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和芒格看到了人們沒有看到的什麼

——怎樣理解和應對世界貿易格局的重構（五）

上文說道，要找到美國貿易財政雙赤字以及特朗普政府推動世界貿易格局重構的真正原因，我們還必須藉助於亨廷頓和芒格等先知的敘事線索。

亨廷頓被埋沒了的真正跨越時代的遠見

後人談到亨廷頓通常集中提及的就是他提出的文明劃分和衝突的理論，而且對此往往還充滿着爭議。但是亨廷頓真正跨越他的時代另一個主要貢獻卻長期以來被掩蓋和埋沒而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跌落和危機都是從自以爲輝煌的頂峰之前就已孕育和開始的。

20世紀90年代初隨着冷戰的結束，當時美國在世人眼中可謂如日中天。而就在此時，塞繆爾·亨廷頓指出，“文明之間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變化，西方的影響在相對下降；亞洲文明正在擴張其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伊斯蘭世界正在出現人口爆炸”。“歷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爲多級的和多文明的”。

基於他對上述文明之間力量對比發生時代轉變的認知，亨廷頓提出美國此時不是要去乘勢在全球擴張，而是要收縮力量、鞏固和更新國內基本盤的判斷。亨廷頓看到，由於“19世紀以歐洲殖民主義爲表現形式的西方權力和20世紀美國的霸權把西方文化推廣到了當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區。” “現今美國精英人士中有不少人主張美國成爲一個世界主義社會，另有一些精英人士希望美國充當帝國角色。絕大多數美國人則是贊成美國保持和加強自己已有三個半世紀之久的民族和國家特性。” 因此，這些美國精英的追求與大多數普通美國人並不一致。同時，亨廷頓清醒地指出，美國的精英人士應當看到：“帝國念頭受兩點信念支撐，一是以爲美國力量至高無上，二是以爲美國價值觀普遍適用”，而這已不符合當今世界“歐洲殖民主義已經結束，美國的霸權正在衰落”的現實。美國應當果斷放棄世界主義和帝國角色，回到“民族性質的方案”，去強化自身的實力和移民的同化，抵制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主義，對移民實現“美國化同化”，保持美國直到20世紀中期的狀況，即“美國是一個移民的國家，又是一個同化的國家，這個同化的意思就是美國化。” 而“西方的生存依賴於美國人重新肯定他們對西方的認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獨特的而不是普世的，並團結起來更新和保護自己的文明，以應對非西方社會的挑戰。”（以上均引自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和《誰是美國人》兩書）。（《誰是美國人》的英文原書名爲“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n’s national identity”即“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 ）

不難看出，亨廷頓的上述被埋沒的思想遠遠超越了他的時代。如果美國建制派的兩黨精英當時聽進他的意見，美國這30多年來將會避免很多萬億美元的對外戰爭代價與恐怖主義鬥爭的重負，避免太多的國內族羣對立和社會撕裂，美國會比今天強大得很多。而這些年風靡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民粹主義運動和特朗普主義也根本不會有表現的機會和舞臺。

遺憾的是，當時亨廷頓的觀點，主要是在學界引起熱烈的討論和爭論，而且集中在文明的劃分和文明的衝突相關理論問題上，並未引起美國兩黨建制派政治精英們的關注和重視。客觀地說，當時這種對美國霸權衰落的判斷和美國國內外政策據此都需要進行根本性調整的意見，甚至都不是那時經常批評美國的非西方國家的認知，更難引起還陶醉在冷戰勝利後的美國人警覺。

芒格的經濟學洞見和天才直覺

查理·芒格當然並非政治學家或理論家，但是作爲一個無與倫比的成功投資思想家，他具有難以置信的多領域的知識和傑出才華（他甚至爲自己捐獻給大學的資金在大學用以建設時親自當建築設計師），芒格極爲勤奮，堅持終身學習和跨學科多元思維。他原本就寡言少語，隨着美國社會的極化和撕裂，他更加回避政策性的評論。儘管如此，從他那些早些年的分析和後來不多的評論中，我們能夠看到他與亨廷頓有着許多共識，並以自己的經濟學洞見和天才的直覺，豐富和補充了亨廷頓的判斷。

芒格與亨廷頓一樣，完全認同文明的多樣性。他2021年在每日期刊董事會的股東問答中說，“人們都覺得自己的文明是最好的，自己的國家是最好的，這再自然不過了。但任何人都不可能處處比別人好。” “我們美國人雖然喜歡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制度，但不應該自命不凡地教導中國人，非要讓他們像我們一樣。” 他高度讚賞新加坡的李光耀，說 “不考慮國家大小，李光耀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建國者”，因爲李光耀在一無所有的基礎上，在有生之年 就把那裡變成了一個繁榮興盛的發達國家，而且使腐敗幾乎絕跡。他認爲鄧小平1978年訪問新加坡受到了很大啓發。他說美國在不少方面也應當學習新加坡，如 “新加坡的人均醫保支出只有美國的20%，效果卻比美國的醫療體系好得多。”

2003年10月，芒格在加州聖塔巴巴拉分校經濟系的演講中，肯定了經濟學在許多方面都比其他軟科學學科更加出色，是文明社會的輝煌成就之一。特別是世界上 “所有計劃經濟都崩潰了，而那些自由市場經濟或者半自由市場經濟都蓬勃發展，這增加了經濟學的聲望。” 他高度評價經濟學的發展中出現了一批極其出色的如亞當·斯密和凱恩斯那樣的大思想家，但同時也對現代學院派經濟學、金融學等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舉例說，有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依據有效市場理論的信條，認爲巴菲特和芒格的伯克希爾公司“能夠在流通股投資上打敗市場，是由於一個運氣西格瑪（注：美國金融圈俚語，意指撞了一個大運），因爲在他看來，除了靠運氣，沒有人能夠打敗市場。” 後來“這位教授又引入了第二個、第三個最後總共用了六個運氣西格瑪，引起了人們的嘲笑，於是他終於不再這麼做了。” 芒格說，這證實了本傑明·富蘭克林的一句名言：如果你想要說服別人，要訴諸利益，而非訴諸理性。

芒格認爲，由於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因此他強烈懷疑在經濟學等這類軟科學中簡單套用如物理學這樣的硬科學中的實驗方法。他說， “我的靈感同樣來自凱恩斯：粗略的正確好過精確的錯誤。”　因爲追求這種虛假的精確性，就會“過度強調那些被測量因素的重要性，而低估那些無法被測量的因素的重要性。” 20多年過去了，我們看到用可測量而無法複製的數據，僅靠數據上表面的而實質上往往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相關性就做出因果性判斷，去大量生產自己不會再看、別人也不看的經濟學論文，這種新八股的文章已經充斥了國內外各種權威期刊的版面。確如芒格當時所說，“經濟學中的綜合太少了，不僅沒有綜合傳統經濟學之外的知識，也沒有綜合經濟學內部的知識。” 芒格認爲，這種侷限特別暴露在宏觀經濟學的分析上。

芒格：國際貿易動態演變的力量轉換

那麼，芒格這些意見是否出於過於自傲的跨界或出自投資家的偏見？其實則大不然。我們知道經濟學大師、諾獎獲得者薩繆爾遜在2004年發表了一篇引起廣泛討論和爭論的論文。文章質疑主流經濟學家關於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理論對李嘉圖——穆勒的比較優勢理論的理解和運用存在片面性，指出在國際貿易中，發展中的新經濟如果開始轉向中高端技術的時候，自由貿易未必對發達國家有利。貿易對雙方利弊的最終影響取決於技術進步的分佈、需求彈性、勞動的異質性等多種因素。芒格則在前一年的上述演講中已經明確指出，由於經濟學對二階和更高階的效應關注太少，因此經濟學的比較靜態分析存在很大的侷限性。作爲一個大投資家，芒格當然高度肯定國際貿易，因爲這必然會提高全球總的經濟發展和福利水平。但是他敏銳的經濟學直覺告訴他，從一個民族國家的角度看國際自由貿易是否對自己有利，則完全是另一個問題。這也是發展中國家普遍採用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原因。

因此，芒格在2003年演講中說，經濟學家根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爲國際貿易能讓貿易雙方都得益的法則在第一階段上當然是正確的，但是這個國際貿易持續下去，哪個國家的經濟會發展得更快呢？如果看二階和更高級別的後果，那些當年的落後國家和地區在國際貿易的推動之下，“他們吸取了世界上的各種現代科技，而且正如亞洲四小龍已經證明的，他們很快就會走到前面去。” 再假如 “你們進行貿易的對象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族羣，比如說中國人，他們現在特別窮，特別落後，你們處在一個發達國家。” “但到最後，這個國家變得比你們的國家更加強大，甚至可能還擁有更多和更好的原子彈。李嘉圖並沒有證明這樣的結果對於原先領先的國家來說是美妙的，他並沒有考慮二階和更高階的後果。”　芒格認爲忽略了這些動態的結果，“你將會遇到一種極其糟糕的情況，因爲你的祖國原本是世界領袖，最後卻失去了對世界的領導權，被籠罩在其他國家的陰影之中。” 不言而喻，芒格的分析雖然看似簡單樸素，但讓人難以否認其遠見和深刻性。而這顯然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民粹主義浪潮高漲、特朗普能夠再回來的重要經濟原因。

芒格所說的國際貿易中相對力量的變化，其實也就是人們通常忽視的後發優勢的巨大威力。當年在紀念楊小凱去世的討論中，我曾經指出，後發劣勢當然存在，落後了自然就是劣勢。但是後發也有更強大的優勢，這是東亞，特別是中國經驗證明的在追趕型經濟中，在有了發達國家從零到一的原創突破之後，新興的追趕經濟體有從一到一百的低成本複製和產能擴張並進行延伸創新的巨大後發優勢。這其實是亨廷頓指出的文明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經濟動因和基礎。

在芒格的神預測背後

芒格的經濟透視和預測力，當然絕不限於一處。1999年也就是互聯網泡沫破裂的前一年，芒格在西科金融股東會上講話時強調，“互聯網能帶來巨大的機會，也蘊含着巨大的風險。投資者一旦被互聯網的前景衝昏了頭腦，很容易盲目冒進犯下嚴重的錯誤。” “狂熱投身於互聯網將引發鉅額虧損”。

真正引發我們關注的是芒格的兩次 “自信地預測”。大家都知道，2008年由次貸衍生品交易引發的金融海嘯爆發之後，當時英國女王在訪問倫敦經濟學院時，曾經提出了一個令西方經濟學界十分尷尬的問題，那就是“這麼大的危機，爲什麼你們經濟學家都沒有預測到？” 其實，巴菲特和芒格早就反覆指出了這種衍生品交易會引發金融災難。仍然是在2003年5月的這個演講中，芒格說，“成功地對未來的災難進行預言很難的。但我自信地預測，大麻煩就要來了。衍生品系統簡直是神經病，它是完全不負責任的。” “你無法相信到底激勵機制會讓人們對衍生品的價值以及對衍生品的清算能力產生多麼一廂情願的想法。”　“這些人虛假得精確離譜地讓人難以置信。他們讓最糟糕的經濟學教授都看起來英明無比。而愚蠢之外，還有貪婪在起作用。”

我們知道，第二次芒格說他自己看不到了，而仍然“自信地預測”特朗普會再次回來。現在特朗普果然回來而且已經執政，我們更可以一步步看清楚他這個“自信地預測”背後的邏輯，以及他第二個預測的兌現會否多少改變歷史的軌跡，包括對他當年留給後人的盛世危言帶來什麼影響……（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