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看世界－從通膨預期到政治決策：爲何川普對鮑爾失耐心？

美國總統川普。圖／美聯社

近來川普啓動對等關稅戰，很多人引用70年代美國停滯性通膨時期來類比，判定美國可能會引發再一次停滯性通膨。因爲一提起70年代停滯性通膨，人們首先想到的原因便是石油危機引發價格上漲與景氣崩跌，與高關稅產生的效果類似。

的確，1973年與1979年兩次油價暴漲，透過推高能源成本，與供應鏈傳導到終端產品，顯著加劇物價上漲壓力。然而，若僅聚焦油價，將忽略更深層的問題，即當時聯準會的政策反應，既遲緩又猶豫不決。這纔將外部衝擊轉化爲長達十年的結構性通膨，也纔是美國經歷十年停滯性通膨的真正根源。

以1973年爲例，第一次石油危機後，美國通膨率迅速攀升，1974年突破11％，遠高於60年代長期低於5％以下水平。但聯準會升息動作滯後，至1974年底纔將聯邦基金利率提升至10％以上。更糟糕的是，1975年初因擔心利率過高引發經濟衰退，聯準會又迅速將利率下調至5.8％，遠低於控制通膨所需的水平。猶豫不決、搖擺不定的政策，不僅未能穩定物價，還加劇通膨預期形成。70年代美國工會力量強大，工資談判頻繁要求大幅加薪，形成工資─物價的惡行螺旋（wage-price spiral）。

直到1979年Paul Volcker接任聯準會主席，採取截然不同的策略，無視短期經濟成本，將聯邦基準利率大幅提升至兩位數，1981年甚至一度突破19％。此激進政策成功打破通膨預期，重塑市場對聯準會的信任，爲1980年代經濟復甦奠定基礎。然而，代價同樣高昂：高利率一度引發經濟嚴重衰退，失業率飆至10％以上，對社會造成衝擊。這顯示，信任騎馬而去、步行而歸；重建央行可信度往往需付出重大成本。

這段歷史對當今現況具有相當的啓發性：面對通膨，央行的核心資產是其可信度。當市場相信央行能控制物價，通膨預期便難以失控；反之，若市場懷疑央行決心，通膨預期將推高物價，將壓力反饋至央行。

因此，川普主張撤換聯準會主席，並非全然出於政治操作，而有另一種角度的經濟判斷基礎。因爲川普始終認爲，鮑爾在疫情前的降息速度，與疫情過後的升息反應都過於遲緩，導致景氣下滑與通膨失控，市場已對聯準會信心動搖。

2021～2022年美國通膨率一度破9％，但聯準會直到通膨失控後才加快升息節奏，反映出對通膨風險誤判與政策延宕，正與70年代錯過第一時間控制通膨的歷史如出一轍。

川普陣營認爲，聯準會若無法在市場信心受損時果斷作爲，將重演70年代停滯性通膨。主張換帥，正是希望重新確立央行決策的果斷性，前瞻指引市場；該升息就升息，該降息就降息的形象。不是像現在優柔寡斷且缺乏前瞻性，老是把Data Dependent掛在嘴上，過度專注Data，就像開車只看後照鏡，不看前面的道路。

或許在學界與央行獨立性的討論中，此立場仍具爭議，但若從歷史經驗出發，川普的憂慮非空穴來風。一個決策落後的央行，可能纔是真正讓經濟陷入長期困境的元兇。這是70年代聯準會用十年代價換來的經驗教訓，也是川普想避免的惡夢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