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的風格不是一種設計 而是天然的、飽滿的生命力
1994年，《低俗小說》橫空出世，一個叫昆汀的毛頭小子給代表着電影藝術最高殿堂的戛納，帶去了一部讓歐洲精英知識分子震驚、訝異、無法歸類，卻又欲罷不能的另類電影。最終，這部金棕櫚加冕的“低俗”電影，成了邪典電影經典。那時正在爲大學電影俱樂部這周放什麼片子發愁的我們，淘到了它的盜版碟，如獲至寶。至今都記得影碟封皮上留着波波頭的烏瑪·瑟曼，細長手指夾着煙，小腿翹起趴在牀上，眼神迷離而誘惑。
自那以後，昆汀在我們的影迷生活中佔了一席之地，可其實和大多影迷一樣，我們對《低俗小說》的感受，無非停留在津津樂道於其劇作結構的天才設計；以及文森特和米婭的扭扭舞、布奇因爲突然跳起的吐司一槍轟了馬桶上的文森特等這些神來之筆。
峰迴路轉，因爲《昆汀·塔倫蒂諾的電影世界》這本書的翻譯，和昆汀再次結緣。感謝叢書主編仝曉鋒導演的邀請，和商務印書館叢曉眉主編的信任。藉着這本書，我們才真正進入了昆汀的電影世界。
一 我的電影是個人化的
痛苦地個人化
《低俗小說》借多部曲小說的手法，給了電影一種新的結構時空的可能。用現在的話說，昆汀玩的是跨界混搭，可僅僅靠這樣一個概念是無法完成原創的。讀了這本書才知道，借小說手法做一部電影的創意，竟然是他在錄像租賃店（“影像檔案”）工作時期（約1985開始）就有了的。一個創意成長爲一部電影，中間跨越了近十年之久。創作，就是一種生命力，一種無論如何都要破土而出的力量，一種飽滿，一種興奮。
昆汀出身草根，錄像租賃店就是他的電影學院，他完全是生活在自己的電影宇宙裡，何止飽滿興奮，簡直就是嗨。從大量的電影裡，他學的不是語法，而是語感。戈達爾式的，梅爾維爾式的，周潤發式的……
“在拍攝《被解救的姜戈》時，昆汀告訴攝影師理查森：‘拍外景，就是賽爾喬·萊昂內和賽爾喬·科爾布奇，內景，特別是坎迪的大宅裡，就是馬克斯·奧菲爾斯。’”
之前，覺得昆汀的創作更像是拼貼，是大膽的拿來主義，所謂“好的藝術家複製，偉大的藝術家偷。”然而創作，直面千萬觀衆共同凝視的電影創作，僅靠混搭拼貼的技巧，聰明，和街頭聽來的地道的對話，是否可能？
“我的電影是個人化的，痛苦地個人化，但我從未刻意讓你知道，它們到底有多個人化。”他說，“我要做的是讓作品個人化，再把它隱藏起來。只有我或瞭解我的人才知道，它是多麼的個人化。《殺死比爾》是部非常個人化的電影。這不關其他人的事。這是我的工作：挖掘它，創作它，再把它隱藏在類型中。”
書中，讀到小昆汀的成長經歷 ——還沒出生，母子二人就被生父拋棄，一位與小昆汀玩得特好的繼父，也最終離開了他。成長中“父親”的缺失，使得昆汀對“父親”形成了極爲複雜的情結。於是瞬間明白了他說《殺死比爾》是“痛苦地個人化”，究竟是何等的痛苦。也就明白了他的《殺死比爾2》，爲何那麼冗長糾結，明白了他在新娘身上，寄放着多少濃烈的個人情感。新娘萬里追殺，血流成河，與其說是復仇，不如說是了結。
這樣，昆汀電影裡的暴力，就不難理解了，它不是爲展示暴力而暴力，更不是以暴力來迎合觀衆（和用性來迎合觀衆一樣low）。暴力在昆汀的電影裡，更多是一種強度，是一種情感（仇恨）或者癖好（施虐）強度的呈現，而血漿，自然成爲了呈現這種強度的工具。所謂“暴力美學”，在此成立。（從另一個角度，昆汀是純正的美國式的，愛恨情仇簡單濃烈，暴力是飽滿的，大開大合。）
說到底，創作者真正的力量來自於對自身生命經歷、情感的加工醞釀。也唯有對生命本身體驗的強度和深度，以及由此而來的生命認知，才爲創作賦予了真正的生命力。
二 每個人都是他們故事的主角
回到《低俗小說》，黑幫，與我們的日常似乎很有距離。可是剝去這些小人物的黑幫外衣，真真切切是些生活中的芸芸衆生，帶着粗糲的生活質感。現實世界裡槍會走火，人要小便，倒黴事一樁接一樁。黑幫，搶劫、收賬、內訌……多少更像一個佈景，一些服裝道具，小人物們紛紛扮上了，張牙舞爪上了臺。那是屬於他們的故事，每個人都是他們故事的主角。
特拉沃爾塔與米婭跳着扭扭舞，他不是作爲大明星，而是帶着小人物的謹慎與忐忑，卻又掩飾不住能與美女共舞的得意與享受，那是屬於文森特的華彩篇章。各色人等帶着主角光環華麗登場，卻在別人的故事中忽然又成了配角，匆匆謝幕。舞臺中央、玩得最開心的、大個子、長手長腳有點笨拙的傢伙，就是昆汀。
作者在書中評論道：“埃爾莫·倫納德（昆汀最喜愛的作家）和昆汀·塔倫蒂諾有很多共同點——關注底層市井生活、精彩的對話，以及對人類生活戲劇的荒誕主義處理。”
昆汀的創作是類型化的，他發自內心喜歡類型片。類型片就是他沉溺其中的世界，將這個世界的零件打散重組，是他最熱衷的遊戲。正如孩子們沉溺於樂高，一定要搭出點好玩的、新鮮的、與衆不同的……遊戲沒有目的，遊戲本身就是目的，沉浸、自足。這是昆汀大孩子樂高遊戲的核心，也正是這樣的創作過程，讓昆汀的電影與普通的類型片拉開了距離，擁有了奇蹟般的代入感，讓觀衆能跟着這些人物，在人物間自由跳躍，完成自己的心靈遊戲。
即使他後期最像普通類型片的幾部電影，如《被解救的姜戈》《八惡人》，也依然有着自己強烈的特質。特有的人物、結構、高潮處理，處處散發着一個天才的魅力。
《八惡人》最初的想法：“要是一個片子裡沒有主角，只有這幫綁匪會怎麼樣?沒有英雄，一間屋裡只有一羣窮兇極惡的傢伙，講着自己或真或假的來歷。用暴風雪把這幫傢伙困在一間屋裡，給他們槍，看看會發生些什麼。”一個天才的靈感火花。
三 昆汀之於美國電影，恰如亨利·米勒之於美國文學
衆所周知，昆汀是超級影迷，平均一年看200部電影。可這個成長於“電影工業郊外”的傢伙對電影的認知與涉獵，跟我們漢語世界裡的普通影迷可太不一樣了。在他眼裡，電影只分好壞，沒有出身的高下。他的收藏架上，新浪潮、B級片、西部片、獨立小製作、早期電影、功夫片、各種奇怪劇集……全部是並排放着的。所有這些，全部是昆汀靈感的彈藥庫、培養皿，是他那些人物的幕後故事和喋喋不休的語境。感謝作者湯姆·紹恩，這位英語世界最優秀的電影寫作者，帶給廣大漢語讀者一個廣闊的視野，讓我們一窺世界電影工業、美國文化，以及全球流行文化產業全面展開的圖景。作者文筆輕盈辛辣、時而硬核，讀來如看昆汀電影一般，很過癮。
當然，作者始終聚焦的，是昆汀作爲一位創作者和他的創作歷程本身。書中特別提到他跑到阿姆斯特丹去寫《低俗小說》的劇本，只帶了一箱書，塞滿犯罪小說和阿奈斯·寧的日記。這個細節很有意思，阿奈斯·寧的日記寫的是她與成名前的亨利·米勒及其妻子瓊，還有自己丈夫的多角情慾關係（1990年被拍成了電影《亨利和瓊》）。這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昆汀寫出米婭這個人物，以及她與黑幫老大丈夫和文森特的三角關係呢？不得而知（他在《低俗小說》裡啓用了飾演瓊的烏瑪·瑟曼和飾演阿奈斯的瑪麗亞·德·梅黛洛）。不過，這倒是引發了一個有趣的聯想：昆汀之於美國電影，或許恰如亨利·米勒之於美國文學，亨利肆無忌憚的性，在昆汀這裡是肆無忌憚的暴力。兩人渾身散發着的，是底層美國飽滿的地氣，和蓬勃、不羈、混賬的生命力。
《落水狗》在電影節首映時，曾被當場質疑影片的暴力，昆汀站起來回懟:“我不瞭解你，但我喜歡暴力電影。我覺得‘詹姆斯·伊沃裡’那種狗屎電影纔是冒犯。”是的，《霍華德莊園》《看得見風景的房間》確實不屬於地道的美國，至少不屬於昆汀浸泡其中的美國文化——不是歐洲貴族式的細膩心理與壓抑，而是槍、牛仔、生死對峙，是黑幫、復仇和兄弟情誼。
塔倫蒂諾式(Tarantinonian)，如今早已成爲了形容詞，他反過來影響着塑造了他的美國文化。或許仍有影評人在使用這個形容詞時意帶諷刺，可在全世界無數的影迷心中，這個形容詞，就是一種獨一無二，就是一種風格，一種酷。
■ 結語
“在《八惡人》上映前的最後幾周裡，塔倫蒂諾‘坐立不安’。聖誕節那天，在託蘭斯的德爾阿莫購物中心——他年少時常常看電影的地方，塔倫蒂諾在一場上午11:00的放映快結束時鑽進影院。
‘我看了最後一章，'他說，‘剛進去裡面一片漆黑，啥都沒看見，然後銀幕上一個塞繆爾·傑克遜的特寫，戴着他的白手套，手套把劇院稍微打亮了點，我一看，天哪，竟然滿座。聖誕節當天！我出來待在一家漢堡店裡，看着人們走出影院，抱着他們的紀念圖冊，看得出他們很喜歡這部片子。沒想到看人們抱着他們的《八惡人》紀念冊散場回家，我竟然會那麼感動。’”
昆汀的感動讓我們感動，一位已經獲得如此成就的導演，依然能爲最普通觀衆的認可而感動不已。書中有一句評價：“他是一位始終把自己當作前排觀衆的導演”。何等的簡單、樸素。
“哪一天我不再想爲了電影付出一切，也就到了我該退出的那一天。電影不是一個可以兼職的事，它是我的生命。”
熱愛本身就是一種生命力。翻譯這本書，我們也有幸第一次那麼近地走到昆汀身邊，跟着一起，經歷他創作的掙扎與焦灼，幸福與狂喜。
我們在想，在AI技術突飛猛進，遲早超越人類的今天，人類何爲？或許尼采的預言是對的，藝術，將是人類的唯一救贖。昆汀就是這樣，他在電影創作中救贖了自己，也創造了自己。希望讀者們和我們一樣，能借着這本書走進這位電影天才的創作世界。在哪個領域，能不能成爲天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享受其中。因爲在創作中，我們將遇見更好的自己。
責編：孫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