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吹哨被勸退！專家揭體育場性侵關鍵 籲修法：建全國教練黑名單
▲體育班與運動代表隊的權力結構，構成與普通班級迥異的社會文化。爲此，監察院113年彈劾案中，呼籲教育部，全面檢討學生保護機制與性平教育制度。（示意圖經變色處理／資料照）
記者潘姿吟、林緯平／採訪報導
孩子們年紀還小，仍在學習如何分辨信任與依賴，更不懂得權力也可能以「關懷」爲名現身。一旦異樣出現，他們往往無法立刻說出口，更難被大人理解。北投立農國小擊劍隊女童B的遭遇，就是這樣一個縮影。她曾低聲說過「不要」，也曾透過訊息表達抗拒，換來的卻是更多包裹着「好意」的侵犯。她不知道該怎麼辦，也無處可逃。
更令人心疼的是，當孩子回家後，她們的語言已被壓縮成自我保護的碎片。「教練對我很好」「只是開玩笑啦」「沒什麼啦，沒事啦」，這些話如同緊閉的門，將真正的求救聲埋藏在內。
而當家長準備跨出「吹哨」那一步時，面對的不僅是加害者，還有圍繞「成績」與「榮譽」的同儕壓力。「不要鬧大」「會影響升學」「隊上名聲很重要」的勸阻在家長間流傳。結果是：受害孩子被迫忍耐，想說出真相的家長被勸退。在這張權力網絡中，敢於站出來的家長成爲孤島，面對的盡是冷眼與責難。
諮商心理師何冠瑩分析，家長的信任來自於教練的多重角色；既是訓練者，也是輔導者、接送者，甚至自掏腰包或籌措經費。這些行爲讓家長心生感激，認爲教練「無私付出」，從而淡化其不當行爲的嚴重性。當事件爆發，部分家長會以「學生不聽話」或「私人恩怨」，爲教練說話：「沒那麼嚴重！整體而言，他還是好教練。」
何冠瑩分享一案例，涉案教練以學生獲得的獎牌與成績爲自己辯駁，試圖證明價值。更有校長因教練能帶來招生與校譽，傾向保留涉案教練，形成隱性保護網，助長沉默文化蔓延。
暴力的溫牀：「關係系統」失靈與體制的縫隙
體制的失效，從來不是單一惡意的結果。監察院113年彈劾案指出：針對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學生與教練特殊依賴關係、權力不對等社會文化結構，實與普通班學生存在殊異性，監察院促請教育部就學生之身心保護、性平教育應儘速檢討改進。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表示，這類事件的根本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查詢不適任人員系統」這麼單純，他強調，這是「人因侵害」問題，不是程序出錯，而是整個關係系統出了問題。他進一步說明，風險來源可分爲3類：物理性、化學性及人因侵害。前兩者容易察覺與修正，真正難以防範的，是權力結構下的壓迫與控制。
▲人因侵害關係的預防。（圖／記者潘姿吟制）
「一個孩子受害，身邊絕不可能空無一人。」林佳和舉例指出，許多侵害發生在教練獨自帶隊外宿時，「爲什麼是教練單獨帶隊？隊友、家長、助教、行政人員，甚至教育主管機關，都在哪裡？這些原該形成的保護網絡，從一開始就失靈了。」
林指出，臺灣的體育運動暴力與性侵案件中，不乏長期、跨多年、多名受害者的案例。有些早在十幾二十年前就有人知情，卻遲至多年後才曝光。「這代表這張關係網從未真正啓動。」幾乎所有受害事件回顧時都能找到明確前兆：教練過度掌控學生行程、私下聯繫、要求單獨相處等。「孩子一定有反應，可能回家提過，但沒人當真、沒人接住。」
在林佳和看來，臺灣最大的制度漏洞是缺乏「獨立的監督機制」。他指出，歐美國家多已設立「兒童人權專員」，此角色獨立於學校體系，由第三方外聘專業人員擔任。孩子可直接投訴，經專責單位直通主管機關，繞過中途可能阻礙通報路徑的既定結構。
性平會議，只是一場「快點開完」的儀式？
那麼，若孩子感到不適、家長對教練行爲有疑慮，難道不能透過學校的性平機制申訴嗎？一位身爲國小老師性平委員張老師，道出了制度現場的赤裸寫照：「開會的人，常常不太清楚實際情況。」即使學校有邀請外部委員參與，但多數與會者對案件的理解，僅止於會議當天的簡略文字敘述，沒有人主動詳述細節。
「不說清楚的理由就都推託『案件敏感』，最後在來龍去脈交代不清的情況下，整場會議像一個例行流程，來開個會、簽名、趕快結束。」張老師坦言：「我們只是一羣被指派開會的人頭，不一定具備性平專業背景，大家多數只想快點回去上課。」她提到，有時候只要會議中有人帶風向，整個處理方向就會翻盤。
會議中，當有人提出質疑、追問細節，反而容易被標籤爲「愛多管閒事」而遭到排擠，「造成有些人想幫，但最後也只能選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爲沒人想背責任。」於是，制度淪爲一張例行公文，真正的問題就這麼被輕輕帶過。
強化法律保障 修補體制漏洞
在體育運動場域中的「權勢關係」的判斷上，張睿紘提醒，即使教練非正式僱用，只要實質掌控選手的訓練資源、參賽資格或評分標準，就可能構成權勢性騷擾或權勢霸凌。當受害者面對這些侵害時，應在確保自身安全後，儘速報警，並保存衣物、通訊紀錄、驗傷或醫療證明、心理諮商等相關證據；此外，也可依法提出民事損害賠償，甚至追究僱主的連帶責任。
張睿紘進一步指出，目前法規最大的盲點，在於存在許多「責任模糊地帶」，尤其未涵蓋非校園、非正式聘僱的訓練環境。對此，他提出「環、外、道路」4字訣，作爲修法參考方向：
• 環境：擴大法規適用範圍，涵蓋所有非學校、非職場的訓練機構，包括私人運動中心與俱樂部。
• 外部監督：建立獨立申訴機制，強制納入法律、性平等外部專家，加強運動員法律教育，並推動全國性教練「黑名單制度」。
• 道路：打破體育運動圈封閉文化，降低運動員因害怕遭報復而不敢舉報的風險。
▲律師張睿紘指出，目前法規最大的盲點，在於存在許多「責任模糊地帶」。（圖／記者潘姿吟攝）▼現行《性平三法》在體育場域的適用範圍與限制。（圖／記者林緯平制）
張雅琳從陳情案中觀察到，臺灣體制常淪爲「師師相護」，許多案件無法揭露處理。即使輔導老師也多屬學校編制，難以制衡，「常見拖很久，才把加害人和受害人分開，但已造成更深傷害。」這種制度性冷漠，造成「不適任人員通報系統」效用有限。目前只能限制教練在學校或協會任教，無法規範私人俱樂部、社區運動隊伍、健身房等場域，加上運動教練無執照強制規範，遭通報者仍可能轉換身份重返訓練場。
張雅琳指出，目前各縣市社會局雖有不適任人員名單供查詢，但這機制仍有明顯不足：「很多時候，判刑必須等到最終結果出來纔會被正式揭露。而訴訟時間往往曠日費時，這漫長過程中，家長根本不知道教練涉及相關案件，只能依靠信任或口耳相傳。」
此外，她強調現行資訊嚴重缺乏整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名單，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則公告「違反幼照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人員，各部會各自爲政，家長無法從單一平臺完整掌握可能危害兒少的加害人資訊，「我們需要建立一套統一的公告機制和透明平臺」她主張，「就如同兒少性剝削加害人會公告名單一樣，涉及不當對待兒少的問題教練也應該有類似的公開制度。」
▲立法委員張雅琳。（圖／記者潘姿吟攝）
從掩蓋到改變，從控制到保護 重建運動場域的價值
林佳和強調，法規應明確定義「哪些行爲不能擔任哪些職務」及「禁止進入哪些場域」，「不能只禁止問題教練任教，卻讓他以防護員身份繼續接觸隊伍。」但他提醒，因涉及職業自由，規範必須精準，像是「有計劃接觸未成年」的範圍，不能模糊一刀切。
馮喬蘭也提醒，體育運動界改革不能停留在技術層面的制度修補，這是一場價值的重建，「我們要集體拒絕把『忍耐』當美德、把『服從』當忠誠的教條，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爲孩子鬆開那張無聲的網。」體育運動的本質，應該是培養獨立思考、團隊合作與自我突破的精神，而非服從與控制的訓練場。
林佳和總結，「我們無法讓壞教練永不出現或孩子永不受害，但可以設計有效的制度，讓其他人在關鍵時刻發聲行動，並做好前期預防。」關鍵是讓「關係網絡」中的每個角色都發揮作用、負起責任，「一個孩子的成長需要整個村莊；那麼，一個孩子的受害，也應是整個村莊的責任。」守護下一代的安全與尊嚴，不該是單打獨鬥的勇舉，而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責任。
建立兒童工作證制度 從被動防堵到主動預防
根據衛福部統計，18歲以下的性侵害被害人中，有6成是兒少，每年約有5,000名孩子遭受性侵害，其中8成的加害者是孩子認識的人，暴力受害的兒少就更多了。他們可能是家人、親戚，也可能是學校老師、才藝老師、運動教練，或寒暑假營隊裡看似親切的帶隊人員，正因爲是「熟人」，也才更容易取得孩子的信任與靠近的機會。
▲專家們不約而同指出，「兒童工作證」制度將有機會彌補教育與社政、運動與才藝體系之間的斷裂，提供一套「只要要接觸孩子就須查覈」的安全防線。（圖／記者潘姿吟攝）
在現行制度中，對這些與兒童密切互動的工作者，卻幾乎沒有一套橫跨各場域的查覈與揭露機制。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指出，目前也沒有一個讓家長能主動查詢教練或老師背景的平臺，「即使教練曾有兩度性侵前科，被法院判刑，協會也沒有即時撤照，家長仍完全不知情。」她舉例，有暴力對待或性侵紀錄的教練，仍能換地方、換名字、換身份，持續接觸孩子。
「應該比照澳洲的『兒童工作證』（WWCC）制度，不論是志工、助教、教練或家教，只要與兒童有密切接觸的工作者，都需經過背景查覈，並取得許可證纔可以從事相關工作。」她說明，澳洲的「兒童工作證」制度由政府統一審覈，定期檢查背景資料，並可串聯警方、司法、社政等資料庫，即時更新是否有違法紀錄；若發現不當行爲，該證可立即撤銷，防止加害者跨機構、換身份重返工作場域。
立法委員張雅琳支持將此制度納入臺灣法制。她指出，2023年性侵害通報中，有55%的受害者是兒少，其中172件的加害者身分爲：安置機構工作人員、學校教師、安親班老師、營隊志工等。這些角色橫跨正式與非正式場域，「兒童工作證」的制度能彌補教育與社政、運動與才藝體系之間的斷裂，提供一套「只要要接觸孩子就須查覈」的安全防線。
馮喬蘭呼籲，政府應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時明文納入兒童工作證制度，不僅強化查驗與公告機制，也能讓家長在選擇時有一個信賴依據：「讓工作者主動舉證，讓父母能安心選擇，纔是真正保障孩子安全的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