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輪迴”：美國有效關稅率升至百年高點 “對等關稅”迴旋鏢或反噬美國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總是押着相同的韻腳。

1930年6月17日，時任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簽署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希望通過關稅壁壘來逆轉大蕭條初期的頹勢。

隨後超過40個國家在第一時間宣佈對美國的反制措施，一場波及全世界的貿易戰就此打響，美國國內的失業率大幅度上升，美國進出口額全面衰退，正式進入“大蕭條時代”。

1932年大選中，胡佛慘敗，斯穆特和霍利兩位法案倡議者也被選民逐出國會，最終聲名狼藉。

近一個世紀之後，與胡佛同樣作爲“商人總統”的特朗普也選擇用保護主義給美國經濟“治病”。當地時間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兩項關於所謂“對等關稅”的行政令，宣佈美國對貿易伙伴設立10%的“最低基準關稅”，並對某些貿易伙伴徵收更高關稅。10%的基準關稅稅率將於4月5日凌晨生效，“對等關稅”將於4月9日凌晨生效。此外，特朗普還宣佈國家緊急狀態，以提高美國的競爭優勢，保護美國主權，並加強美國國家和經濟安全。

據新華社報道，特朗普展示的所謂“對等關稅”圖表顯示，美國對中國實施34%的“對等關稅”，對歐盟實施的“對等關稅”爲20%，對巴西、英國實施10%的“對等關稅”，對瑞士實施31%的“對等關稅”，對印度實施26%的“對等關稅”，對韓國實施25%的“對等關稅”，對日本實施24%的“對等關稅”，對印尼實施32%的“對等關稅”，對泰國實施36%的“對等關稅”，對越南實施46%的“對等關稅”，對柬埔寨實施49%的“對等關稅”。

一些商品將不受“對等關稅”的約束，其中包括已經受第232條關稅約束的鋼鋁製品、汽車和汽車零部件、可能受未來第232條關稅約束的商品以及美國沒有的能源和其他某些礦物。此外，金條、銅、藥品、半導體和木材製品也不受“對等關稅”的約束。

對於美國的保護主義，國際社會紛紛發聲反對美加徵關稅政策。中國商務部表示，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並將堅決採取反制措施維護自身權益。歷史證明，提高關稅解決不了美國自身問題，既損害美國自身利益，也危及全球經濟發展和產供鏈穩定。貿易戰沒有贏家，保護主義沒有出路。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單邊關稅措施，與貿易伙伴通過平等對話妥善解決分歧。

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稱政府將採取反制措施作爲迴應，保護勞動者。“在危機時刻，團結至關重要，果斷有力地採取行動更是不可或缺——這正是我們將要做的。”

特朗普將4月2日命名爲美國“解放日”，對此，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當地時間4月3日表示，對美國消費者而言，這是“通貨膨脹日”，而不是“解放日”。哈貝克還表示，歐盟仍有時間就美國關稅問題尋求“談判解決方案”，歐盟團結一致應對至關重要。

國際社會的批評已經證明了保護主義政策不得人心，特朗普重振美國製造業等目標能否實現仍要打上大大的問號，但可以預見的是，損人不利己的關稅政策“迴旋鏢”或將在美國掀起一場“反噬”風暴。

背後有何深層次考量？

從市場避險情緒飆升可以看出，投資者認爲關稅細節比預期糟糕。美國對貿易伙伴設立10%的“最低基準關稅”，並對包括中國、歐洲和日本在內的約60個經濟體徵收更高的“對等關稅”。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典對記者表示，全球統一的10%關稅構成此次政策的基礎。這一措施看似簡單統一，實則標誌着美國從自由貿易向“普遍貿易防禦”理念的徹底轉變。在特朗普團隊看來，全球化造成了美國製造業空心化，因此“無差別徵稅”是一種再工業化的制度保障。該措施不僅打破了美國此前基於WTO規則所執行的最惠國待遇框架，也向世界釋放出一個清晰信號：美國將不再接受多邊主義所倡導的“平等互惠”邏輯，而是回到以自身經濟安全爲中心的單邊策略。

這一政策體系的最終目標並不只是減少逆差或本土就業迴流，而是通過“關稅脅迫”推動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構與美國的貿易安排，削弱多邊組織的影響力，強化美國的戰略主導權。劉典預計，未來數月中，被加徵高稅的國家或將出現不同程度的反制措施，而全球供應鏈也將進入高度不穩定的調整期。各國政府、企業和區域機制的應對策略將成爲影響未來全球貿易格局演化的關鍵變量。

在特朗普激進的關稅政策背後，劉典認爲有四大維度的深層動因：選票政治、意識形態、制度結構以及全球產業鏈的戰略重組。

首先，這場關稅革命背後最顯而易見的動力是特朗普的政治算盤，尤其是對鐵鏽地帶選民的精準動員。在美國的五大湖區、中西部製造業重鎮——賓夕法尼亞、密歇根、俄亥俄、威斯康星，這些曾經支撐起美國工業霸權的區域，在過去幾十年裡因爲全球化浪潮和製造業外移而逐漸衰敗。工廠搬走了，失業率飆升了，毒品氾濫，青年人口出走，這些地區成了美國“失落的中產帶”，而他們也成了特朗普最忠誠的選民基礎之一。

這種政治動員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植根於美國國內深刻的意識形態轉向。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社會對“全球化”的信心已經大大下降。長期以來，自由貿易被精英階層描述爲“增長的引擎”，但對於許多底層民衆而言，自由貿易帶來的更多是工作流失、產業外遷與生活成本上漲。“自由貿易＝精英敘事”正在成爲美國保守政治圈中的共識。

特朗普發動“對等關稅”的第三個關鍵動因是對現有國際貿易體系的深度不信任。從2019年開始，美國便持續阻撓WTO爭端解決機制法官的任命，幾乎將這一機制“凍結”。

最後，劉典提醒，不能忽略“對等關稅”背後的產業戰略考量。在經歷了疫情衝擊、地緣政治危機、芯片供應鏈危機後，美國開始重新審視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脆弱位置。雖然“脫鉤”這個詞在外交層面已經逐步軟化爲“去風險”，但在經濟政策實操中，美國政府依然在用各種手段鼓勵企業轉移供應鏈。“對等關稅”正是這樣一種稅收化的地緣槓桿，它通過提高某些進口品的成本，間接迫使跨國企業重新評估供應鏈路徑。

從選票政治到意識形態，從制度重寫到產業佈局，最後到對經濟結構的反思，“對等關稅”已經遠遠超出了關稅本身的範疇。它的出現不是偶然，而是美國在全球秩序重構背景下，對自身地位焦慮的一種“極端迴應”。

但這種極端迴應解決不了美國自身的問題。劉典分析稱，雖然美國正試圖推動一種新的全球供應鏈佈局，但美國自身的製造能力早已“肌肉萎縮”，勞動力成本高企、產業生態破碎，遠非短期激勵就能重構；東南亞雖有成本優勢，但配套能力遠不如中國；印度雖市場龐大，但制度摩擦大、效率低。更關鍵的是，一旦全球供應鏈“去中心化”到一定程度，原本依賴協同效率的全球製造體系就會被打散，企業運營成本將全面上升，消費者也將爲此買單。

有效關稅率升至百年高點

在特朗普最新高於預期的關稅出爐後，人們驚訝地發現，美國的有效關稅率已經升至百年高點。

根據Evercore ISI測算，美國的有效關稅率或從2024年的2.4%升至29%，超過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實施後約20%的關稅水平。這也是納指期貨暴跌4%背後的關鍵原因。

長城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汪毅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當前關稅水平堪比美國大蕭條前夕，若持續可能引發全球性衰退，供應鏈複雜性與政策工具多樣性或使衝擊更深遠。

除了部分談判考量，華爾街擔憂這次關稅在很大程度上是“來真的”，和各國談判過後關稅下降空間可能有限。汪毅分析稱，華爾街的擔憂不無道理，關稅的長期性目標與政治博弈邏輯表明，短期內關稅大幅下降空間有限。未來關稅走向取決於美國經濟韌性、多邊談判進展及地緣政治風險。

一方面，關稅生效前各國仍有一些談判空間。開源證券宏觀高級分析師潘緯楨對記者表示，特朗普設定的額外個性化關稅生效時間爲4月9日，說明其可能在等待貿易伙伴的迴應，在此期間需要關注美國與部分貿易伙伴之間的談判與溝通。大概率美國會給予部分國家/產品一定程度的關稅豁免或減輕，其最終的實際執行力度應該會有所下降。

但另一方面，不管怎樣，美國的有效關稅率大幅升高已是勢在必行。潘緯楨分析稱，本次對等關稅總體力度較高，2024年美國進口商品總體關稅稅率（徵收關稅金額/全部進口商品金額）僅略超2%，如果當前關稅政策實施，則其有效稅率將在此基礎上大幅提升，從而對美國和全球經濟產生嚴重衝擊。

和胡佛時代類似，雖然特朗普口口聲聲說是爲了選民加關稅，但最終的苦果恐怕還是美國民衆來咽。美國零售聯合會表示，關稅是美國進口商繳納的稅款，將轉嫁給最終消費者，可能會對數百萬美國企業產生負面影響。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關稅的影響幾乎全數轉嫁給了美國消費者。

儘管特朗普聲稱加徵關稅將有助於爲美國政府帶來收入，並振興美國製造業，但經濟學家和商界人士紛紛警告，這些關稅措施將推高價格，損害美國消費者和美國企業利益。

申萬宏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對記者表示，中長期看，關稅戰將加劇美國衰退風險。借鑑歷史經驗，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將美國關稅提高了20%，到1932年，平均關稅率已攀升至近60%。這產生了兩大影響：一是貿易爭端加劇；二是加速美國衰退，CPI增速從1930年4月的0.6%降至1931年11月的-10.4%。

近100年前的全球貿易戰被普遍認爲加劇並延長了大蕭條的影響，美國經濟在關稅法案通過後持續惡化，直到1933年羅斯福上臺、新政實施後才觸底反彈。

關稅迴旋鏢或反噬美國經濟

特朗普關稅衝擊尚未完全顯現，美國經濟已然面臨“滯脹”風險。

4月1日，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公佈的數據顯示，3月美國ISM製造業PMI指數下降了1.3點至49，墜入衰退區間。同一天，美國勞工統計局發佈的職位空缺和勞動力流動調查（JOLTS）數據顯示，2月份美國的職位空缺數進一步降至760萬個，低於1月份的780萬個。

亞特蘭大聯儲的GDPNow模型對2025年美國第一季度GDP的預估值本週進一步降至-3.7%，3月28日的上一次預測爲-2.8%。即便參考剔除黃金進口影響的“替代指標”，美國一季度GDP預計也將萎縮1.4%，較上一次的-0.5%進一步惡化。

在“對等關稅”的衝擊下，未來美國經濟形勢或進一步惡化，面臨更加嚴峻的“滯脹”風險。投資銀行Piper Sandler預計，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對美國經濟前景的影響比預期更爲劇烈和黯淡，關稅將使美國通脹率上升2.6個百分點，並對經濟增長造成相應的重大負面影響，未來三個月美國經濟將以-1%的年化速度萎縮。

汪毅對記者表示，雖然“對等關稅”政策短期帶來財政收入和產業迴流預期，但長期將加劇美國經濟的“滯脹”困境。當前數據顯示，通脹高企與經濟放緩的疊加效應已初步顯現，政策制定者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局。若無法有效協調貿易、貨幣與財政政策，美國恐重蹈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覆轍，對全球經濟穩定構成重大威脅。

與此呼應的是，美國前財長薩默斯也表示，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勢必會對經濟造成類似石油危機的衝擊，造成產能萎縮，推高物價，並導致失業率上升。“討論這一事件應像我們通常討論油價飆升、地震或乾旱那樣，作爲一種供應衝擊來看待。”

在特朗普關稅的攪局下，美聯儲貨幣政策也面臨更大困境。富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傑伊·布萊森分析稱，這讓美聯儲進退兩難，若經濟放緩、失業率上升，美聯儲需要降息刺激；但如果通脹因此攀升，又需加息抑制。這使其政策空間極度受限。

短期內美聯儲或按兵不動，觀察更多經濟數據。美聯儲理事庫格勒表示，隨着企業適應鋁等中間產品價格的上漲，以及家庭可能調高預期，美國關稅的上漲可能會帶來比預期更持久的通脹。通脹向2%目標回落的進程最近有所放緩，甚至可能陷入停滯，這是維持利率在當前水平的原因之一。

鑑於特朗普宣佈的“對等關稅”比預期要嚴厲，野村上調了美國通脹預期，下調了經濟增長預期。美聯儲近期將繼續關注通脹問題，然而，經濟增長面臨的下行風險增加，以及更提前的通脹衝擊，應該會讓美聯儲降息行動更早恢復。野村預計美聯儲將在今年12月降息一次，然後在2026年第一季度連續降息，而此前野村預計美聯儲在2026年第二季度之前不會降息。

市場對美聯儲降息的預測則更加激進，特朗普宣佈“對等關稅”後，交易員加大美聯儲6月開始降息、到10月時將降息三次（每次25個基點）的押注。

展望未來，汪毅對記者分析稱，“對等關稅”加劇滯脹風險，正在重塑美聯儲的政策優先級。儘管短期內通脹仍是政策制定者的主要關切，但經濟衰退的潛在威脅（尤其是關稅對出口和供應鏈的持續衝擊）可能迫使美聯儲在2025年下半年轉向降息，以優先穩定經濟增長。這一轉向的時點與幅度將取決於關稅政策的實際衝擊、經濟數據的演變以及全球央行的政策協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