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與關東軍對華政策分歧

中日華北攻防（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專刊）

日軍達成軍事目的後，原本規劃由張敬堯出面主持傀儡政權的政治謀略，因張氏被殺，事出突然，日本天津特務機構竟一時無法找到俯首聽命的替代人選。此時黃郛因與南京政府、華北地方當局以及日本政府、日本陸軍省及關東軍皆有淵源，乃成爲周旋各方謀求妥協之最佳中介人選。

《塘沽協定》得以於1933年5月31日簽訂，其關鍵在於蔣介石成立政整會，並起用黃郛，賦予他全權處理華北善後事宜。黃與日本各勢力代表皆有深厚淵源，尤其日本政府將他視爲國民政府之親日勢力，認爲支持他有助於改善兩國對峙僵局，亦可間接幫助國民政府穩定時局，不僅避免內戰爆發，更不會爲中共崛起創造良機。關東軍亦視黃郛爲可統合華北各地方派系之親日勢力代表，期待他早日落實華北獨立計劃。黃郛也因得力於日本政府及關東軍對他有特殊期許，不僅促成塘沽停戰協定，也順利完成戰區接收與關內外通車、通郵的談判，爲國民政府爭取到1年8個月的戰區重建期。不過在關東軍逐漸發現黃郛不僅無意培植嫡系武力，還將政整會原本擁有的財政權及外交權逐一交還中央；並汲汲於經營戰區重建，企圖爲中央政府重拾民心、鞏固國權之後；該軍對黃郛的態度，也開始從支持逐漸轉爲打倒。

所謂《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就是關東軍決定自己動手，以赤裸裸的武力逼使國民政府退出華北造成的結果。當上述兩個協定成功地打破華北地區原有的權力結構，並凸顯日本已是此一區域權力分配的最終決定者之後，不願喪失地盤的宋哲元，乃開始轉向投靠關東軍，希望在迎合該軍所推動的「華北自治運動」之同時，能據地爲王，成爲冀察兩省的新貴。

蔣介石面對華北事務，認爲日本政府與關東軍顯然有不同的考量。前者主張維繫一個穩固的國民政府，有助於兩國在華北建構合作反共之體制，期望華北能維持一個親日的地方政權，以便日蘇開戰時，能在華北扮演鞏固日本大後方之角色；同時希望掌握山西的煤、河南的棉花，做爲補強滿洲國產業開發計劃之一環等等。

至於關東軍，則自始就希望分裂中國，認爲惟有中國分裂，日本才能爲所欲爲。他們不僅積極推動華北的獨立運動，更希望將華北的經驗塑造成新的模式，藉此號召其他地區如法炮製，讓蔣介石政權淪爲僅能盤據於長江流域的地方政府。

針對日本政府與關東軍在對華政策上的基本歧異，蔣爲了爭取日本政府的支持，抵制關東軍的蠶食華北計劃，特以反共結盟爲訴求，表達願意針對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所提的改善兩國關係三原則進行談判，之後，即刻得到日本政府的熱烈迴應。也因日本政府的奧援，尤其是得到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與使館武官磯谷廉介少將的建言，方得以組成冀察會的方式，成功地瓦解關東軍所推動的華北獨立運動。此舉不僅爲中國維繫住華北主權，也適時阻止宋的投敵，爲第29軍的諸多將領保住名節。

冀察會是國民政府、日本政府、日本軍部、關東軍及宋哲元等五方勢力共同較勁下之妥協產物。其特色在於委員之人選由中日雙方共同擬定，中國認爲該委員會系中央設置的地方機構，日本則視之爲華北自治行政機構，藉此可讓河北、察哈爾省輕度自治。國民政府惟有承認宋在冀、察兩省擁有特殊地位，方可化解其投向敵營，參與關東軍所主導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關東軍則因未獲國內武力奧援，勢難一舉推動五省自治，只得先求在冀、察兩省布點，以爲將來發展預留空間。

（四之三，摘自中研院近史所專刊《中日華北攻防》）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