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一口價」！大陸多地出手整頓網約車行業亂象
擾亂市場秩序，大陸多地叫停網約車「一口價」。（新華社）
據觀察者網報導，大陸多地暫停網約車「一口價」等低價營銷行爲。
近日，陝西西安等地公佈政策，全面暫停網約車「一口價」等低價營銷行爲，嚴禁任何形式的價格欺詐和惡意壓價。而在此前，江西鷹潭、河南開封、廣東清遠等多地也相繼公佈類似政策，禁止平臺以「一口價」模式強制司機接單，治理無序低價競爭行爲。一些通知指出，這類訂單擾亂了市場秩序，侵害了從業人員權益。
所謂「一口價」訂單，是指乘客設定目的地後，系統依據預估里程、時長及實時路況等因素生成固定結算價格，即便出現堵車或路線變更，乘客仍按初始價格付費。該模式因價格低廉、費用可控，對乘客具有較強吸引力，曾是網約車平臺搶佔市佔率的重要手段，能在短期內刺激打車需求增長。
有利也有弊，這種模式也給司機羣體帶來了一些顯著困擾。不少司機反映，「一口價」訂單的單價普遍低於正常訂單，且不計算跑單時長費，導致「接單量增多但收入未增」的怪象。在擁堵路段或路線調整時，司機實際運營成本上升，但收入卻無法相應增加，勞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
對於當前市場對一口價的爭議，國際智能運載科技協會秘書長、黃河科技學院客座教授張翔對觀察者網表示，「一口價」訂單讓司機看起來訂單變多了，但是掙的錢沒有增加，卻使得司機勞動更加辛苦。叫停一口價，或能有效地改善司機的收入。網約車平臺取消一口價後，司機的運營自由度會顯著提高。他們可根據行程的實際里程進行計費，且憑藉長期的運營經驗，司機明確行駛里程數越多，對應的收入便越多，這種計費方式也能更好地保障其收益。
對於乘客來說，張翔認爲，「一口價」訂單對於乘客來說是價格透明的，按照價格付費，一清二楚，不用擔心存在「被宰」等情況，叫停「一口價」訂單之後，可能會存在少數司機繞遠路，侵犯乘客利益的情況。
此外，停止「一口價」模式後，乘客在選擇網約車平臺時，考量因素將發生變化。此前，「一口價」往往是乘客判斷行程是否優惠的唯一指標，而不再有「一口價」後，加之各城市的網約車平臺數量較多，乘客可能會依據以往的使用經驗來選擇具體訂單。
對於平臺而言，張翔認爲，取消一口價模式後，儘管司機能獲得一定益處，但平臺也可能面臨消費者流失的問題。
如果部分乘客此前正是因一口價模式才選擇該平臺，一旦取消這一模式，乘客在選擇網約車平臺時，便會綜合考量更多因素，此時行程價格將變爲不確定的浮動形式，而平臺自身擁有大數據模型，其中必然包含多項參數，例如行程價格、車輛實時狀態、車輛抵達上車點的時間（即乘客的等待時間）等，這些參數都會成爲乘客選擇網約車時的重要考覈指標。
需要注意的是，平臺的算法模型通常不會對外公開。不過總體而言，各平臺調整算法的依據大致相同，其中價格是關鍵指標之一，畢竟目前多數乘客仍會優先根據價格選擇平臺；其次，車輛抵達上車點的時間（乘客等待時間）也十分重要，等待時間越短，乘客越能儘早抵達目的地，這一因素對乘客的選擇影響同樣顯著。
綜合來看，取消一口價模式並非必然會帶來司機收入的增長，也未必能直接帶來平臺的服務質量提升。當前市面上的每種計價方式、每個算法模型，都存在各自的優勢與不足。
目前，網約車市場已從「野蠻生長」進入「存量博弈」階段。
大陸交通運輸部數據顯示，全國網約車平臺公司已達385家，多地陸續發佈運力飽和預警，行業供給過剩問題突出。以深圳市爲例，2025年9月數據顯示，當地有27家網約車平臺，已核發《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134490張，《深圳市出租汽車駕駛員證》367248張，而網約車單車日均訂單量僅約12.9單，日均營收較年初呈下降趨勢。
內卷的環境中，低價策略曾是網約車平臺搶佔市場的利器，但也引發不少爭議。
平臺抽成不透明、派單算法「黑箱」操作、司機社會保障不足等問題持續困擾行業。數據顯示，當前網約車市場已呈現飽和態勢，「月入過萬」成爲過去式，多地司機日均營運時間長達9-13小時，而月淨收入卻不足4000元，行業競爭壓力與從業人員生存壓力顯著攀升。
面對行業痛點與政策導向，網約車平臺近期紛紛採取調整措施。今年8月以來，滴滴、T3出行、曹操出行等多家頭部平臺相繼宣佈降低最高抽成上限，部分平臺抽成比例已降至22.5％-27％；高德打車也承諾推動合作平臺抽成比例上限不超過27％。這些舉措被視爲對司機訴求的積極迴應，但能否從根本上改善司機收入狀況、平衡平臺與從業者利益，仍需長期觀察。
此外，8月23日，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三部門聯合印發《互聯網平臺價格行爲規則（徵求意見稿）》，精準聚焦平臺領域存在的強制降價、低價傾銷等突出亂象。這一規則的規制範圍不僅涵蓋網約車行業，還涉及電商等領域普遍存在的「全網最低價」標籤競爭問題。
與此同時，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進一步明確了更爲嚴格的懲處措施：若平臺藉助數據優勢實施價格操縱行爲，最高可處以其上一年度營業額1％的罰款。
從功能定位來看，規則主要明確了平臺價格行爲的「操作規範」，界定「該怎麼做」；法律則着重劃定了違規後果的「懲戒標準」，明確「做錯會罰多少」，二者相互配合、協同發力，共同形成了高效的監管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