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這只是送法官評鑑的問題嗎（吳景欽）

炒作TDR撈4億多元的重大經濟罪犯鍾文智，最高法院判刑確定後，雖然立即通知檢方啓動防逃機制，但臺北地檢署拘提不到發佈通緝。（中時資料照片）

連一鮑魚老闆鍾文智，涉嫌炒作TDR遭判30年5月定讞，卻在判決確定後棄保潛逃。惟於去年10月，臺中高分院加具2000萬元保證金以停止電子監控，經立委黃國昌於質詢時，才發現此案竟以審理單代替裁定，也未送達檢察官，直至今年3月28日，才以略式裁定公開。面對如此重大瑕疵，司法院僅簡單以新聞稿稱，會依據法官法來進行究責，只是這樣離譜近乎荒誕的過程，僅以行政懲處、而無涉刑法嗎？

羈押，因是對人身自由的拘束，且基於無罪推定及免於押人取供之指摘，就應是保全被告的最後手段。惟我國的防逃機制，一向爲人所詬病，致使羈押反成爲防止被告逃亡的最優先手段，致有違慎押原則。而2019年6月，爲填補防逃漏洞，立法院修正刑事訴訟第116條之2，即法院允准停押時，在考量公益與人權而有必要時，可要求被告履行一定事項，除定時向指定機關報到、禁止對證人或被害人等的身體或財產爲危害、不得從事與治療無關的活動等，原先就有之規定外，亦增加要求被告交付護照與旅行文件、未經司法機關許可不得離開一定區域，甚至可施以科技設備監控等替代措施。

這些替代羈押之手段，既可同時並用，也準用於檢察官或法官逕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及撤銷羈押之情形。而司法院也於2020年8月會同行政院，訂定有刑事被告科技設備監控執行辦法，以爲實施之依據，至於具體執行，則由2020年3月，高檢署下設的科技偵查中心之科技監控組負責。故若能搭配電子監控爲多元替代手段之使用，除可避免動輒羈押外，亦能有效防止被告逃亡。

只是在鍾文智案，即便有逃亡之前例，第二審亦遭重判且犯罪所得超過4億元，但爲何保釋金額提高至1億元，即足以防逃而無庸電子監控，就令人費解。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此等決定應以裁定爲之，除須當庭宣示外，更應在事後製作裁定書說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以讓其有抗告機會。故法院在當初，若未當庭宣示，亦未說明理由，更不可能有裁定書通知下，此程序實存有重大嚴重之瑕疵。換言之，此裁定根本自始不存在，則何來如今的所謂補正？更何況，所謂略式裁定，亦未說明理由，致也無亡羊補牢之效。

而如此重大的濫權違法，實非送法官評鑑可了事。因關於羈押、保釋等之相關法定程序，乃屬法官日常且核心之職權，若要說是無心之過，而無涉刑法第124條的枉法裁判罪，反令人對法官的法律專業，產生強烈之質疑。更糟的是，如果當初的所謂裁定，根本不存在，還於事後可以補正方式公開，恐還涉及僞造公文書罪，甚至踩到公務員圖利罪之紅線。故面對如此的司法不堪，必不可由司法院關起門來自律究責，而應是由檢察機關來進行偵查。

（作者爲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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