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億元育兒補貼將至，“國家統一、地方差異”格局形成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陳潔 實習生張星雨 報道
地方涉及育兒補貼的相關政策，正在落地的過程中。
“我們會參照國家政策發放育兒補貼，目前重慶本地的政策還在制定中，預計是八月下旬開始預約。”當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詢問育兒補貼有關事項，重慶衛健委工作人員做出上述回覆。
根據近日印發的《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育兒補貼按年發放，現階段國家基礎標準爲每孩每年3600元。
根據此前財政部的表態，中央財政將設立共同財政事權轉移支付項目“育兒補貼補助資金”，今年初步安排預算900億元左右。對於發放國家基礎標準補貼所需資金，中央財政按照一定比例對地方予以補助，中央總體承擔約90%。
疊加地方需要承擔的資金，以及此前已發放育兒補貼的地區有望“就高不就低”，育兒補貼的總體資金每年或將超過千億元。
“不同地方政府部門，可以根據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人口發展狀況，適時出臺差異化的補貼政策，並與國家育兒補貼制度做好銜接和規範。”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後、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學院特別副研究員史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史薇認爲，在中央和地方各級部門的協同發力下，未來在全國上下將形成“國家統一補、地方差異補”的立體化、多層次育兒補貼格局。
地方制定銜接政策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提出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週歲以下嬰幼兒發放補貼，至其年滿3週歲。
按照工作計劃，各地將在8月下旬陸續開放育兒補貼申領。因此，從7月28日政策發佈之後，到8月下旬這個時間段，是各地制定銜接政策的時間。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以家長身份，向一些城市衛健委瞭解具體情況。部分城市表示具體情況可詢問街道辦，部分城市則表示相關政策正在制定過程中。
上述重慶衛健委工作人員表示，目前重慶的育兒補貼申領尚未落地，因爲相關政策還在制定的過程中。“我們會參照國家政策發放育兒補貼。”
四川省攀枝花市衛健委相關工作人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育兒補貼的銜接制度還在制定中。當記者詢問何時會落地時，工作人員表示“還早，相關信息看網上發佈。”
事實上，對不同的地方來說，銜接政策的制定情況並不完全一致。首先，對於此前並未出臺育兒補貼政策的城市來說，相關政策主要就是圍繞國家的標準，落實相關育兒補貼制度。
以北京爲例，7月31日，北京印發《北京市關於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工作措施》，提出結合本市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建立並實施生育補貼制度。
“對於之前沒有育兒補貼政策，或者補貼範圍較小，或者補貼標準低於國家的，要按國家補貼的範圍和基礎標準統一實施，實現政策均等化覆蓋，體現政策的公平性。”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郭燕紅7月底在相關發佈會上表示。
另一類地區則在此前已經推出“地方版”育兒補貼制度，這類地區則需要進一步做好銜接制度的制定。
在國家育兒補貼政策出臺後，呼和浩特公開表示，已研究制定與國家、自治區育兒補貼政策銜接實施方案，並已上報自治區衛健委和財政廳備案。呼和浩特市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實現與國家、自治區政策的融合，確保市民補貼只增不減。
郭燕紅表示，對於各地之前已經實施的育兒補貼政策，地方要制定具體的政策銜接方案，確保本地政策和國家制度有序銜接。地方此前補貼標準高於國家基礎標準的，按規定做好評估和備案工作後，可以繼續執行。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已有23個省份在不同層級探索實施了生育補貼政策。”史薇表示，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的變化，未來各地可以在國家育兒補貼制度的基礎上，統籌考慮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變化趨勢，設置地方標準，創新探索階梯式補貼。
哪些生育政策能“省錢”？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了多位3歲以下孩子的家長，他們對於育兒補貼都有自己的期待。
“每個月平均300元不算多，不過還是能抵一部分奶粉錢。”二孩7個月大的冉琳（化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我希望補貼可以早點申請，這樣就可以早一些領到。”
今年孩子2歲多的劉玉（化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她沒有固定的工作單位，擔心如果線下申請手續會比較複雜。“相當於省下孩子半個月奶粉錢，但我是自由職業沒生育險，更希望直接減免醫保自費部分。”
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長王海東表示，育兒補貼主要通過全國統一的育兒補貼信息管理系統線上申領，同時也保留了線下辦理渠道和人工服務。
“我們堅持‘最小必要’原則，讓‘數據多跑路’，讓大家儘量少地提交材料，大家申領時只需提交嬰幼兒出生醫學證明、戶口簿等證明嬰幼兒身份和撫養關係的必要材料。”王海東表示。
不過，在採訪過程中，關於育兒補貼能否影響到自身的生育決策，不少家長都表示，這是一個利好，但很難僅僅因爲補貼而考慮再生育。
“有補貼我們會更願意生育，但這並非關鍵因素，我更看重孩子的教育資源和我自己的職場保障。”冉琳表示，她的家庭會根據現實具體情況而做生育決策。
史薇表示，研究表明，在個體和家庭微觀層面，育兒補貼對不同經濟社會地位和職業類型家庭生育意願的提升作用具有異質性；但在宏觀層面，對於抑制生育水平下降、提升生育率具有促進作用。
“目前實施的3歲以下每孩每年3600元的補貼標準，對有些地區、有些家庭而言可能不算高，但對欠發達地區、低收入家庭而言，能起到緩解育兒壓力的作用。”史薇說。
在全國性育兒補貼制度發佈後僅僅數日，8月5日，《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發佈，提出從2025年秋季學期起，免除公辦幼兒園學前一年在園兒童保育教育費。
冉琳對此頗有感觸，她有兩個孩子，大的孩子正在上幼兒園。“大孩的學費不便宜，如果幼兒園方面能夠降低甚至免除更多收費，可以給我們減輕很大的壓力。”
除此之外，生育支持政策中涉及資金方面的政策還包括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並將扣除標準提高到每個子女每月2000元；提高生育醫療費用保障水平；擴大生育保險覆蓋面，將生育津貼直接發放給個人等等。
這些政策都降低了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爲家長進一步“省錢”。
史薇表示，僅靠經濟補貼肯定無法完全解決生育養育的一系列問題，需要與托育服務體系建設，以及住房、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支持政策協同推進。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建設，離不開一攬子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撐。育兒補貼制度在緩解育齡家庭育兒壓力方面具有顯著作用，但對於提高整個社會的生育意願來說，並不是‘萬能鑰匙’，需要與產假、托育、住房、教育、就業、醫療等政策協同聯動，相互銜接，形成合力，才能取得最優效果。”史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