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爲什麼會失敗》給AI時代的啓示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奇點漫遊者，作者：賽先聲，原文標題：《深度·諾獎鉅著〈國家爲什麼會失敗〉給AI時代的啓示》

爲什麼有些國家的人民住在豪宅裡，擔憂着卡路里過剩，而另一些國家的人民卻在爲下一頓飯或乾淨的飲用水掙扎？答案往往隱藏在制度之中，正如榮獲2024年諾獎的著作《國家爲什麼會失敗》中所揭示的那樣，這些制度的性質——是“包容性”的，旨在讓更廣泛的人羣參與並受益，還是“掠奪性”的，服務於少數精英對財富和權力的攫取——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令人費解的貧富鴻溝。

回顧歷史，這種制度的分野早已上演過無數次。古雅典的公民大會嘗試了一種權力分散、鼓勵辯論和參與的模式，孕育了哲學和藝術的輝煌。相比之下，同時代的波斯帝國則對人民進行橫徵暴斂，最終使其在面對希臘城邦聯盟時一觸即潰。同樣，中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憑藉其相對開放的商業制度和保護商人利益的法律框架，一度成爲地中海的經濟奇蹟。然而，當其制度逐漸封閉，精英階層固化自身特權，限制了新來者的機會時，威尼斯的創新活力便開始衰退，最終被更具包容性的競爭對手（荷蘭和英國）所超越。

歷史反覆提醒我們：允許更多人蔘與遊戲，並確保遊戲規則相對公平，是通往長期繁榮的更可靠路徑。掠奪性的制度或許能在短期內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它們往往會扼殺長期的創新動力，並因內部矛盾和僵化而最終走向衰落。

現在，奇點將至，我們正在創造出不僅能替代體力勞動，更能替代認知勞動的“生命體”——AI。AI可以駕駛汽車、診斷疾病、創作音樂、管理投資，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我們更瞭解我們自己。這無疑帶來了巨大的希望：疾病可能被攻克，氣候變化或許能找到解決方案，物質生產力可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正如核能既可發電也可毀滅世界一樣，AI這股強大的力量將如何重塑我們精心構建的制度大廈？它會成爲打破貧富差距、賦能全人類的終極工具，還是會淪爲固化權力、製造數字奴役的新型枷鎖？

答案，或許依然藏在那些古老的制度基因裡。AI本身沒有預設的立場，它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並放大我們社會原有的結構和傾向。因此，探討AI將把我們帶向何方，我們必須審視，當這股史無前例的技術浪潮衝擊我們現有的“包容性”和“掠奪性”制度時，各自可能會發生怎樣的演變？這不再是關於蒸汽機取代了多少紡織工，或者計算機讓多少打字員失業的問題，而是關乎人類作爲一個物種，在可能不再需要大規模勞動的情況下，如何組織自身，如何分配資源，以及如何定義“生存”與“生活”的意義。

想象一個擁有強大包容性制度傳統的社會——比如今天的北歐國家，或者一個理想化的民主共和國。在這裡，權力相對分散，法治得到尊重，社會成員習慣於通過協商和投票來解決分歧，並且普遍認同社會契約的重要性，即國家有責任保障公民的基本福祉。當AI革命來臨，自動化開始大規模取代人類工作崗位時，這樣的社會會如何反應？

首當其衝的挑戰是“無用階級”的幽靈。如果數百萬乃至數十億人的經濟價值趨近於零，他們將如何生存？歷史上，失去生計的人們往往會成爲社會動盪的根源。從羅馬共和國晚期失地農民涌入城市，到工業革命時期被機器排擠的手工業者發動盧德運動，經濟結構的劇變總是伴隨着痛苦的社會調整。然而，包容性制度的優勢在於其內在的適應性和對廣泛民意的迴應能力。面對AI帶來的失業潮，這些社會不太可能坐視大規模貧困和絕望的蔓延。

最合乎邏輯的應對方案，便是我們今天已經開始討論的“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或“普遍基本服務”（Universal Basic Services， UBS）。這並非什麼全新的概念，其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甚至更早的社會互助理念。但在AI時代，它可能從一種激進的社會實驗，轉變爲維持社會運轉的必要條件。當財富的創造越來越依賴於算法和機器人（這些本質上是全人類知識積累的產物），而不是個人的直接勞動時，通過稅收（例如對AI運營利潤、數據使用、碳排放，甚至是機器人本身徵稅）將一部分財富重新分配給所有公民，就顯得既公平又務實。UBI提供定期的現金，讓人們自由選擇如何滿足需求；UBS則提供免費或高度補貼的住房、醫療、教育、交通等核心服務。

UBI和UBS兩種模式並非相互排斥，很可能以混合形式出現。它們的目標是一致的：確保在勞動不再是獲取生活資料主要途徑的世界裡，每個人都能享有尊嚴和基本保障。這不僅僅是出於人道主義關懷，更是爲了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循環。畢竟，如果大部分人都一貧如洗，那麼AI生產出來的海量商品和服務賣給誰呢？沒有消費，經濟系統就會崩潰。從這個角度看，UBI/UBS可以視爲一種面向未來的“社會紅利”，是技術進步成果的全民共享機制，就像歷史上建立的養老金和失業保險是爲了應對工業化帶來的新風險一樣。

然而，僅僅解決溫飽問題就夠了嗎？人類並非只滿足於吃飽穿暖的生物。工作不僅僅是謀生手段，它還提供了身份認同、社會聯繫、成就感和生活意義。當傳統的工作消失，社會是否會陷入大規模的空虛和無聊？我們會不會變成一羣整天沉溺於虛擬現實和廉價娛樂的“沙發土豆”？這確實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也許是包容性制度在AI時代面臨的更深層次的危機——“意義的危機”。

爲了應對這一危機，包容性社會可能會鼓勵和支持新的“工作”形式，這些工作或許不直接產生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價值，但對社會福祉和個人成長至關重要。例如，投入更多資源支持藝術創作、科學探索、哲學思辨、社區服務、環境保護、人際關懷（尤其是對老人和兒童的照料，這些領域AI短期內難以完全替代人類的情感連接）。教育體系可能需要徹底改革，從培養“就業技能”轉向培養“生活能力”——批判性思維、創造力、情商、適應性以及終身學習的能力。社會可能會發展出新的評價體系，認可和獎勵那些對社區、文化或知識做出貢獻的人，即使這些貢獻無法用金錢衡量。

同時，公共生活本身可能會變得更加重要。當人們從日常勞作中解放出來，或許會有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公共事務的討論和參與。對AI倫理的辯論、對資源分配方案的監督、對社會發展方向的抉擇，都可能成爲公民參與的新焦點。包容性的制度需要不斷進化，確保權力持續分散，防止科技精英或官僚集團利用信息優勢壟斷決策。算法的透明度、問責制以及對數據隱私的保護將成爲核心議題。我們需要確保AI服務於公共利益，而不是被少數人用來操縱民意或固化偏見。歷史上，印刷術的普及既推動了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也曾被用於煽動仇恨和戰爭。AI作爲信息處理和傳播的終極工具，其治理結構將決定它最終是促進民主，還是摧毀民主。

因此，在包容性制度的框架下，AI革命的最終結果可能並非一個簡單的烏托邦。它更像是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複雜圖景。一方面，我們有機會擺脫物質匱乏的古老詛咒，實現更高層次的個人發展和社會和諧。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警惕意義的失落、社會活力的衰退以及新型控制方式的出現。這需要持續的社會創新和治理創新，需要我們不斷地重新談判社會契約，確保技術進步真正服務於全體人類的福祉。這就像駕駛一艘擁有先進導航系統（AI）但需要全體船員（公民）共同決定航向（制度）的巨輪，駛向未知的水域。

現在，讓我們將目光投向那些被掠奪性制度主導的國家。在這些地方，權力高度集中在一小撮特權者或經濟精英手中，法律是統治者的工具而非準繩，腐敗橫行，大部分民衆被排斥在權力和財富分配體系之外。從古羅馬晚期貴族寡頭壟斷土地，導致自耕農破產，社會矛盾激化，到近代許多資源詛咒國家，自然財富被少數權貴攫取，民衆卻深陷貧困。掠奪性制度的核心邏輯始終是“榨取”而非“共贏”。當AI這柄雙刃劍落入這樣的統治者手中時，它會帶來什麼？

答案几乎是令人不寒而慄的。掠奪性精英們不太可能將AI視爲解放生產力、造福全民的工具，而更可能將其看作是強化統治、提高榨取效率、消除反抗威脅的終極武器。

首先，對於大規模失業問題，掠奪性制度的反應將截然不同。它們幾乎沒有動力去實施真正意義上的UBI/UBS。爲什麼要給那些失去經濟價值、又可能構成公共威脅的“無用”民衆發錢，增強他們的獨立性和議價能力呢？精英們可能會認爲，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或許是通過嚴格控制的、帶有羞辱性的救濟系統，或是利用廉價的虛擬娛樂麻痹大衆）就足夠了，甚至可能將大量失業人口視爲需要嚴加看管的潛在麻煩製造者。他們可能更傾向於將AI帶來的巨大財富用於鞏固自身權力、購買奢侈品、延長自身壽命、加強軍事和警察力量，而不是投資於公共福利。

其次，AI的監控和控制能力將被髮揮到極致。想象一下，無處不在的攝像頭、面部識別、語音識別、步態識別、社交媒體監控、網絡活動追蹤……所有這些數據都被強大的AI算法實時分析，用於預測和識別任何潛在的異見或反抗行爲。社會信用系統可能被全面推行，公民的服從度被量化打分，分數直接關係到他們能否獲得工作、住房、醫療甚至出行許可。這並非遙遠的科幻場景，其雛形在某些地方已經出現。在掠奪性制度下，AI將成爲奧威爾《1984》中“老大哥”的數字化、全天候、超高效版本。任何對精英統治的挑戰，都可能在萌芽狀態就被精準扼殺。

此外，AI技術和由其產生的數據、財富將被精英階層牢牢壟斷。他們會控制關鍵的AI基礎設施（如算力中心、核心算法），限制技術知識的傳播，確保只有符合其利益的應用得到發展。教育系統可能被設計成培養順從的螺絲釘，而不是具有批判思維的公民。創新或許會在某些領域（如軍事、監控技術）得到鼓勵，但任何可能威脅到現有權力結構或財富分配格局的技術或思想都會被壓制。這就像歷史上某些帝國爲了維持穩定而抑制商業或技術發展一樣，最終導致整個社會陷入停滯。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將走向極度的兩極分化。一端是掌握着AI和數據權力、生活在數字堡壘中的極少數精英，他們可能利用基因編輯、腦機接口等技術進一步強化自身，甚至在生物學意義上與普通人拉開距離，成爲某種“超人類”。另一端則是廣大的普通民衆，他們生活在被嚴密監控、經濟上被邊緣化、權利被剝奪的環境中。他們或許能享受到一些AI帶來的廉價消費品或娛樂（作爲麻醉劑），但他們的生活質量、自由度和發展機會將受到極大限制。

這就是典型的“賽博朋克”場景：高科技與低生活並存，霓虹閃爍的摩天大樓下是骯髒破敗的貧民窟，技術奇蹟與社會絕望形成刺眼對比。威廉·吉布森等科幻作家描繪的未來，可能並非杞人憂天，而是掠奪性制度與先進技術結合後的殘酷現實。

更可怕的是，這種由AI強化的掠奪性制度可能比歷史上任何專制政權都更加穩固。過去的暴君還需要依賴大量的人類官僚、士兵和秘密警察來維持統治，這些人本身也可能產生異心或效率低下。而一個由AI驅動的控制系統，可以更高效、更精準、更不知疲倦地執行監控和鎮壓。反抗的成本和難度將變得空前之高。

因此，對於那些深陷掠奪性制度泥潭的社會而言，AI革命可能不是帶來解放的福音，而是通往一個更深、更黑暗、技術壁壘森嚴的“數字牢籠”的單程票。在這裡，技術進步非但沒有縮小貧富差距，反而將其固化甚至擴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國家的失敗，將以一種全新的、高科技的形式上演。

那麼，我們最終會走向何方？是邁向一個由AI賦能、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人類追求更高價值的“數字雅典”，還是墮入一個由算法統治、貧富懸殊、自由被窒息的“賽博羅馬帝國晚期”？

歷史並非由技術決定，而是由人類的選擇塑造。AI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用來建設，也可以用來破壞；既可以用來賦能，也可以用來奴役。決定其最終影響的，是我們圍繞它建立起來的制度——那些我們共同相信並賴以行動的規則和故事。

今天，我們正處於一個關鍵的歷史節點（critical juncture），就像歷史上每一次重大技術變革或社會危機之後那樣。我們如何監管AI的發展？數據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歸誰？AI產生的巨大財富應該如何分配？我們是否要重新定義工作、價值和公民身份？這些問題的答案，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未來的社會形態。

如果我們選擇加強包容性制度——捍衛民主、法治和人權，推動更公平的財富分配機制（如UBI/UBS），促進教育改革以適應新時代，確保對AI技術的民主監督和倫理約束——那麼我們或許有機會駕馭AI的力量，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這需要巨大的公衆意願、社會共識和持續的努力，需要我們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阻撓和人性的弱點。

但如果我們放任自流，或者更糟，讓掠奪性的邏輯主導AI的應用——允許權力不受制約地集中，容忍數據被濫用，對日益擴大的不平等視而不見——那麼，賽博朋克的黯淡前景就很可能成爲現實。技術將成爲製造分裂、加劇剝削、固化專制的工具，最終可能導致社會崩潰或人類自身的異化。

值得注意的是，現實世界很少是純粹的“包容”或“掠奪”，大多數國家都處於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並且內部也存在着不同制度邏輯的博弈。AI革命可能會加劇這種內部張力，迫使社會盡快做出更明確的選擇。

例如，在一個原本相對包容的社會裡，如果對AI帶來的財富分配不當，導致大規模失業和社會不滿，也可能引發社會動盪，最終滑向更具掠奪性的方向。反之，即使在一個掠奪性較強的體制內，如果外部壓力或內部覺醒足夠強大，也可能抓住AI變革的契機，推動制度向更包容的方向變革（儘管這通常更爲困難）。

最終，這場由算法引發的終極審判，審判的不是機器，而是我們人類自己，是我們建立和維護社會秩序的能力，是我們選擇合作共贏還是零和博弈的智慧。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圍繞着篝火，開始講述關於神靈、英雄和規則的故事，構建起最初的社會秩序。今天，我們圍繞着閃爍的數據流和複雜的算法，依然在講述關於未來、公平和權力的故事。我們選擇講述什麼樣的故事，並將其轉化爲我們共同遵守的制度，將決定我們在創造出比自己更聰明的存在之後，是迎來黃金時代，還是走向自我毀滅。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制度並非一成不變，它們是人類持續創造和鬥爭的結果。從美索不達米亞的泥板法典，到互聯網時代的區塊鏈智能合約，我們一直在努力構建更好的合作框架與協議。面對AI這股塑造未來的強大力量，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審慎地設計和選擇我們的制度。因爲這一次，我們所做的選擇，其影響之深遠，可能將超越我們之前經歷的一切。這不僅關係到國家的成敗，更關係到人類文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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