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財政分工有別 普發現金宜由中央主導（遊士儀）

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匡列特別預算上限爲5450億元新臺幣，並明定每人普發現金1萬元。在行政院決定不覆議後，賴清德總統1日依法正式公佈此特別條例。（本報資料照片）

近期有輿論主張，各縣市應比照中央作法，以地方超徵稅收普發現金予民。此類主張雖看似迴應民意，但在制度層面卻混淆了中央與地方財政職能的分工，忽視公平性與政策的長遠可行性。

多數普發現金政策來自中央政府主導，而非地方零散執行。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期間與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聯邦政府皆透過 IRS（國稅局）依據納稅資料直接撥款，發放經濟刺激支票，配有臨時法案與預算審查機制。新加坡從2008年起推出「成長紅利」(Growth Dividends)，將財政盈餘回饋公民，由中央制度化發放，與醫療、住房等社會支持措施整合執行。南韓2025年則由中央推動總額超過10兆韓元的現金券或消費券方案，凡合資格國民可獲150,000至520,000韓元的消費券，實施由中央規劃、地方配合執行，目標爲穩定內需及扶植高風險產業。這些案例共同顯示：普發若要有效運作，多數都是建立在中央統籌、條件明確與制度一致的基礎上。

中央與地方在財政結構和功能上本就有所不同。中央擁有較多元的稅收來源（如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並具備跨年度資源調度與國家整體戰略規劃能力；相較之下，地方政府的財源主要依賴中央統籌分配與補助，自有財源（如地價稅、房屋稅）受限於稅基規模與地區經濟條件，無論財源規模或使用彈性皆與中央層級不同。地方推動普發現金，不僅可能擴大區域間財政落差，也容易導致執行與資源調配上的混亂。

當前臺灣仍面臨出口市場波動、對美關稅談判未明，且新臺幣升值對產業已產生實質成本壓力。在此情況下，普發現金作爲振興政策的一環，應由具備整體調度能力的中央政府統籌推動，並結合完整制度設計與政策目標連動，如穩定消費、提振市場信心。同時，也須規劃配套措施，例如針對匯率衝擊之短期支援，爲企業提供即時紓困，而非僅以政治口號安撫民意。（作者爲大學經濟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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