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文聯合講座／悲慘世界

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林一平／繪

我上課講電報歷史時，會提到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的故事。他和他的出版商發出全世界最短的電報對話。「悲慘世界」出版時，雨果正流亡英國，他僅以「？」符號打電報給出版商，詢問小說的銷路；出版商回以「！」表示小說大賣。「悲慘世界」被翻拍成電影、舞臺劇及音樂會。

二○二五年六月廿二日夜晚，當國家戲劇院的燈光緩緩熄滅，「悲慘世界」音樂會版的序曲響起，整座劇場彷彿被拉回十九世紀的法國。

當第一聲合唱響起時，坐在觀衆席的我，立刻被那莊嚴而壓迫的氛圍吞噬。相較以往舞臺劇版本，這場音樂會更像是一場道德與靈魂的審判。逃犯尚萬強在「Who Am I?」中的渾厚音色格外震撼，彷彿不再是一名演員的歌唱，而是一位曾在鐵鏈中求生、在信仰中重生的靈魂，正與內心拉扯。他臉上交織着痛苦與堅毅，讓人深切感受到「選擇」的重量；在正義與自我生存之間，他選擇坦白、選擇成爲那個值得自己尊敬的人。

相比之下，警探賈維爾這個角色讓我有了全新體會；他的冷酷並非出於殘忍，而是一種對秩序的極端信仰。當他在「Stars」中仰望虛空、唱出「Those who follow the path of the righteous shall have their reward」時，那股近乎偏執的堅持令人不寒而慄。他不是反派，而是一個信仰崩毀的人；他的自毀，映照出法律與人性之間那道無解的裂縫。

最令人潰堤的瞬間，是懷孕後遭情人拋棄的芳婷演唱「I Dreamed a Dream」時；她的歌聲不是炫技的展演，而是肉體與靈魂的哀號。那哭泣不只是一個角色的悲劇，而是整個時代千萬無名女性的命運縮影。當她緩緩倒地，失去工作、尊嚴、牙齒、頭髮、女兒與夢想，只剩一曲殘破的詩；我在黑暗中爲她、也爲我們未曾停止重演的歷史，無聲地傷感。

革命段落的節奏最爲急促、情緒最爲澎湃。反政府學生馬留斯與恩佐拉高唱「Red and Black」與「One Day More」；那種不顧明日是否來臨的激情，讓人心底泛起一種近乎羞愧的欽佩。我不禁思索，在今日，我們是否仍有那樣爲理想赴死的勇氣？還是早已在舒適與妥協中，遺忘了信仰與熱血的模樣？

馬留斯與珂賽特的戀情，被認爲是此劇中較爲薄弱的一環；然而插入愛波寧，三人以清澈的嗓音混唱，賦予角色一股內在強度。珂賽特不再僅是受保護的小女孩，而是懂得選擇愛與未來的女性。當「A Heart Full of Love」響起時，彷彿世界都爲這片刻的溫柔而靜止。

最終，尚萬強唱出「Bring Him Home」，那是一首父親般的祈禱，也是一位罪人向神最謙卑的請求。低聲唱出的每個音符，都帶着赦免與深沉愛意；他不只爲馬留斯而唱，也爲芳婷、爲賈維爾、爲所有曾在命運之河中掙扎過的人而唱。結局來臨，亡靈合唱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不再是革命號角，而是一場送別；送別那些爲正義而死的人，送別那個殘酷卻真實的時代。

「悲慘世界」的偉大，不在於它的高音有多驚人、場景有多浩大，而在於它用歌聲逼使我們直視苦難、選擇、信仰與寬恕。它迫使我們思考，當一個社會以法治之名卻罔顧正義，當我們習於冷眼旁觀他人的苦難時，我們究竟身在何處？又該成爲誰？

（作者爲前科技部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