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最好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國際教育知名媒體人 趙剛

2016年、2017年我先後撰寫出版了《到英國去》《留學的邏輯》兩本書，在國內留學圈產生了一些反響，這些書曾作爲一些留學中介、國際教育機構的培訓資料。當時我還在擔任英國大學中國區首席代表。

從那以後的十年間，我的職場開始從國際教育從業者向國際教育作家、自媒體人、媒體人轉型，走訪了很多留學專家、中介顧問、企業高管、中外合作辦學管理者、海外大學校方高層、海外留學生、來華留學生、家長等，我對留學行業的理解也因此加深了不少。

2021年5月，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受教育程度數據，大學文化程度（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爲2.18億人。

每10萬人中，大學文化程度（大專及以上）的15467人，佔比超過15%。如果按近年來高考本科錄取率45%計算，大學本科及以上人羣佔比接近7%。

根據2024年2月全球化智庫（CCG）發佈的《中國留學發展報告藍皮書（2023-2024）》統計，自改革開放至2021年，留學回國人員總數超過600萬人，粗略計算，中國境外留學人員在高學歷人羣中佔3%，在全國141178萬人（大約14億人）中不到0.5%，屬於小衆羣體。

按說中國境外留學人數比例很低，但並非“物以稀爲貴”，相反，國外學位的吸引力似乎有所下降。

結合2015—2019年官方發佈的中國境外留學數據得出的總體發展趨勢是：境外留學增速放緩。

2019年中國境外留學人數首次突破70萬人，達到70.35萬人。在2015—2019年，年平均增幅接近6.9%。

不過，增速從2017年後逐年下降，2020年由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中國境外留學規模出現大幅下降，2021、2022年有所回升，但尚未達到疫情前水平。

從2004年進入國際教育圈以來，我經歷了21世紀（2004—2015年）中國境外留學市場發展的高峰，也經歷了2016—2025年從高潮期到疲軟期的轉變。

作爲二十多年的國際教育觀察者，我清晰地看到精英留學向大衆留學的轉變。

通過層層選拔的公派留學，帶有明顯的精英留學色彩，是小衆人羣的特殊待遇；而大衆留學是自費的，體現市場化行爲，代表普通民衆的教育需求。

無論如何，留學不再被高端人士所壟斷，而是由更多社會階層、社會羣體所共享，我慶幸能生長在這樣的時代。

錢鍾書在小說《圍城》中對留學的社會影響有這樣的描述：

這裡的“我們”可不是普通人。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的民國時代，能在國內、海外上得起大學的，恐怕鮮有普通大衆。錢鍾書本人家境殷實，書香門第，憑藉出衆的才華和優異的成績，得到英國對華第三期庚子賠款的資助，留學英國牛津大學，並獲得副博士學位。

那時的留學背景與廢黜的科舉、功名一樣，光宗耀祖，令人豔羨，工作不愁。

這種衣錦還鄉的豪邁與尊崇，在我2004年獲得英國名校格拉斯哥大學MBA學位後感同身受，竟然還維持了若干年。

國內大學本科畢業後先就業、再攢錢留學的我，不是才子，更不是紈絝子弟。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靠死讀書高考金榜題名，進入國內211名校，畢業後應聘在幾萬人的大央企工作，業務是自己特別喜歡的國際化前沿工作，留學後又留在英國工作了一些年。

留學之於我，之於21世紀初那個時代的社會認同，仍有科舉與功名的紅利。後來我才意識到，我幸運地搭乘了開始向普通人敞開大門的留學早班車。

但洋文憑的光環維持了一段時間後，終於走到了“祛魅化”的大衆留學階段。

我是工作後留學，典型的職場背景提升模式。而後來，繞開高考、考研尋求國際升學的，成爲中國境外留學的主流。

留學最興盛的時期，平均每兩年新增10萬留學生。不過，在大衆留學的市場上，數量與質量很難正向匹配，往往在數量暴增的同時，質量下降的壓力越來越大。

最近十年（大約從2016年開始），留學海歸與國內應屆畢業生之間似乎已經沒有過往差異化的市場標籤。

留學的觀念在迭代，最近十年尤爲突出，重要的代際考量是“00後”的登場。

如果按照官方的確切說法，‌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中國Z世代（Generation Z）已成爲國內社會消費的重要力量。

新人類是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他們的全球化視野遠遠超越前輩。而且，這又是物質條件最好的一代，其中有不少從小就參與國際旅遊、海外研學，去過世界不少國家和地區。

2018年是中國“00後”第一次進入高考考場，當時新浪教育組織了“00後高考誰做主”的問卷調查。

問卷中60%以上的“00後”考生自己決定高考志願。同時，近87%的家長不再把“孩子考上大學”作爲自己追求的目標，他們覺得孩子“未來的路與父母無關”。

新一代考生在報考專業的問題上，把“興趣”放在首位，這種傾向正是歐美學生的基本訴求。

與改革開放初期出國進修（大部分是公派）的老一代留學生相比，這代年輕人的民族自豪感爆棚，他們看不上紐約髒兮兮的老地鐵，嫌棄英國磨磨蹭蹭的火車，他們一出生就耳熟能詳“中國速度”的高鐵、外賣、城鎮化。

沒辦法，人類總是嫌窮愛富，“00後”覺得中國有錢，而美國、英國看上去感覺挺窮的。

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國處於改革開放以來經費投入最大、最穩定的時期，高投入換來了中國院校在世界大學排名中的高排位，而且整體排名水平顯著提升。

從這些方面的變化分析，“00後”在是否留學的問題上存在着“看看再說”的決策傾向。即便選擇了留學路徑，在留學擇校、專業選擇方面更趨多元化。

當然，在“00後”成長階段的中考、高考、考研仍面臨國內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不足的實際問題，留學仍是他們解決學歷、學位提升的重要途徑。

UWEE集團執行總裁、留英海歸燕斐在接受我的採訪時曾評論說，最近十年，中國人境外留學的心態和目標發生了根本變化：

我這個骨灰級“70後”留學海歸很羨慕“00後”的自信與自主。與此同時，在國際潮頭，“中國後浪”掀起的狂濤洶涌澎湃。

不過，波瀾壯闊的大時代永遠只是個人發展的背景色，而每個人的小時代卻總是充滿變數、挑戰、失落、掙扎。昨天還是習慣於聽從、容易隨波逐流的中國人，今天就一下子不會被PUA了？一代人就能實現跨越式發展、改頭換面、獨立潮頭？

基於我英國MBA畢業後這20多年的體會，留學是置身於完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建立另一種思維模式的過程，換一個角度認識自我、理解他人、推動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

也就是說，留學給予我們的文化存在感是AI還無法替代的。

留學海歸與國內畢業生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是升學途徑、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不同。

在大衆留學階段，留學歸國人員與國內大學畢業生共同競爭就業崗位，企業、政府、事業單位在招聘中，越來越聚焦於應聘者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再以身份認同作爲招聘的依據，這反映了市場的理性選擇。

理性留學時代是否意味着留學不“香”了？

中國人總有些揮之不去的“股市情結”：追漲不追跌。其實，無論哪個行業、哪個領域，熱潮的代價、成本都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

中考、高考、考研、留學的內卷，是優質教育資源不足、供不應求背景下集體無意識的“追漲”、“追高”。

當熱潮降溫時呢？你還追不追？

2022年末中國人口同比減少85萬人，這是1962年以來的首次下降。2023年末同比減少208萬人，2024年末同比減少139萬人。

按這個趨勢發展下去，高中學齡人口將在2029年達到峰值後開始快速衰減，高考適齡人口2035年進一步縮水至800萬至900萬。‌

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人口下降會緩解國內外優質教育資源不足的困境。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名校錄取的高標準難免鬆動，選擇權迴歸學生。

在留學領域，名校急於招生而降低標準的暗流涌動已經在發生，用不着等到2035年。

當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個性化的留學決策無所謂什麼“好時候”“壞時候”，即便是中美貿易戰、中美關係起伏的今天，也談不上“壞時候”。我們不再跟風，不再爲羣裡的小道消息焦慮得昏天黑地，不再把孩子的未來全權外包給專家、顧問，而是自己觀察、自己學習、自己判斷、自己承擔後果，申請適合的專業、喜歡的境外大學，這個節點就是“留學最好的時候”。

“留學最好的時候”不取決於特朗普或是什麼其他外力，而是我們內心的定力。這也是我的“留學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留學還有用嗎》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