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如何找更好的路？中研院士楊儒賓提4件「禮物」

中研院院士楊儒賓4日下午在臺北書展發表演說，以「4件禮物」取譬，表達對兩岸的期望。（記者廖士鋒／攝影）

臺北書展4日開幕，北投中心新村展位有許多眷村相關文化歷史書籍，並舉辦多場講座，其中去年新當選的中研院院士楊儒賓當天下午發表演講，針對兩岸議題提出思考，並拋出「4件禮物可作爲兩岸共同分享」的想法。

楊儒賓4日下午的演講以「『臺灣』與『中華』互贈的4件禮物」爲題，他在演講一開頭提到，自己一天到晚擔憂戰爭，他認爲兩岸累積的仇恨或者誤解「其實夠多了」，只是時間還沒有爆發，「我們應該嘗試去找出一條更好的路」，即在理論上可以解釋得通，在實務上也可以解釋得通，而又不會損失我們的尊嚴。

他說，1911年革命與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是革命派與立憲派合作而成，背後當然是受到西洋的現代思潮影響，可是從孫中山或者是梁啓超的觀點來看，這個國家的體制事實上也符合中國的文明、中國的文化內在的發展。

對辛亥革命，楊儒賓表示清末民初談論盧梭、黃宗羲的文章很多，所以在思考1912年的中國有史以來第1個民主政治體制形成時，不能只是從以前的「刺激反應」模式，或是毛澤東所謂「從西方取經」來解釋。合理的解釋是在19世紀末，當時思潮覺得整個時代要變，最大的力量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跟中國的孟子學的傳統在清末徹底復甦，所謂孟子學傳統就是孟子、陽明學、明末三大儒等。

楊儒賓認爲，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是對孟子一個最大的補充，整個中國政治思想史可說是對孟子政治思想的一個註腳。他並指，2025年中華民國已不是「失敗者」，且我們用了中華民國的名稱，在這一塊名爲臺灣的土地上，有它的正當性。

談到臺灣，他首先指1949以來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直言自己認爲這段時間是「400年來臺灣史上最好的時候」，也是「2000年來整個中國史上最好的時候」，他所要提到的4點雖是在這塊土地上奮鬥的成果，但它事實上可以變成兩岸共同分享的要素，亦即在臺灣發展出來，但可以對整個中華有大貢獻。

第一個禮物，楊儒賓提出是跟南島語系的互動。他提到，這一點是任何漢人都應該反省，南島民族在當代它的發展真的是相當的好。現在所謂南海問題，中國需要海洋、要出來，不可能不碰到跟各地原住民跟南島民族的問題，可是在整個中國裡有跟南島民族相處經驗的基本上只有臺灣，而且臺灣在南島民族裡面還是非常重要的。

他續指，17世紀以後，全世界的南島民族除臺灣以外，都跟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在一起，大部分的南島民族跟母國相處都是災難，如法國核子試爆不在法國，而在太平洋的屬地，且竟有將近200次，而且美國在其太平洋的屬地也有100多次的原子彈試爆，而非在華盛頓、紐約試爆。相對之下，臺灣的原住民跟漢人的相處，事實上還是極特別，而且成績還不是太壞，此外大部分原住民與藍營關係特別好，也來自於他們生活經驗。

楊儒賓提出的第二件禮物，是宗教共和國的經驗。他表示，宗教衝突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憂患，但儒家既宗教亦哲學、非宗教亦非哲學的價值體系，卻提供了溝通及相互轉化的平臺，儒家文明與佛教文明、耶教文明、回教文明接觸的過程，也難免有衝突，但就宗教層面而言，儒佛、儒耶、儒回的對話與互融是主軸，從晚明以後，三教融合是主旋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就臺灣的宗教經驗，楊儒賓強調，各個宗教在臺灣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一個自由的發展，以佛教爲例，臺灣各山門深受太虛和尚影響，現在又反過來影響大陸。在臺灣，政教衝突是副線，宗教競注是主流，民間宗教（如一貫道、天帝教）尤其值得關注。

他表示，臺灣的宗教情景非常值得對岸好好考慮，爲什麼爲什麼有新疆問題、西藏問題，有家庭教會的問題？在現代社會宗教信仰自由，在臺灣不是問題，而且發展得很好，對任何未來中國主政者都是一個很好的參考，假如這個現象是值得重視的，是一個最核心的價值，「那麼跟黨意有衝突的話，到底是黨要改還是宗教要改呢？這個問題就不可能不出現」。

第三件禮物爲「天下意識的反抗經驗」，這是由日本學者竹內好提出的問題，楊儒賓認爲，反抗意識是任何民族、任何國家立足世界所不可少，但也要符合更高的普世價值，從儒家文明的角度來講，普世的反抗價值即爲天下意識的反抗價值，臺灣400年史上，1661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高舉反清復明，即是晚明道統論、天下意識最顯著事業，1949年國府南遷臺灣，反對以馬列價值體系取代中華文明的價值體系，又是一場匹夫有責的「保天下」的偉大業績。至於1895年的乙未抗日，以及有清一代的反清行動，也都可從「保天下」的反抗意識理解。

他提到，共產中國也代表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反抗，但反抗意識並不只有1949年的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有更重要的反抗意義，而且這重要的反抗意義在1949年的臺灣顯示得更清楚。他舉出臺灣民間仍流行的太陽神君祭拜、三太子、陳永華、鄭成功等爲例，強調臺灣有非常了不起的反抗傳統。並且，20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世界史的革命，「但是要找到一個最重要的反抗的依據，我認爲就是臺海」。

第四件禮物是儒家現代化方案及其實踐的經驗。楊儒賓提到，源於歐洲的現代化運動是席捲全球的世界性事件，它包括了各種領域的現代化，對於原始現代化方案的一個重要的修正模式是馬克思列寧思潮的共產主義現代化方案，第二個重要的修正模式是中國的混和現代化模式，如張君勱所說，中華民國國家體制也就是立足於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發展的土地上，吸收西方現代的衝擊，這樣的現代化並非西化。

對於中華民國的現代化方案，楊儒賓把它稱作「儒家方案」，指出儒家恰好不是反對現代化，恰好不是反對民主，而是是把民主做一個最重要的補充，就是一個民族怎麼有一個必然性的能力，後者與孟子學中的「天下爲公」相關。第二種則是1949年的共產主義方案。他認爲是中華民國模式較爲合理，因鄧小平改革開放重要之處即在於「跟中華文明和解」，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就是在模仿中華民國，但是模仿不到底，最大的不到底，就是對政治現代化不敢去碰」。

最後他強調，因爲臺灣的所表現出來形態，其實在中華文明的傳統裡面都有，只是「我們做的比較好，這方面不需要謙虛，勇敢地去跟對岸裡面去溝通、對話」，但是該堅持的還是要堅持，上述4件禮物，「對整個中國的發展都是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