲邀參加一個高級別、高規格的商業領袖研討會，他驚奇地發現，自己剛出版的一本書裡面一個章節的內容被複印了出來，並分發給了與會者，當作會議討論的材料。當這位作者提出抗議時，這些商務人士還十分吃驚，甚至覺得受到了傷害，他們原以爲作者會因作品受關注而感到高興。不過，這種奉承無異於小偷以偷竊的方式稱讚一位女士佩戴的珠寶。

一些評論家認爲，到目前爲止發生的事只是圖形革命的第一階段。加拿大哲人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靜電覆印術給出版界帶來了一場腥風血雨，因爲它意味着每一位讀者都能同時成爲作者和出版人。在靜電覆印術下，作者和讀者都能轉變爲生產導向型……靜電覆印的發明對於印刷領域的重要性可與電的發明比肩，是對這個古老領域的徹底變革。”此文發表於1966年春天的《美國學者》（American Scholar）。即使考慮到麥克盧漢總是反覆無常（他曾坦白說“我的想法每天都會變”），他在這件事上卻似乎是認真的。許多雜誌文章都曾預言，今天存在的書籍在未來會徹底消失，未來的圖書館就像一種計算機怪物，能夠以電子化和靜電印刷術的方式存儲和檢索書的內容。在這樣的圖書館裡，“書”可以是很小的電子芯片——一版僅需一份。不過，所有人都公認的是，距離這樣的圖書館出現尚有一段時日（但距離也沒那麼遠，不排除已經有深謀遠慮的出版社做出了謹慎的反應。從1966年底開始，人們早已熟悉的、在所有哈考特-佈雷斯-世界出版公司[Harcourt，Brace & World]出版圖書的版權頁上都寫有的固定套話“版權所有”，變成了讀起來有點嚇人的長句子，“版權所有。本出版物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形式、通過任何電子或機械的手段進行復印和傳播，包括影印、錄製，或任何信息儲存和檢索系統……”其他出版社也很快效仿）。在20世紀60年代末，最接近於這種“未來圖書館”的一個例子便是施樂的子公司大學縮微膠捲出版公司。該公司能夠把絕版書的縮微膠捲放大，以美觀、高清晰度的平裝形式複印出來，每頁成本僅4美分；它也確實這樣做了。如果此書受版權保護，公司則會在每次複印時向作者支付版權使用費。但是，幾乎人人都能用遠低於市價的成本自行復印和出版圖書的時代並不遙遠；它就在當下。這些業餘出版商所需的不過只是一臺施樂複印機和一臺小型膠印機。靜電覆印術一個重要的小貢獻便是，它能製作出可以在膠印機上使用的母版頁，比以前的方法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據美國作家聯盟的法律顧問歐文·卡普（Irwin Karp）稱，在1967年，利用這些技術，只需幾分鐘時間就可以將任何出版圖書複印50份並進行體面地“出版”（不含裝訂），每頁成本僅0.8美分，如果印數大的話，成本還會更低。假如一位老師希望向50名學生分發一本64頁的詩集，他可以以每本3.75美元的售價購買，如果他打算無視版權，那麼也能以每本略高於50美分的成本做到。

作者和出版商都表示，新技術的風險在於，它們在使書籍消失的同時，也會使作者、出版社及寫作本身都隨之消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社長小赫伯特·貝利（Herbert S.Bailey，Jr.）在《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寫到了他的一位學者朋友。他說，這位學者已經取消了對所有學術期刊的訂閱，現在在公共圖書館瀏覽期刊目錄，然後把感興趣的文章複印下來。貝利說：“如果所有學者都這樣做，那就不會有學術期刊了。”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國會一直在考慮對1909年頒佈的《版權法》作首次修訂。聽證會上，代表全國教育協會及其他教育團體的一名委員堅稱，如果教育要跟上國家經濟增長的節奏，那麼目前的版權法和合理使用原則在涉及學術用途時必須予以放寬。不出意料，作者和出版商都反對放寬權限。他們堅信，對現有權利任何程度的放寬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他們的生計，在未知的靜電覆印的未來，剝奪程度或許更大。衆議院司法委員會1967年通過的一項法案明確規定了合理使用原則，不含任何與教育相關的複製權豁免，似乎代表着作者和出版社的勝利。但直到1968年底，鬥爭的最終結果仍不明朗。就麥克盧漢而言，他深信，爲保留舊式的作者保護權而做的所有努力都代表着落後的思想，註定會失敗（或者說，至少在寫《美國學者》上那篇文章時，他對此深信不疑）。“沒有什麼能夠保護技術，除了技術本身，”他寫道，“當你創造一個擁有某種技術的環境時，你同時必須創造另一個與之抗衡的、擁有更先進技術的環境。”但鮮有作者擅長技術，也許無法在與之抗衡的環境中取得成功。

在面對這個由施樂產品開啓的潘多拉魔盒時，施樂公司的做法基本與威爾遜提出的崇高理念相符。儘管從商業利益的角度看，它應該鼓勵，或至少不反對越來越多關於任何可讀材料的複印件的出現。然而，施樂做了很多努力，向複印機使用者說明他們的法律責任。例如，每一臺出廠的新機器都附有一張紙板海報，列着不可複製物品的長清單，包括紙幣、國債、郵票、護照，以及“未獲著作權人許可的任何形式和種類的版權物”（有多少這樣的海報最終被丟進廢紙簍則是另一回事）。不僅如此，夾在修訂版權法鬥爭雙方中間的施樂公司抵住誘惑，不但沒有一邊道貌岸然地袖手旁觀一邊大獲其利，反而展現出了堪稱典範的社會責任感——至少從作者和出版商的角度看是如此。相比之下，複印行業普遍要麼保持中立，要麼偏向教育者。1963年，在一次關於版權法修訂的研討會上，一位行業發言人竟然聲稱，學者用機器複印只是出於便利，是對手工抄寫的一種延伸，而後者在傳統上被認爲是合法的。但施樂不這樣認爲。1965年9月，威爾遜給衆議院司法委員會寫了一封信，堅決反對在新法律中出現任何形式的特殊拷貝豁免權。當然，在評價這看似不可思議的立場時，我們應該記住，施樂不僅是複印機生產商，同時還是出版公司；事實上，在收購了美國教育出版公司和大學縮微膠捲出版公司後，施樂已經成爲全國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我在研究中覺察到，在面對這未來的巨人時，傳統出版公司有時會感到困惑，因爲它不僅是對他們所熟悉的世界的外來威脅，也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同行和競爭對手。

在瞭解了一些施樂產品，對其使用產生的社會影響做了一些思考後，我去了羅切斯特，去對公司進行直接地審視，也想了解其員工對公司所面臨的財務層面和道德層面的問題的反應。我去的時候，距離股價大跌42.5美元的那個星期過去還沒有多久，公司財務問題似乎仍未得到解決。在飛往羅切斯特的飛機上，我的座椅前方就是一份施樂公司最近的股東委託書的複印件，列明瞭1966年2月每位董事的持股數。我假設他們都還繼續持有，算了算其中幾位在那個糟糕的星期內的賬面損失額。我被自己的這一舉動逗樂了。例如，董事長威爾遜在2月持有154026股，因此他的損失將是6546105美元；利諾維茨持有35166股，損失1494555美元；負責研究的執行副總裁約翰·德紹爾（John H.Dessauer）博士持73845股，因此推測出他的損失爲3138412.50美元。即使對於施樂公司的高管來說，這種損失額也絕非小數目。所以，當我看見他們時，他們是不是會陰沉着臉？或至少流露出遭受過打擊的跡象？

施樂公司行政辦公室位於羅切斯特市中心大廈樓上，該建築的底層是一個室內購物商場，即市中心廣場（當年晚些時候，施樂總部搬到了街對面的綜合大樓施樂廣場，包括一幢30層高的辦公樓、供城市公民及公司員工使用的禮堂，及一個下沉式溜冰場）。在去施樂辦公室前，我先在下面的商場逛了一兩圈，發現這裡有各式各樣的商店，一家咖啡館，還有亭子、水池、樹和長凳。商場流露着繁華而又乏味的氛圍，給人一種壓迫感，我猜想，這主要由單調而又吵鬧的音樂引起。儘管如此，這裡的長凳也和戶外商場一樣，被流浪漢霸佔了一部分。商場裡的樹似乎將要枯萎，像是缺乏陽光和空氣的症狀，但流浪漢看起來還不錯。坐電梯上樓後，我見到了事先預約過的施樂公關經理，並立馬問他，公司對股價下跌有什麼反應。他回答說：“沒有人太把它當一回事。你會在高爾夫俱樂部聽到很多有關的輕鬆對話，一個傢伙對他的同伴說：‘我的施樂昨天又虧了8萬，今天的酒錢你買單。’在停牌那天，喬·威爾遜確實有些不快，但除此之外，他都很從容。事實上，就在幾天前他們舉行聚會時，股價又跌了一些，很多人圍在他周圍，問他這意味着什麼，我聽到他說：‘你要知道，同一件事出現兩次的機會是很罕見的。’至於在辦公室裡，你幾乎不會聽到有人提起這個問題。”確實，那幾天我幾乎沒有聽到它再被提及。結果表明，這種冷靜是有道理的，僅僅過了一個多月，施樂股票就又開始上漲，彌補了全部損失，幾個月後，股價又創下了歷史新高。

在那天早上的其餘時間，我拜訪了施樂的三位科技員工，聽他們回顧了靜電覆印開發早期的故事。第一位是德紹爾博士。他在前一週虧損了300萬，但我發現他看起來很平靜——這點也是我應該預料到的，因爲他所持有的股票價值仍超過950萬美元（幾個月後，它們的價值約爲2000萬美元）。德紹爾博士出生在德國，是施樂的一名老員工，自1938年就負責公司的研究和工程，時任董事會副主席。1945年，他在一本技術期刊上讀到關於卡爾森發明的文章，然後告訴了約瑟夫·威爾遜，是第一個讓威爾遜關注到此事的人。我注意到，他的辦公室牆上貼着一張員工寫的賀卡，稱讚他爲“魔法師”。我發現，這個面帶微笑、看起來很年輕的男人，加上他的那點口音，還真的挺像魔法師。

“你想聽過去的故事，對嗎？”德紹爾博士說，“這麼說吧，過去是令人興奮的。它太奇妙了。但它也是可怕的。有時候，我簡直有點發狂。資金是主要的問題。幸運的是，公司經營尚有盈餘，但遠遠不夠。我們團隊的成員都在這個項目上賭了一把。我甚至還抵押了房子，只留下人壽保險。我賭上了全部希望。我覺得，如果它不成功的話，威爾遜和我都會是商業上的失敗者，對我來說，我還會是技術失敗者。沒有人會再給我一份工作。我將不得不放棄科學，去賣賣保險之類的。”德紹爾博士若有所思地擡頭看了看天花板，繼續說，“在最開始那幾年，幾乎沒有人覺得很樂觀。很多團隊成員都來跟我說，這該死的東西永遠都不可能成功。最大的風險是，靜電可能會被證實無法在高溼度的環境中運作。幾乎所有的專家都想當然地認定這點，他們會說：‘你永遠也無法在新奧爾良製作出拷貝。’即便它確實奏效，營銷人員認爲我們的潛在市場不過區區幾千臺。一些顧問說，我們繼續進行這個項目絕對是瘋狂的。不過，如你所知，結果非常成功——914大獲成功，即使在新奧爾良。然後是桌面型的813。我手裡攥着一些專家認爲不堪一擊的設計，又賭了一把。”

我問德紹爾博士，他現在是否冒險在做什麼新研究，如果有的話，是否和靜電覆印一樣令人興奮。他回答說：“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是’，但更多的內容暫需保密。”

我的第二位拜訪對象是哈羅德·克拉克（Harold E.Clark）博士。他受德紹爾博士的領導，是靜電覆印開發項目的直接負責人。他跟我說了更多關於卡爾森發明如何演變爲商業產品的細節。“切斯特·卡爾森是形態學的。”克拉克博士以這句話開場。他身材瘦小，帶着一種學者氣派，事實上，在1949年加入哈洛伊德前，他的確是一位物理學教授。我的神情看起來大概有些茫然，因爲克拉克博士發出了點笑聲，然後接着說，“我不是很瞭解‘形態學’是否意味着什麼。我認爲，它是指將一件事與另一件事結合起來，得到一個新的東西。不管怎麼說，這就是切斯特。靜電覆印幾乎沒有任何以往科研成果的基礎。切斯特將一大堆相當奇怪的現象組合在一起，每一種現象自身就很晦澀，與之前的任何研究都毫無關聯。其結果是自攝影術誕生以來關於影像技術的最重要的發明。不僅如此，他的發明還完全沒有得到良好的科研環境的幫助。如你所知，在科學史上有幾十起同時發明的實例，但在靜電覆印上，在切斯特的發明誕生時，甚至連一例與它相近的發明都沒有。直到現在，我還是驚歎於他的發明，像第一次聽說時一樣。作爲一項發明，它非常了不起；但作爲一個產品，它就不怎麼樣了。這是唯一的麻煩。”

克拉克博士又笑了笑，繼續解釋說，轉折點出現在巴特爾紀念研究所，而且與傳統科學或多或少從錯誤中取得進步的方式完全一致。研究的主要問題出在卡爾森塗硫的光導表面上，這種表面在複印幾次後就會失去特性，變得無用。巴特爾研究人員在一種尚無科學理論支撐的直覺引導下，嘗試在硫中添加少量的硒。硒是一種非金屬元素，此前主要用作電阻器和使玻璃變紅的着色劑。硒和硫結合的表面比全硫表面稍好一些，於是巴特爾的研究者嘗試加入更多的硒。情況又改善了一些。他們逐步增加硒的比例，直到出現了完全由硒組成的、不含硫的光導表面。結果證明這種最爲成功。因此，研究人員間接地發現，硒和硫單獨都能用於靜電覆印。

“想想看，”克拉克博士說，看起來他自己也在思索，“硒是一種很平常的元素，是地球上100多種化學元素之一，非常普遍。結果證明，它是問題的關鍵。一旦發現了硒的用途，我們離成功就不遠了，儘管當時還不知道。我們仍持有很多專利，涵蓋硒在靜電覆印領域的使用——幾乎每種成分我們都有專利。這並不壞，不是嗎？即使到現在，我們也沒有完全了硒到底是怎樣工作的。例如，我們很疑惑，它沒有記憶效應，硒鼓上不會留下以前複印的痕跡，理論上可以無限次反覆使用。在實驗室中，一個硒鼓可以持續使用100萬次，但我們也不知道爲什麼在此之後就失效。所以，靜電覆印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經驗性的。我們是訓練有素的科學家，而不是做修補活的北方佬，但我們在修修補補和科學探究之間達成了平衡。”

接着，我與施樂的工程師賀拉斯·貝克爾（Horace W.Becker）做了一番交談。他是914從工作模型階段進入生產線這一過程的主要負責人。貝克爾出生在布魯克林，頗具天賦，非常適合這份工作。儘管不善言辭，但他還是跟我說了很多914問世過程中驚心動魄的障礙和危險。1958年加入哈洛依德施樂時，他的實驗室是羅切斯特一家花園種子包裝商店樓上的閣樓；屋頂有點漏，天氣熱的時候，熔化的焦油會一滴一滴地滲進來，飛濺在機器和他身上。1960年初，914終於在果園街的另一個實驗室誕生。貝克爾說：“這也是一座破舊的老閣樓建築，電梯咯吱作響，從窗口就能看見鐵路岔線，運豬車總是來來往往。但在這裡我們有了需要的空間，它也不滴焦油。我們的熱情最終是在果園街被激發了出來。不要問我這是怎麼發生的。總之，我們決定是時候建一條流水作業線，也確實做到了。每個人都興奮極了。工會的人暫時忘記了自己的不滿，老闆也暫時忘記了他們的業績評分。在那裡，你分不清誰是工程師，誰是裝配工。沒有人會置身事外——如果你在星期天偷偷溜進來，你會發現，雖然流水作業線已關閉，但還有人在調整東西，或只是隨便轉悠，欣賞着我們的成果。換句話說，914終於走上正軌了。”

貝克爾說，當機器離開商店、進入展廳、面對客戶，他的麻煩纔剛剛開始，因爲他現在負責故障和設計缺陷。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它身上，而它恰好在那時出現明顯問題，914就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埃德塞爾。複雜精細的繼電器罷工、彈簧故障、電源供應出錯、沒經驗的新用戶使訂書釘和回形針掉進機器並造成機器罷工（因此需要在每臺機器上安裝訂書針收集器）、意料中的在潮溼氣候下的問題，還有意料外的在高海拔地區的困難。他說：“總之，那時機器有一種壞毛病，你按下開始按鈕，它卻什麼都不做。”或者說，如果機器的確做了點什麼，那也一定是錯的。例如，在914的倫敦大型首秀上，威爾遜親自到場，頗具儀式感地用食指按下開始按鈕，然而，不但機器沒有開始複印，一臺供電的大型發電機反而出現了罷工。靜電覆印就這樣被引入到英國。鑑於它糟糕的首秀，英國後來大幅領先其他國家，成爲914最大的海外市場，似乎是對施樂的適應力和英國人耐心的致敬。

那天下午，一位施樂的嚮導開車帶我去韋伯斯特參觀。這是一個靠近安大略湖的農場鎮，距離羅切斯特幾英里遠。他帶我去了貝克爾那個漏水又通風的閣樓所在的地方，我發現那裡現在已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成了一個大型的現代化綜合工業建築羣，其中一座建築面積約100萬平方英尺，是所有施樂複印機的組裝地（除了那些由英國和日本子公司製造的機器），另一座建築用於研究和開發工作，面積稍小，但更修長。當我們走進製造大樓，沿着其中一條忙碌的生產線參觀時，嚮導告訴我，生產線實行兩班倒，每天運作16小時，這些生產線已經連續幾年無法滿足需求。現在有近2000名員工在這座大樓工作，他們的工會是美國服裝工人聯合會（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of America）的地方分會。這個情況有些反常，主要原因在於，羅切斯特曾經是服裝企業中心，服裝工人聯合會長久以來都是當地最有影響力的工會。

在嚮導把我送回羅切斯特後，我開始自己去收集當地社會對於施樂和它的成功的看法。我發現他們的態度很矛盾。一位當地商人說：“施樂對於羅切斯特一直都是件好事。當然，伊士曼柯達多年來都是這個城市的‘白頭老爸’，現在也仍是羅切斯特規模遙遙領先的地方企業，但施樂公司位居第二，並正在迎頭追趕。面對這種挑戰，施樂沒有做任何有損柯達的事——事實上，它還做了很多好事。此外，一個成功的新企業意味着新的資金和新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這裡也有些人反感施樂。大多數地方企業還活在19世紀，他們並非總能接納新來者。當施樂公司異軍突起時，有些人認爲泡沫會破裂——應該說他們希望會破裂。最重要的是，對於喬·威爾遜和索爾·利諾維茨一邊賺得盆滿鉢滿，一邊大談人的價值的做法，很多人非常反感。不過，這就是成功的代價。”

我還去了位於傑納西河畔的羅切斯特大學，與校長艾倫·沃利斯（W.Allen Wallis）做了一番交談。沃利斯身材高大，留着一頭紅髮，是一名統計學家，曾在多家羅切斯特公司的董事會任職，其中就包括伊士曼柯達。柯達一直是該大學的“聖誕老人”，現在也仍是其最大的年度捐助者。至於施樂，羅切斯特大學有充分的理由對它感到親切。首先，羅切斯特大學是施樂千萬富翁的典範，投資所帶來的確定資本利得已達到1億美元，利潤超過1000萬。其次，施樂公司每年對羅切斯特大學的現金捐助僅次於柯達，最近還承諾捐助600萬美元。第三，威爾遜本人就畢業於羅切斯特大學，自1949年起，他就是校董會成員，1959年起擔任校董會主席。沃利斯先生說：“在1962年來到這裡以前，我從未聽說過像柯達和施樂這樣爲大學大筆捐錢的企業。他們想要的全部回報就是讓我們提供高質量的教育，而不是爲他們作研究，或其他類似的事。在我們的科研人員和施樂員工之間有着大量非正式的技術交流，與柯達、博士倫，以及其他公司也是一樣，但這不是他們資助大學的原因。他們希望羅切斯特成爲一個能夠吸引他人到來的地方。大學從來沒有爲施樂發明過任何東西，我猜永遠也不會。”

第二天早上，我在施樂行政辦公室見到了三位職位最高的非技術施樂人，並在與威爾遜本人交談後結束行程。第一位是利諾維茨，也就是威爾遜在1946年的那位“一次性”律師，後來他留在施樂開始了長期的工作，併成爲威爾遜最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在施樂成爲知名企業後，公衆傾向於認爲利諾維茨的角色不止於此，他們覺得利諾維茨事實上是公司CEO。公司高管也都知道這個普遍存在的誤解，然而他們自己也有不解，因爲，儘管威爾遜在1966年5月前是公司總裁，之後轉變爲公司董事長，但不論在哪種身份下，他一直都是公司的老闆）。利諾維茨剛被任命爲美國駐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大使，正打算離開羅切斯特和施樂，前往華盛頓開始他的新職務，我幾乎是跑着追上了他。他年紀50多歲，充滿活力和熱情，十分真誠。他先是對我表示抱歉，因爲只能留給我幾分鐘時間，然後很快說道，他覺得施樂的成功表明舊的自由企業理想依然適用，令公司取得成功的品質是理想主義、堅持、勇於承擔風險和熱情。就這樣，他揮手告別，啓程離開。我覺得自己彷彿是短暫停留的競選活動中的選民，乘坐競選火車的候選人剛剛在車尾平臺上發表了演講，而我，像許多這樣的選民一樣，爲之折服。利諾維茨使用的那些平常的詞，彷彿不僅僅是從他口中說出來，而是他創造了它們。我有一種感覺，威爾遜和施樂會很懷念他。

在威爾遜的身份轉變爲董事長後，彼得·麥克卡隆（Peter McColough）就成了公司總裁，並最終接任他成了公司老闆（1968年）。我發現他在辦公室裡來回踱步，像籠子裡的動物，時而在站立式辦公桌前停下來，草草寫上幾筆，或對着錄音機說上幾句。和利諾維茨一樣，他也是一名自由派民主黨律師。他出生在加拿大，性格開朗外向，年紀四十出頭，是施樂新一代的代表人物，負責公司的下一步決策。“我面臨增長的問題。”他停了下來，靠在椅子邊上說道。未來，在靜電覆印領域已經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增長，已經沒有足夠的增長空間，施樂現在的方向是教育技術領域，他繼續這樣說道。他提到了計算機和教學設備，他說他可以想象一種制度：“你在康涅狄格州寫了點東西，幾個小時內，這些東西就能在全國各地的教室內被翻印出來。”我有一種感覺，施樂的有些教育夢想可能很容易會變成噩夢。但他又補充說：“製作精巧的硬件設備的風險在於，它可能會分散教育的注意力。如果你都不知道要往機器裡放什麼，那麼這機器好在哪裡？”

麥克卡隆說，從1954年來到哈洛依德後，他覺得自己經歷了三個完全不同的公司——1959年前是一個敢於冒險、令人興奮的小公司；1959年至1964年是享受成功果實的成長型公司；現在則是在不同方向拓展新業務的大公司。我問他最喜歡哪一個，他想了很久，最後回答說：“我不知道。我覺得以前更自由，以前公司裡每個人會分享對某件事的態度，比如勞工關係。現在就沒那麼自由了。現在壓力更大，公司也更沒有人情味。我不會說日子比以前更容易，或者說將來會變得更容易。”

當我被領到約瑟夫·威爾遜面前時，我發現，他的辦公室牆壁上貼着老式的鮮花牆紙，在所有關於他的奇事中，我絲毫都沒有料到這一件。他個性多愁善感，似乎與他施樂領袖的身份反差非常強烈。不過，他舉止親切，沒有威脅性，與這牆紙的風格頗爲相符；他年近60歲，身材矮小，看起來有點嚴肅，幾乎有些陰鬱，在我拜訪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如此；他說話語調很慢，聽起來似乎有些遲疑。我問他是怎樣碰巧接手了家族生意，他回答說，實際上他幾乎就要與施樂錯過。在大學裡，英語文學是他的第二專業，他考慮畢業後要麼做老師，要麼去高校做財務和行政工作。但畢業後，他繼續去了哈佛商學院深造，在那裡他一直是優等生，但不知怎麼的……他突然笑了一下，告訴我說，總之，他在離開哈佛後加入了哈洛伊德，然後事情就是這樣了。

威爾遜最熱衷於討論的話題似乎是施樂的非營利活動和他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他說：“關於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態度，社會上有些不滿。我指的不僅是股東抱怨我們濫用他們的錢——實際上這種觀點已經站不住腳了。我指的是公衆。你其實不會真的聽到那些話，但有時你會有一種直覺，彷彿聽到人們在說：‘這些年輕的暴發戶以爲自己是誰？’”

我問他，那些反對施樂資助聯合國系列節目的信件，是否造成了公司內部的顧慮，或令他們產生退縮的念頭。他說：“施樂從未動搖過。這些攻擊只是恰好提醒了我們，讓我們更關注當下努力要做的事，即展開全球合作。沒有合作，就不會有這個世界，也就不會有商業。幾乎所有的施樂人都這麼認爲，無一例外。我們相信，我們在推進這些電視節目時，遵循的是穩健的經營策略。但同時，我也不會說這是唯一策略。我懷疑，假如我們都是伯奇主義者，是不是還會這麼做。”

威爾遜繼續慢慢說道：“公司在重大公共問題上採取立場的做法也會產生問題，因此，我們也一直都在審視自己。這涉及到平衡。你不能只是無動於衷，浪費自己的影響力。但你也不能在每個重大問題上都採取立場。例如，我們不覺得在全國大選中採取立場是一個公司應該做的事。或許，幸運的是索爾·利諾維茨是民主黨人，而我是共和黨人。像大學教育、公民權利和黑人就業問題等，就顯然是我們應該參與的。我希望，我們能有勇氣站出來支持某個觀點，只要我們認爲這是應該做的事，哪怕它不得人心。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遇到這種情況——我們還沒有發現在承擔公民責任和經營企業之間存在什麼衝突。但這種時刻很可能會到來，我們將不得不承受猛烈抨擊。例如，我們已經低調地開展了一項計劃，即嘗試讓一些黑人青少年去做掃地等之外的工作。這項計劃需要工會的全面配合，我們也爭取到了。但我從側面瞭解到，甜蜜的日子已經結束，反對的暗潮正在滋生。這是問題的開始，如果它持續滋長，我們可能會面臨真正的經營問題。如果反對者增加到幾百人，而不是幾十人，甚至可能會出現罷工，如果真的發生這種事，我希望我們和工會領導人可以站出來，奮起鬥爭。但我也不能肯定。你無法真正預知在那種情況下你會怎麼做。但我想，我知道我們會怎麼做。”

威爾遜站了起來，走到窗口，他說，在他看來，公司目前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是必須要讓員工保持其個人品質，即那些已逐漸爲人們熟知的、施樂人身上的優良品質。未來，這可能會更加重要。他說：“我們已經看到失去的跡象，我們在努力向新員工灌輸我們的理念，但是，西半球的2萬員工和羅切斯特的1000員工不同。”

我也來到窗口，站在威爾遜旁邊，準備告辭。這是一個潮溼、陰暗的早晨，有人曾告訴我，這個城市大部分時間裡都是如此，並以此聞名。我問他，是否曾在某個像這樣的陰暗日子裡產生過懷疑，懷疑那些品質能否被保留下來。他輕輕地點了點頭，說：“這是一場永恆的戰鬥，我們可能贏也可能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