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文聯合講座/悲慘世界

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林一平/繪

我上課講電報歷史時,會提到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的故事。他和他的出版商發出全世界最短的電報對話。「悲慘世界」出版時,雨果正流亡英國,他僅以「?」符號打電報給出版商,詢問小說的銷路;出版商回以「!」表示小說大賣。「悲慘世界」被翻拍成電影、舞臺劇及音樂會。

二○二五年六月廿二日夜晚,當國家戲劇院的燈光緩緩熄滅,「悲慘世界」音樂會版的序曲響起,整座劇場彷彿被拉回十九世紀的法國。

當第一聲合唱響起時,坐在觀衆席的我,立刻被那莊嚴而壓迫的氛圍吞噬。相較以往舞臺劇版本,這場音樂會更像是一場道德與靈魂的審判。逃犯尚萬強在「Who Am I?」中的渾厚音色格外震撼,彷彿不再是一名演員的歌唱,而是一位曾在鐵鏈中求生、在信仰中重生的靈魂,正與內心拉扯。他臉上交織着痛苦與堅毅,讓人深切感受到「選擇」的重量;在正義與自我生存之間,他選擇坦白、選擇成爲那個值得自己尊敬的人。

相比之下,警探賈維爾這個角色讓我有了全新體會;他的冷酷並非出於殘忍,而是一種對秩序的極端信仰。當他在「Stars」中仰望虛空、唱出「Those who follow the path of the righteous shall have their reward」時,那股近乎偏執的堅持令人不寒而慄。他不是反派,而是一個信仰崩毀的人;他的自毀,映照出法律與人性之間那道無解的裂縫。

最令人潰堤的瞬間,是懷孕後遭情人拋棄的芳婷演唱「I Dreamed a Dream」時;她的歌聲不是炫技的展演,而是肉體與靈魂的哀號。那哭泣不只是一個角色的悲劇,而是整個時代千萬無名女性的命運縮影。當她緩緩倒地,失去工作、尊嚴、牙齒、頭髮、女兒與夢想,只剩一曲殘破的詩;我在黑暗中爲她、也爲我們未曾停止重演的歷史,無聲地傷感。

革命段落的節奏最爲急促、情緒最爲澎湃。反政府學生馬留斯與恩佐拉高唱「Red and Black」與「One Day More」;那種不顧明日是否來臨的激情,讓人心底泛起一種近乎羞愧的欽佩。我不禁思索,在今日,我們是否仍有那樣爲理想赴死的勇氣?還是早已在舒適與妥協中,遺忘了信仰與熱血的模樣?

馬留斯與珂賽特的戀情,被認爲是此劇中較爲薄弱的一環;然而插入愛波寧,三人以清澈的嗓音混唱,賦予角色一股內在強度。珂賽特不再僅是受保護的小女孩,而是懂得選擇愛與未來的女性。當「A Heart Full of Love」響起時,彷彿世界都爲這片刻的溫柔而靜止。

最終,尚萬強唱出「Bring Him Home」,那是一首父親般的祈禱,也是一位罪人向神最謙卑的請求。低聲唱出的每個音符,都帶着赦免與深沉愛意;他不只爲馬留斯而唱,也爲芳婷、爲賈維爾、爲所有曾在命運之河中掙扎過的人而唱。結局來臨,亡靈合唱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不再是革命號角,而是一場送別;送別那些爲正義而死的人,送別那個殘酷卻真實的時代。

「悲慘世界」的偉大,不在於它的高音有多驚人、場景有多浩大,而在於它用歌聲逼使我們直視苦難、選擇、信仰與寬恕。它迫使我們思考,當一個社會以法治之名卻罔顧正義,當我們習於冷眼旁觀他人的苦難時,我們究竟身在何處?又該成爲誰?

(作者爲前科技部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